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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2005年10月，我的好朋友——罗氏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胡沫博士来上海参加市长咨询会及上海罗氏公司董事会。他告诉我，全球有可能暴发禽流感，许多国家的政府争向罗氏订购“达菲”，中国香港政府按人口的15％作了政府采购储备，等等。我当时立即联想到“非典”那时的状况：大批人员受到感染，一时却找不到特效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