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将孙中山的忌日确立为植树节
古代中国人将种树当成大事。战国时儒生笔下的理想国策就包括种树这一条：“宅不毛者，有里布。”谁家房前屋后要是不种几棵树，官府会上门罚钱的。豪门贵族的祖坟里一定会有遮天蔽日的树木，并且会派专人进行看管，倘若有人偷偷溜进去砍伐，轻则扭送官府，重则动用私刑，活活把砍树人打死。有所作为的文官在疏浚运河、修筑湖堤以后，往往少不了动员人们在大堤上种树;开疆拓土的武将在平定叛乱、收复失地以后，也往往少不了“劝课农桑”，劝导农民多开荒，多种树，或者亲自带兵植树造林，为后人留下财富，也为自己留下美名。
但是，古代中国一直没有一个植树节，直到百余年前民国时才建立。
1915年，作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向北洋政府提建议，将每年清明节作为中国的植树节。这回一炮打响，北洋政府当即照办，从此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植树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做过多少好事，但是确实将清明植树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自从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北洋政府的政令到了广东、山西和东北，差不多等于一张废纸，可是各地诸侯却听命植树，也算一件趣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1928年4月7日，已经推翻了北洋政府、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为了纪念孙中山，为了继承总理遗志，将3月12日定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一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又颁布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暂行条例》，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改称“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简称“植树节”。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各怀鬼胎，却都热衷于种树
从1929年开始，每年3月12日的植树节才正式宣告形成。但是3月12日仅仅作为全国统一的节日而已，具体在哪一天动员民众大规模植树，还要由各地政府根据情况来定。
北洋政府也好，南京国民政府也罢，对各地司令、省长、省主席们都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一道政令到达地方，往往是阳奉阴违，就不照你说的办。但是关于植树造林的政令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基督将军冯玉祥驻守河南，每年都在开封种树。后来驻守山东，为了防止老百姓偷偷砍伐他种的树，据说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西北军阀马步芳在植树方面也积极得很，从1929年到1938年，他命令士兵每人每年栽树5至7棵，据说十年内栽了40万棵树。
军阀们积极植树当然是有原因的。第一，他们也明白栽树可以防风固沙，改善环境;第二，每年清明节或者3月12日在全省上下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仪式，从士兵到百姓，从机关到学校，人人都要奉命，人人都要参与，相当于从内到外的思想洗礼，仅就凝聚人心、增强威望而言，效果出奇的好;第三，长远来看，种树在经济上是有大利可图的，防风固沙，良田增加，田赋自然也能增加，树木长成后又可以卖钱买枪，装备自己的军队;第四，树木多了，形象就好，一个到处光秃秃的省份跟一个到处绿油油的省份相比，哪个更让当家人有面子？当然是绿油油的省份了。
阎锡山严格考察种树的“成活量”
讲植树，阎锡山在山西做得最好。1918年清明节，阎锡山率领全省文武官员举行植树大典，每人栽下一棵树，从此掀起了植树高潮。阎锡山一边用公文、告示和无处不在的标语来宣讲植树的好处，一边给师长、旅长、连长、排长、县长、区长、乡长定下指标，要求每个单位每年至少种活多少棵树。注意，他要求的是种活多少棵，而不是种下多少棵，种不活是不能算数的。
阎锡山还把农民纳入了植树的范畴。当时，山西共有行政村8682个，每个村都有植树指标。不管你在自己的田里种树，还是在自己的屋后种树，不管你种的是苹果树，还是柿子树，只要能种活，只要五年内不砍伐，有一棵算一棵。为了保证农民能严格做到，阎锡山推行保证金制度，任务完不成，没收保证金。这样规定是有点儿蛮横霸道，可是总比全省上下搞形式主义强。正是凭着做什么事都要做到底的这股劲儿，山西一直是民国时期全国公认的“模范省”。
马步芳要求小学生植树节至少要种15棵树
同样是植树，西北军阀马步芳做得就明显过头了。
马步芳于1938年主政青海，在全省开展“植树训练班”，给各级政府机关和大中小学校安排植树任务，也给农民定下植树指标。他将植树当成青海最紧要的经济工作来抓：“生产之道多端，而造林尤为当务之急。”
青海没有什么工业，马步芳发家致富买武器搞建设的经济源头除了征收田赋，就靠出售木材。大家都来种树，他才有树可卖。
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1938年要求植树33万棵，1939年增加到160万棵，到1948年的指标竟然暴增到1800万棵！每年植树节，小学生至少要种15棵树，如果种不了，则由家长代劳。种树的树苗“概向民间征收”，让农民无偿提供。农民既要完成自己的植树指标，又要缴纳树苗，还要花上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给刚栽的树施肥浇水，花费了钱财，耽误了春耕，忍不住叫苦连天。
在另一些省份，主政长官不像马步芳这么追求植树数量，但是又將植树变成了徒具形式的虚文。
1942年3月12日，位于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市举行了一场植树竞赛：机关以4人一组，每组植树8棵;学校20人一组，每组植树40棵。四川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大学的农学教授到现场当评委，按照植树的快慢、培土的多少给参赛者打分，最后给高分者颁发金质奖章。一个月以后，竞赛活动中栽下的树基本上都死了，报纸上评价道：“政府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工，各地都是煞有介事的样子，而实际上是应酬一回劳动。一般公务人员和学生在指定的地点，把一株树苗安放在已经挖好的土窝里，就算大功告成，至于树苗活与不活，就没人过问了。”
（水云间荐自《北京青年报》李开周/文）
古代中国人将种树当成大事。战国时儒生笔下的理想国策就包括种树这一条：“宅不毛者，有里布。”谁家房前屋后要是不种几棵树，官府会上门罚钱的。豪门贵族的祖坟里一定会有遮天蔽日的树木，并且会派专人进行看管，倘若有人偷偷溜进去砍伐，轻则扭送官府，重则动用私刑，活活把砍树人打死。有所作为的文官在疏浚运河、修筑湖堤以后，往往少不了动员人们在大堤上种树;开疆拓土的武将在平定叛乱、收复失地以后，也往往少不了“劝课农桑”，劝导农民多开荒，多种树，或者亲自带兵植树造林，为后人留下财富，也为自己留下美名。
但是，古代中国一直没有一个植树节，直到百余年前民国时才建立。
1915年，作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向北洋政府提建议，将每年清明节作为中国的植树节。这回一炮打响，北洋政府当即照办，从此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植树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做过多少好事，但是确实将清明植树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自从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北洋政府的政令到了广东、山西和东北，差不多等于一张废纸，可是各地诸侯却听命植树，也算一件趣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1928年4月7日，已经推翻了北洋政府、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为了纪念孙中山，为了继承总理遗志，将3月12日定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一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又颁布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暂行条例》，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改称“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简称“植树节”。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各怀鬼胎，却都热衷于种树
从1929年开始，每年3月12日的植树节才正式宣告形成。但是3月12日仅仅作为全国统一的节日而已，具体在哪一天动员民众大规模植树，还要由各地政府根据情况来定。
北洋政府也好，南京国民政府也罢，对各地司令、省长、省主席们都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一道政令到达地方，往往是阳奉阴违，就不照你说的办。但是关于植树造林的政令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基督将军冯玉祥驻守河南，每年都在开封种树。后来驻守山东，为了防止老百姓偷偷砍伐他种的树，据说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西北军阀马步芳在植树方面也积极得很，从1929年到1938年，他命令士兵每人每年栽树5至7棵，据说十年内栽了40万棵树。
军阀们积极植树当然是有原因的。第一，他们也明白栽树可以防风固沙，改善环境;第二，每年清明节或者3月12日在全省上下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仪式，从士兵到百姓，从机关到学校，人人都要奉命，人人都要参与，相当于从内到外的思想洗礼，仅就凝聚人心、增强威望而言，效果出奇的好;第三，长远来看，种树在经济上是有大利可图的，防风固沙，良田增加，田赋自然也能增加，树木长成后又可以卖钱买枪，装备自己的军队;第四，树木多了，形象就好，一个到处光秃秃的省份跟一个到处绿油油的省份相比，哪个更让当家人有面子？当然是绿油油的省份了。
阎锡山严格考察种树的“成活量”
讲植树，阎锡山在山西做得最好。1918年清明节，阎锡山率领全省文武官员举行植树大典，每人栽下一棵树，从此掀起了植树高潮。阎锡山一边用公文、告示和无处不在的标语来宣讲植树的好处，一边给师长、旅长、连长、排长、县长、区长、乡长定下指标，要求每个单位每年至少种活多少棵树。注意，他要求的是种活多少棵，而不是种下多少棵，种不活是不能算数的。
阎锡山还把农民纳入了植树的范畴。当时，山西共有行政村8682个，每个村都有植树指标。不管你在自己的田里种树，还是在自己的屋后种树，不管你种的是苹果树，还是柿子树，只要能种活，只要五年内不砍伐，有一棵算一棵。为了保证农民能严格做到，阎锡山推行保证金制度，任务完不成，没收保证金。这样规定是有点儿蛮横霸道，可是总比全省上下搞形式主义强。正是凭着做什么事都要做到底的这股劲儿，山西一直是民国时期全国公认的“模范省”。
马步芳要求小学生植树节至少要种15棵树
同样是植树，西北军阀马步芳做得就明显过头了。
马步芳于1938年主政青海，在全省开展“植树训练班”，给各级政府机关和大中小学校安排植树任务，也给农民定下植树指标。他将植树当成青海最紧要的经济工作来抓：“生产之道多端，而造林尤为当务之急。”
青海没有什么工业，马步芳发家致富买武器搞建设的经济源头除了征收田赋，就靠出售木材。大家都来种树，他才有树可卖。
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1938年要求植树33万棵，1939年增加到160万棵，到1948年的指标竟然暴增到1800万棵！每年植树节，小学生至少要种15棵树，如果种不了，则由家长代劳。种树的树苗“概向民间征收”，让农民无偿提供。农民既要完成自己的植树指标，又要缴纳树苗，还要花上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给刚栽的树施肥浇水，花费了钱财，耽误了春耕，忍不住叫苦连天。
在另一些省份，主政长官不像马步芳这么追求植树数量，但是又將植树变成了徒具形式的虚文。
1942年3月12日，位于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市举行了一场植树竞赛：机关以4人一组，每组植树8棵;学校20人一组，每组植树40棵。四川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大学的农学教授到现场当评委，按照植树的快慢、培土的多少给参赛者打分，最后给高分者颁发金质奖章。一个月以后，竞赛活动中栽下的树基本上都死了，报纸上评价道：“政府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工，各地都是煞有介事的样子，而实际上是应酬一回劳动。一般公务人员和学生在指定的地点，把一株树苗安放在已经挖好的土窝里，就算大功告成，至于树苗活与不活，就没人过问了。”
（水云间荐自《北京青年报》李开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