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军事制度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孙子兵法》诞生以后，军事制度也开始系统化体系化衍变。而秦国由边陲小国，逐步发展为大秦王朝，其军事制度不仅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新时代改革强军战略也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从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等四个方面对秦国军事制度发展进行探讨。
　　关键词：秦国;军事;发展
　　一、法家思想主导了军事发展之路
　　秦国军事思想是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此后，法家主流思想主导了秦军统一之路。先秦前期，各诸侯国推行的世卿世禄制，限制了平民入仕的机会，容易导致世族拥兵自重，威胁王权。而法家学说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则有效的避免了上述问题。秦选择法家治国有其必然性，明朝朱熹评价秦人“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秦国重农尚武的风气与法家以耕战为本的思路高度契合。且当时的秦国变法图强想法极为迫切，《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儒家的道德仁义，道家的无为而治，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讲都犹如镜花水月，太过于理想主义。而法家学说以实际利益的为主攻方向，对于弱小的秦国来讲，既符合秦国国情，又迎合了统治者兴霸业的目的，使得法家思想在秦国发扬光大，并引领秦走上了强秦之路。在秦商鞅变法之前，法家學说的应用还属于“试点”阶段，如魏文侯支持李悝变法，使魏在诸侯国中脱颖而出，但继任者却没能继续变法，导致了贵族势力再度崛起。秦则不同，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内推崇法家，后继的惠文王、昭襄王直至秦始皇，法家的治国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始终主导着秦国军事发展，秦国崛起无不透露出法家“法”治精神，一直到秦王嬴政并吞六国，法家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政治体制为军事变革扫清了障碍
　　先秦初期政治制度依托于分封制。《左传》记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天子分封各地诸侯，诸侯必须听从天子命令，并为天子守卫疆土、交纳贡赋、朝拜觐见。周朝实行分封制，建立起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形政治体系。通过层层分封逐级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但随着受封国与封地原住居民的不断融合，地缘政治初步形成，各诸侯国开启了争霸纷争、群雄逐鹿的时代，中央集权无疑更为适应这样的霸权时代。先秦各国更替过程中，军权旁落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赵、韩、魏三家分晋。《资治通鉴》中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因此司马光也把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卫鞅三见孝公，最后“说之以霸道”，于是“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可见孝公之所以重用商鞅，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法家推崇的君权至上。《商君书·修权》记载“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商鞅变法打破了世袭制，施行郡县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政权和军权都完全受控于皇权。这种寓兵于农，把兵制和田制相结合的制度，改变了军政相互掣肘的局面，反而使行政体制与军事制度互为一体、相辅相成，促进了军事制度发展变革。
　　三、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为军事变革奠定了基础
　　富国无强军则面临兼并吞没的危险，强军而忽视国力发展则会陷入穷兵黩武的陷阱，战争根本目的就是在保全自身的情况下争取更大的利益。就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的动机与目的而言，《左传》记载大国疆域“皆数圻矣，要无侵小，何以至焉”，当时多以土地的多寡衡量国力的强弱，所以争夺土地是最主要目的。而土地正是农耕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前提。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人口增长，人口增多使得大规模战争成为可能。可以说军事力量的成长，生产力发展是必备的基础。因此当时的诸侯国多发展人口增强国力，《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便是当时秦国的发展人口的具体措施，而根据《国语》记载“宗庙之牺，为畎田之勤”、在长沙识字岭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凹口锄、杨家山墓出土的铁剑等史料文物推断，冶铁技术和牛耕在中原地区已经普及。大型水利工程如魏国开凿的邺渠，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等也促进了农业发展。特别是秦国的郑国渠“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秦国的经济实力大幅跃升，这为秦统一中国的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社会形势变化为军事变革提供了条件
　　春秋时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当时国与国之间多围绕争夺霸权，打胜之后多像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让诸国承认自己霸主地位。但到了战国时期则全然不同，统一天下逐步成为了争霸目标，重建天子成为大势所趋。孟子见梁惠王记载：“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这一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受盟纳贡发展到了争城夺邑、兼地略土，夺取国土城邦来统一天下的模式正是开启。守隘作战、多兵种协同作战等新模式开始蓬勃发展。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动辄“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史记 白起王翦列传》，秦白起“卒四十万……挟诈而尽坑杀之”，规模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也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种社会形势的变化使得战争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规模极度膨胀，虽然这种社会形势是对军队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巨大考验，但就军队发展而言，却是难得的巨大机遇，为军事力量不断完善提供了条件。
　　纵观整个秦军事发展史，秦国的军事制度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最终成熟于秦朝，马克思讲“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秦国军事力量发展衍变的过程，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进步，它作为巩固秦帝国的重要制度，为后世所继承发展和完善，影响深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对秦国军队制度的研究，不管是从先秦军事史研究的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探寻新形势下强军战略、改革强军、建设一流军队的角度讲，都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意义非凡。
　　作者简介：
　　任兴杰（1986-）;性别：男;籍贯：山东沂源人;学历：本科，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职称：无;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