改变“驻京办”生存的制度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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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驻京办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改革问题,而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双方财政税收分配结构的调整,也涉及中央政府各部门管理权限的调整。
  
  有消息称,有關主管部门已经出台一个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管理的红头文件,未来6个月内,数千家驻京办将被撤销。撤销范围涉及: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各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他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单位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县、县级市、旗、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有52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20家,县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基本上可以说,县级以上的每个地方政府在北京都设立了驻京办。另外,各级(主要是省)政府职能部门及各类开发区管委会在北京也设立了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同样设立联络处,加起来各类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这些驻京办、联络处作为各种机构在北京设立的神经末梢、接待站,充当了“跑部钱进”的中转站,是地方官员们迎来送往的馆驿,自身又是商业性机构,拥有众多物业。凡此种种,已经引起民众反感。尤其是近几年来,驻京办还承担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截访”,更是引起舆论极大反感。因此,撤销驻京办。可谓民心所向。
  但是,驻京办并不是说撤就可以撤掉的。因为,一些驻京办本来就不是政府有关部门下令设立的。而是自然出现的。观察表明,目前列入政府拟撤销名单内的那些驻京办,多数是在进入90年代后陆续设立的。这些政府、开发区、企业花贵巨大人力、物力在北京设立专门联络机构,实在是势所必然。
  最大的“势”就是,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及其各种部门管理经济社会等各类事务的权重在不断加大;在分税制改革滞后,中央政府拥有的财力不断增强,乃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身处这种制度与财政环境中,地方政府不得不频繁地往来北京。其一是为申请项目审批,其二是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前者是迫不得已,后者则利益巨大。正是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诱导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及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设立联络机构,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增进感情,建立关系。人们还记得,2008年底,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刚一出台,各级政府拉项目的人就纷纷冲往北京。
  当然,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一纸政令,要求市级政府以下的各类政府、开发区等等撤销其驻京办、驻京联络处。但是,只要上述制度环境不变,则被撤销的那些驻京办必然会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变相存在。这样的形态,反而更不利于管理、监督,更容易滋生腐败。
  因此,撤销驻京办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改革问题,而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双方财政税收分配结构的调整,也涉及中央政府各部门管理权限的调整。仅以中央地方财税结构调整为例,要从制度上改变驻京办、驻京联络处生存的土壤,似乎可以着手进行如下工作:
  第一,渐进地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1994年分税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立刻发生逆转,中央政府财力大增,而地方政府财力削弱。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并无相应调整。结果导致诸多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走上依赖土地财政之路,从而造成房地市场的畸形繁荣,中国经济结构严重房地产化。同样,中央政府不得不设立大量财政转移项目。地方政府为争取这些资金而展开了激烈竞争。控制驻京办滋生的根本措施就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使之大体匹配。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缩小。地方政府跑北京的动力就会减弱。
  第二,即便仍然保留一些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应当改变具体操作办法。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中,有相当数量属于特殊性转移支付,以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专项资金的方式运作。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诱导地方相关职能部门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分头向各自对口的部门争取资金。改革的方向是缩小这类转移支付,将其归并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这一改革还有一个好处,转移支付资金可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接受当地人大监督,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三,提高中央政府进行审批、转移支付的透明度,从而减少地方政府搞关系的动力,而建立和维持关系,是地方设立驻京机构的重要考虑。
  总之,驻京办制度在当下政一经制度框架下有其内在必然性。当然,驻京办也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诱致其形成、繁荣的制度上下手。概括地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对自身的政策与办事流程进行根本变革,如此,地方政府在北京活动并无什么收益,自己就会撤销驻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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