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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1-23
作者简介：滕曼曼，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210097）
摘 要：大学在科学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和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复兴和巨大的进步。然而，人们对于科学的过度崇拜，使得“科学主义”取代了科学。“科学主义”是一个恶兆，给大学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常识的失落、制度的异化、学术共同体的衰落以及学术的技术—资本主义。面对“科学主义”对于大学的侵害，面对大学自身的困境和大学中人的危机，沉默只会纵容事态的发展。只有正视这些困境，破除“科学主义”迷信，大学与科学才能更好地相互促进发展。
关键词：大学；科学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困境
科学在17世纪的西方大学中是受到排斥的，大多数科学知识是在大学之外产生的。直至19世纪，自然科学才被真正引入大学。大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智力、物资和制度上的保障，成为科学发展的温床。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学，科学和技术就不会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那么快的发展” [1]。同时，科学也给处于宗教压制下的“黑暗和迷茫”的大学带来了理性的曙光，为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大学的复兴。作为大学的“救世主”，科学被赋予无与伦比的光环，享受着大学的顶礼膜拜。如今，科研已经成为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进行科研的大学才是现代大学，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可以说，大学需要科学，甚于科学需要大学。[2]然而，所谓“物极必反”：科学就像探照灯一样，从来没有把批判和反省的光芒指向自身。科学逐渐发展成为“科学主义”，科学强调的理性精神演变为“理性的狂妄”。在“异化”的科学及理性精神主导下，大学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常识的失落、制度的异化、学术共同体的衰落以及学术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只有正视和积极应对困境，破除“科学主义”迷信，发扬科学的批判理性精神，科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大学与科学才能共生共存，继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学术生态系统。
一、常识的失落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逐渐冲破了神学的桎梏，它不仅被引入大学，而且逐渐被引入国家和市场、企业，并占据了社会的中心地位。科学所强调的实证和理性精神对于处在迷茫中的大学无疑是一剂振奋剂，引导大学走出了“冰河期”，并使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大学的成功彰显了科学无可置疑的巨大作用。科学被推上了“神坛”，“达到了超越宗教的、精神的、超验的‘信仰体系’的地位，从而获得了确定的无上性”[3]。科学在被“神化”的过程中逐渐异化为“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扭曲，它“不同于科学观点，它并不是不带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是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4]它意味着一切以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和知识为圭臬，没有被科学和理性所证实和理解的一切事物，都是被否认和拒绝的。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常识。所谓常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是日积月累的知识，是与生活紧密相关、人人都知道并对大众有好处的知识。常识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于大学亦是如此。“与科学所生产的理性知识相比，源于经验理性的常识则支配了大学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对于大学而言，常识意味着学术传统。”[5]大学正是凭借这些不证自明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屹立于世界八百多年，并保持基业长青。
吊诡的是，人们普遍相信，只要是“科学”就是正确的。哪怕科学所说的和常识差之甚远，甚至违背了常识，最终科学肯定是胜利者。因此，大学的发展和改革都是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进行的，大学的传统和常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结果是，大学表面更加光鲜亮丽，却已经面目全非，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针对这一现象，“奈特曾经发出过‘对理性的信仰是可错的’的呼吁，那么，理性既然可错，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当然可错”[6]。如此看来，常识是可错的，未必是真理；科学也是可错的，应该具有“可证伪性”，也未必是真理。常识和科学都是可错的，都未必是真理，那么就应该得到客观同等的对待，不应该迷信科学和理性。常识作为一种经验理性，更体现为一种人文性质的关怀，关注的是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与之相反，科学所强调的实证主义，则是把大学分割为碎片，每个碎片就成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和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强调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根本分离，否定道德因素。如此以往，客观事实取代了价值，大学丧失了人文性。毋庸置疑，只有混合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人类，才可能生存到未来。我们的经验可能失败，我们的理性可能失败，但经验与理性的混合可能降低我们失败的概率。[7]总之，科学在跟神学的斗争中走得太远了，以致走到了相反面，成为一种新的迷信——科学主义。科学不能把一切都置于其控制之下，如果科学继续这样走下去，其结果只能是重复历史的“悲剧”，最终将成为“闹剧”。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组织，发展过程中日积月累而生成的常识和传统是它宝贵的财富。如果失去了这种“天经地义”的常识，仅仅依靠科学和理性，大学必将行之不远。
二、制度的“异化”
人类在创造自身文明的过程中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制度、规则和观念，尽管它们是人类自身的发明创造，却反过来束缚人类，外在于人类。[8]这就是黑格尔（G.W.F. Hegel）认为的“异化”。组织与制度相互依存，“异化”的制度可能造就组织的“异化”，而“异化”的组织就可能不是组织中人的保护者，反而成了他们的毁灭者。不幸的是，大学正在遭受着这一厄运。科学被引进大学，并得到迅速的制度化，使得人类的理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科学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学的方方面面都以“科学”为指导。作为制度化组织，大学制度自然是首当其冲。现实情况是，本来是人创造出来并用来服务于人的比较合理的制度，却随着时间发展和情境的不同，反而逐渐转换为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利于人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成为了附庸，处处受到限制和制约。
“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于把研究对象简单化，具体的数字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因此，数字成为科学的本质性语言，以此来取代具体的事物，并通过“科学”的划归方法，把多样的事物统一于可数字化的东西。因此，大学中不论多么复杂的事情——大学的招生情况、科研情况、学生的学习情况、教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都可以还原为一组组的数字，而这些数据决定了大学的排名和地位，这也是现代大学所追逐的。大学排名是经过外部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做出的，其中大学中学术人员发表的科研论著的数量已经成为对大学进行评价的主要标准，因而科研论著数量也成为大学对学术人员进行考察的基本标准。如何提高科研论著的数量，即如何提高学术人员的工作效率成为大学迫切要解決的难题。因此，追求效率最大化和“理性至上”的科学主义管理就为大学所重视和采纳。科学主义管理认为，一切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效率，而人的主观意志和经验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必须被排除。作为理性的产物并致力于提高管理效率的制度则成为“新宠”，大学对于制度的依赖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学制定了一系列刚性管理制度，日益强化对学术人员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刚性绩效考核。学术人员成为制度这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们已经被半机械化了，只需按照程序完成所有的技术性工作，就可以得到“奖励”，多余的思考是不必要的。每天如此循环往复，灵魂被掩埋了，无论怎样地努力工作，在机械化程序中工作的人再也感受不到工作过程中的快乐。可以说，“在追求知识生产效率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大学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技术性活动，必然会失去反思性、公正性和艺术性等与人类的健全思维息息相关的东西”[9]。在这样的知识生产环境下，学者们“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以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10]。这种缺乏思考和激情的人生必定造成一个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荒芜，试问，在干裂的土地上又如何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异化”，对于大学而言，意味着一场灾难：大学成为批量生产会说话的零件的机器。纵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数字，获得了更高的排名和地位，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其实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失去灵魂的大学只能成为一堆废墟。在此，我们必须谨记杜威的一句箴言：个人的心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只有个人的心灵才是那个使传统和制度发生变化的器官。[11] 三、学术共同体的衰落
科学的引入促进了大学的复兴，然而也给大学带来了危机——学术共同体的衰落。可以说，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那个时代所论述的“文法神医”的系科之争演变为我们这个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系科之争。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曾论证过：“在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缓慢发展过程中，‘科学’一词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特别狭隘的含义，也不存在把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殊尊严的做法。……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切性。”[12]自那以后，自然科学便不断修筑并加固自己的城墙，拆去互通的桥梁。学科以他人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和教义、严格的专业训练为理由，将他人拒之门外，他人必然也会以拒绝他的进入作为补偿。就如“一旦有人进入他们的地盘，鸟会长鸣，狗会长吠等等”一样，莫兰（Edgar Morin）曾讽刺，“这种哺乳动物的行为在人类身上已经大大减弱，除非在大学教授和科学家那里”[13]。作为学术人员，本来就应该不囿于自己的专业，并全身心致力于解决问题和追求新知，现在却被“外行不得入内”的声音吓住了，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岂不是一种悲哀。“学术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于其成员开展有组织的对话，同时信守某些准则：追求真理，言语诚实，提出合理建议，并采用适当的沟通方式。……尽管不同学科的真理标准和话语规则各不相同，但各个学科成员都必须按照各自所见实际情况阐明事实真相，以其他学科成员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并确保其可靠性。”[14]此外，各个学科知识的生产倾向于对自己的领域进行更深的挖掘，造成学科在一个越来越逼仄的领域内固步自封。学术人员则成为对于学科之外的事物漠不关心并一无所知的“新蒙昧主义”者。学者只有在自己的学科专业内才能获得教学和科研所需的资源，进而取得成果、获得名望和地位，以此获得更多的资源。不仅如此，由于职业中大量不安全的因素，使得学者们的学科专业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和避风港。由于资源分配和职业安全问题，使得学者更加依赖自己的学科专业，而忽视了大学这个整体。因而学术人员对于大学的忠诚转向对于学科领域的忠诚，大学作为一个连接紧密的共同体必然会受到损害。
学科之间的壁垒造成了大学共同体的分裂，而人文社会学科对于自然科学的模仿，更加使得大学人把以“学术为志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起初，所有科学研究都包含在哲学之中，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活意义。之后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脱离出来，并竭力争取成为与哲学相异甚至截然相对的知识形态。在理性主义的操纵下，自然科学研究不再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和人类整体的幸福，而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大学不再是知识或学术共同体，而成为科学征服一切的实验基地。大学学者们“把那些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对人们的健康和家庭生活有更直接价值的应用完全置之脑后”。“这就使得各种学科的发展变得极不平衡。可以比较直接地带来利润的物理学和化学欣欣向荣；生物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奄奄一息。”[15]处于劣势的人文社会学科，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开始千方百计地向取得辉煌成就的自然科学“靠拢”。在现代大学中，只有拥有充足资金的学科才能更好地发展。在国家拨款逐渐减少，国家—大学的关系日渐疏远的情况下，大学的学科发展转向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市场。市场是讲究效率和利益的地方，大学的公平原则可适用于市场的公平原则。在市场中，你能给对方带来多少利益，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市场倾向于可以最快应用并取得效益的研究成果。自然科学领域自然具备了天然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也各施所能，尽可能地向市场靠拢，以取得权力和金钱。大学学者们不再以学术为志业，科学研究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知，知识仅仅成为他们获取利益和地位的一种资本，学术研究则是赚钱的手段。学科的分裂导致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分裂，而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盲目的模仿，亦造成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学术追求的衰落。正是因为学科壁垒的存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不均衡，使得“科学并没有获得既能满足人们情感需求又能满足人们想象需求的对世界全面综合的认识”，“科学只是发现了成千上万个零散的事实而已”。[16]如果人们接受的是零散的被割裂的知识，那么如何能够发展成为心智健全的完整的人呢？因此，如何保持学科之间微妙的平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和深思的问题。
四、学术的技术—资本主义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规模庞大、设备昂贵，个人无力承担巨额的研究经费。国家将大学推向市场，加大他们之间的竞争，相对减少对大学的公共拨款。大学—国家的关系逐渐减弱，大学不得不积极地向外界寻求资金与资助。市场与企业的发展，使得其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占有大量人才和知识的大学成为他们获取所需的最优的选择。企业大量的资助与资金投入又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持与希望。因此，为了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大学科研必然要迎合其资助者的需求。为了回应资助者的需求，科学研究者不得不从进行基础研究转向面向市场的应用科学技术研究，科研成果尤其是技术成果成为大学与市场和企业交换资源的“筹码”。市场和企业对于科学成果中可以快速投入生产并取得收益的技术成果更感兴趣，更着意于使那些對它们有实际应用性价值的研究能够开展下去。 “如此以往，大学仍然是大多数对社会有用的科学和越来越多的技术科学发展的中心所在，也就是说，科学是面向实用目的的。”[17]显而易见，“科学主义”落实到大学科学实践中，就表现为“技术主义”——一切以生产“有用的”、具有市场效益的技术成果为目的。因此，在技术官僚体制盛行的大学中，学者“已经不再有某种追求知识的原初愿望推动研究者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技术领域中的发现所带来的金钱奖励有助于维持科学研究的继续进行，尽管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已经消失……奖金的提供，使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并未因科学本身而热爱科学却也能投身于为做出有意识的发现而进行的工作。”[18]科学越来越表现出对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的关心，科学研究是对技术科学成果的追逐，而不是基于学者好奇心和追求知识的原初意志。可以说，技术化是一条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边界，边界的另一边或许就是死亡的深渊，技术化亦是如此。林语堂曾语：人生应当是艺术的而不是技术的。同样可以说，大学应当是人文主义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更不是技术主义的。大学不能从“生产和传播高深和自由的知识”的象牙塔沦落为“科学和技术”的堡垒，因为那时大学所有的愿景都将消逝。
作者简介：滕曼曼，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210097）
摘 要：大学在科学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和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复兴和巨大的进步。然而，人们对于科学的过度崇拜，使得“科学主义”取代了科学。“科学主义”是一个恶兆，给大学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常识的失落、制度的异化、学术共同体的衰落以及学术的技术—资本主义。面对“科学主义”对于大学的侵害，面对大学自身的困境和大学中人的危机，沉默只会纵容事态的发展。只有正视这些困境，破除“科学主义”迷信，大学与科学才能更好地相互促进发展。
关键词：大学；科学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困境
科学在17世纪的西方大学中是受到排斥的，大多数科学知识是在大学之外产生的。直至19世纪，自然科学才被真正引入大学。大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智力、物资和制度上的保障，成为科学发展的温床。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学，科学和技术就不会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那么快的发展” [1]。同时，科学也给处于宗教压制下的“黑暗和迷茫”的大学带来了理性的曙光，为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大学的复兴。作为大学的“救世主”，科学被赋予无与伦比的光环，享受着大学的顶礼膜拜。如今，科研已经成为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进行科研的大学才是现代大学，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可以说，大学需要科学，甚于科学需要大学。[2]然而，所谓“物极必反”：科学就像探照灯一样，从来没有把批判和反省的光芒指向自身。科学逐渐发展成为“科学主义”，科学强调的理性精神演变为“理性的狂妄”。在“异化”的科学及理性精神主导下，大学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常识的失落、制度的异化、学术共同体的衰落以及学术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只有正视和积极应对困境，破除“科学主义”迷信，发扬科学的批判理性精神，科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大学与科学才能共生共存，继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学术生态系统。
一、常识的失落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逐渐冲破了神学的桎梏，它不仅被引入大学，而且逐渐被引入国家和市场、企业，并占据了社会的中心地位。科学所强调的实证和理性精神对于处在迷茫中的大学无疑是一剂振奋剂，引导大学走出了“冰河期”，并使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大学的成功彰显了科学无可置疑的巨大作用。科学被推上了“神坛”，“达到了超越宗教的、精神的、超验的‘信仰体系’的地位，从而获得了确定的无上性”[3]。科学在被“神化”的过程中逐渐异化为“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扭曲，它“不同于科学观点，它并不是不带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是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4]它意味着一切以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和知识为圭臬，没有被科学和理性所证实和理解的一切事物，都是被否认和拒绝的。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常识。所谓常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是日积月累的知识，是与生活紧密相关、人人都知道并对大众有好处的知识。常识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于大学亦是如此。“与科学所生产的理性知识相比，源于经验理性的常识则支配了大学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对于大学而言，常识意味着学术传统。”[5]大学正是凭借这些不证自明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屹立于世界八百多年，并保持基业长青。
吊诡的是，人们普遍相信，只要是“科学”就是正确的。哪怕科学所说的和常识差之甚远，甚至违背了常识，最终科学肯定是胜利者。因此，大学的发展和改革都是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进行的，大学的传统和常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结果是，大学表面更加光鲜亮丽，却已经面目全非，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针对这一现象，“奈特曾经发出过‘对理性的信仰是可错的’的呼吁，那么，理性既然可错，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当然可错”[6]。如此看来，常识是可错的，未必是真理；科学也是可错的，应该具有“可证伪性”，也未必是真理。常识和科学都是可错的，都未必是真理，那么就应该得到客观同等的对待，不应该迷信科学和理性。常识作为一种经验理性，更体现为一种人文性质的关怀，关注的是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与之相反，科学所强调的实证主义，则是把大学分割为碎片，每个碎片就成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和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强调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根本分离，否定道德因素。如此以往，客观事实取代了价值，大学丧失了人文性。毋庸置疑，只有混合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人类，才可能生存到未来。我们的经验可能失败，我们的理性可能失败，但经验与理性的混合可能降低我们失败的概率。[7]总之，科学在跟神学的斗争中走得太远了，以致走到了相反面，成为一种新的迷信——科学主义。科学不能把一切都置于其控制之下，如果科学继续这样走下去，其结果只能是重复历史的“悲剧”，最终将成为“闹剧”。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组织，发展过程中日积月累而生成的常识和传统是它宝贵的财富。如果失去了这种“天经地义”的常识，仅仅依靠科学和理性，大学必将行之不远。
二、制度的“异化”
人类在创造自身文明的过程中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制度、规则和观念，尽管它们是人类自身的发明创造，却反过来束缚人类，外在于人类。[8]这就是黑格尔（G.W.F. Hegel）认为的“异化”。组织与制度相互依存，“异化”的制度可能造就组织的“异化”，而“异化”的组织就可能不是组织中人的保护者，反而成了他们的毁灭者。不幸的是，大学正在遭受着这一厄运。科学被引进大学，并得到迅速的制度化，使得人类的理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科学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学的方方面面都以“科学”为指导。作为制度化组织，大学制度自然是首当其冲。现实情况是，本来是人创造出来并用来服务于人的比较合理的制度，却随着时间发展和情境的不同，反而逐渐转换为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利于人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成为了附庸，处处受到限制和制约。
“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于把研究对象简单化，具体的数字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因此，数字成为科学的本质性语言，以此来取代具体的事物，并通过“科学”的划归方法，把多样的事物统一于可数字化的东西。因此，大学中不论多么复杂的事情——大学的招生情况、科研情况、学生的学习情况、教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都可以还原为一组组的数字，而这些数据决定了大学的排名和地位，这也是现代大学所追逐的。大学排名是经过外部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做出的，其中大学中学术人员发表的科研论著的数量已经成为对大学进行评价的主要标准，因而科研论著数量也成为大学对学术人员进行考察的基本标准。如何提高科研论著的数量，即如何提高学术人员的工作效率成为大学迫切要解決的难题。因此，追求效率最大化和“理性至上”的科学主义管理就为大学所重视和采纳。科学主义管理认为，一切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效率，而人的主观意志和经验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必须被排除。作为理性的产物并致力于提高管理效率的制度则成为“新宠”，大学对于制度的依赖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学制定了一系列刚性管理制度，日益强化对学术人员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刚性绩效考核。学术人员成为制度这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们已经被半机械化了，只需按照程序完成所有的技术性工作，就可以得到“奖励”，多余的思考是不必要的。每天如此循环往复，灵魂被掩埋了，无论怎样地努力工作，在机械化程序中工作的人再也感受不到工作过程中的快乐。可以说，“在追求知识生产效率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大学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技术性活动，必然会失去反思性、公正性和艺术性等与人类的健全思维息息相关的东西”[9]。在这样的知识生产环境下，学者们“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以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10]。这种缺乏思考和激情的人生必定造成一个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荒芜，试问，在干裂的土地上又如何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异化”，对于大学而言，意味着一场灾难：大学成为批量生产会说话的零件的机器。纵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数字，获得了更高的排名和地位，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其实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失去灵魂的大学只能成为一堆废墟。在此，我们必须谨记杜威的一句箴言：个人的心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只有个人的心灵才是那个使传统和制度发生变化的器官。[11] 三、学术共同体的衰落
科学的引入促进了大学的复兴，然而也给大学带来了危机——学术共同体的衰落。可以说，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那个时代所论述的“文法神医”的系科之争演变为我们这个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系科之争。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曾论证过：“在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缓慢发展过程中，‘科学’一词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特别狭隘的含义，也不存在把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殊尊严的做法。……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切性。”[12]自那以后，自然科学便不断修筑并加固自己的城墙，拆去互通的桥梁。学科以他人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和教义、严格的专业训练为理由，将他人拒之门外，他人必然也会以拒绝他的进入作为补偿。就如“一旦有人进入他们的地盘，鸟会长鸣，狗会长吠等等”一样，莫兰（Edgar Morin）曾讽刺，“这种哺乳动物的行为在人类身上已经大大减弱，除非在大学教授和科学家那里”[13]。作为学术人员，本来就应该不囿于自己的专业，并全身心致力于解决问题和追求新知，现在却被“外行不得入内”的声音吓住了，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岂不是一种悲哀。“学术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于其成员开展有组织的对话，同时信守某些准则：追求真理，言语诚实，提出合理建议，并采用适当的沟通方式。……尽管不同学科的真理标准和话语规则各不相同，但各个学科成员都必须按照各自所见实际情况阐明事实真相，以其他学科成员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并确保其可靠性。”[14]此外，各个学科知识的生产倾向于对自己的领域进行更深的挖掘，造成学科在一个越来越逼仄的领域内固步自封。学术人员则成为对于学科之外的事物漠不关心并一无所知的“新蒙昧主义”者。学者只有在自己的学科专业内才能获得教学和科研所需的资源，进而取得成果、获得名望和地位，以此获得更多的资源。不仅如此，由于职业中大量不安全的因素，使得学者们的学科专业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和避风港。由于资源分配和职业安全问题，使得学者更加依赖自己的学科专业，而忽视了大学这个整体。因而学术人员对于大学的忠诚转向对于学科领域的忠诚，大学作为一个连接紧密的共同体必然会受到损害。
学科之间的壁垒造成了大学共同体的分裂，而人文社会学科对于自然科学的模仿，更加使得大学人把以“学术为志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起初，所有科学研究都包含在哲学之中，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活意义。之后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脱离出来，并竭力争取成为与哲学相异甚至截然相对的知识形态。在理性主义的操纵下，自然科学研究不再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和人类整体的幸福，而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大学不再是知识或学术共同体，而成为科学征服一切的实验基地。大学学者们“把那些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对人们的健康和家庭生活有更直接价值的应用完全置之脑后”。“这就使得各种学科的发展变得极不平衡。可以比较直接地带来利润的物理学和化学欣欣向荣；生物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奄奄一息。”[15]处于劣势的人文社会学科，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开始千方百计地向取得辉煌成就的自然科学“靠拢”。在现代大学中，只有拥有充足资金的学科才能更好地发展。在国家拨款逐渐减少，国家—大学的关系日渐疏远的情况下，大学的学科发展转向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市场。市场是讲究效率和利益的地方，大学的公平原则可适用于市场的公平原则。在市场中，你能给对方带来多少利益，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市场倾向于可以最快应用并取得效益的研究成果。自然科学领域自然具备了天然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也各施所能，尽可能地向市场靠拢，以取得权力和金钱。大学学者们不再以学术为志业，科学研究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知，知识仅仅成为他们获取利益和地位的一种资本，学术研究则是赚钱的手段。学科的分裂导致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分裂，而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盲目的模仿，亦造成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学术追求的衰落。正是因为学科壁垒的存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不均衡，使得“科学并没有获得既能满足人们情感需求又能满足人们想象需求的对世界全面综合的认识”，“科学只是发现了成千上万个零散的事实而已”。[16]如果人们接受的是零散的被割裂的知识，那么如何能够发展成为心智健全的完整的人呢？因此，如何保持学科之间微妙的平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和深思的问题。
四、学术的技术—资本主义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规模庞大、设备昂贵，个人无力承担巨额的研究经费。国家将大学推向市场，加大他们之间的竞争，相对减少对大学的公共拨款。大学—国家的关系逐渐减弱，大学不得不积极地向外界寻求资金与资助。市场与企业的发展，使得其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占有大量人才和知识的大学成为他们获取所需的最优的选择。企业大量的资助与资金投入又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持与希望。因此，为了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大学科研必然要迎合其资助者的需求。为了回应资助者的需求，科学研究者不得不从进行基础研究转向面向市场的应用科学技术研究，科研成果尤其是技术成果成为大学与市场和企业交换资源的“筹码”。市场和企业对于科学成果中可以快速投入生产并取得收益的技术成果更感兴趣，更着意于使那些對它们有实际应用性价值的研究能够开展下去。 “如此以往，大学仍然是大多数对社会有用的科学和越来越多的技术科学发展的中心所在，也就是说，科学是面向实用目的的。”[17]显而易见，“科学主义”落实到大学科学实践中，就表现为“技术主义”——一切以生产“有用的”、具有市场效益的技术成果为目的。因此，在技术官僚体制盛行的大学中，学者“已经不再有某种追求知识的原初愿望推动研究者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技术领域中的发现所带来的金钱奖励有助于维持科学研究的继续进行，尽管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已经消失……奖金的提供，使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并未因科学本身而热爱科学却也能投身于为做出有意识的发现而进行的工作。”[18]科学越来越表现出对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的关心，科学研究是对技术科学成果的追逐，而不是基于学者好奇心和追求知识的原初意志。可以说，技术化是一条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边界，边界的另一边或许就是死亡的深渊，技术化亦是如此。林语堂曾语：人生应当是艺术的而不是技术的。同样可以说，大学应当是人文主义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更不是技术主义的。大学不能从“生产和传播高深和自由的知识”的象牙塔沦落为“科学和技术”的堡垒，因为那时大学所有的愿景都将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