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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清王朝在雍正年间经历了一场历史大变局，而雍正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则在这场大变局里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有人认为，雍正管理干部的秘诀，有点儿类似“三严三实”。
雍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皇帝。无论是继位之谜，还是暴死之谜，都令后人广为热议。不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还是看他的历史贡献。至少雍正时期，在管理干部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那么，雍正是怎样管理干部的？
选人用人有何标准
摸透雍正如何管理干部，要着重看两点：
其一，选人用人标准。田文镜、蔡珽、鄂尔泰、岳钟琪，是雍正重用的几个高级干部。虽然他们出身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首先是才能出众。重用甚至破格提拔能臣，是革新弊政的内在需要。比如川陕总督向来是满洲贵族的专缺，可为了前方军事斗争的需要，雍正就改变先例，把汉人岳钟琪摆在了那个位子上;其次是雍正信得过。才干固然重要，但光有才干也不够。在雍正看来，好干部要顾全大局、目光远大，更要清正廉洁、忠诚谨慎、勤于王事。说白了，就是得让皇帝信得过。比如蔡珽是雍邸旧人，鄂尔泰是雍正临终前安排的顾命大臣，都属此类。
相比之下，年羹尧和隆科多是辅佐雍正上位的功臣，才能出众。可是，他们早早就被雍正定性为恃才傲物、德不配位，从而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只有悲剧了。因此，雍正用人强调的“以才为先”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忠君，能被皇帝信得过。这就是雍正眼中“德才兼备”之“德”的核心内涵。
“德才兼备”是领导者用人标准的共识。然而，“德”和“才”究竟以谁为先，则要看领导者所处历史阶段和战略决策的内在需要。显然，雍正给所有的干部上了一课：不管以谁为先，政治可靠总是摆在第一位的。
其二，干部工作的经济成效。干部队伍建设是政治工作，但在经济领域起效最显著。康熙末年，吏治废弛、财政亏空，清王朝表面繁荣，实则大有行将就木的危险。雍正的一系列改革，不光使清朝转危为安，而且将其推向了盛世的新阶段。比如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养廉银等改革，不仅在赋税制度合理化、财政收支两条线和官员薪酬管理等方面屡有创新，而且充实了国库，减轻了综合税负，增加了官员薪酬和工作积极性。
可以说，一个好干部比一支绩优股更值钱;一支靠谱的干部队伍会让国家更省钱、百姓更省心，对于节约社会成本、创造社会财富带来的正面意义不可低估。
怎样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
不过，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也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比如，在他们的奏折上，雍正会这样批示：你最近身体好吗？好久不见，很是想念！等你完成任务回来，咱俩好好聚聚。
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至少看起来诚意多于权术。一天，某巡抚接到雍正的亲笔信，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刚要动身，又一匹快马送来他的第二封信，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你近日不宜远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
爱屋及乌，雍正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雍正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杨总督说：“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那就太好了。”雍正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有时候，雍正又会由柔变刚，前后判若两人。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老家。雍正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致，又发一文，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过了几年，孙国玺母亲要过八十大寿。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便请求恩赐匾额，给予诰封。雍正听后拍了下桌子：“你还有脸开口？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以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要被你连累了，你还装孝顺，等着查处吧！”
有趣的是，雍正有时在工作中突然冒出的几分孩子气，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深思。
新君上任，正需要立威。翰林院任职的孙嘉淦哪壶不开提哪壶，批评皇上跟亲兄弟搞不好团结。雍正脸都气白了，逼问翰林院：“一个从七品毛孩子敢这样狂妄，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不处理我处理！”正在紧急关头，吏部尚书朱轼慢悠悠地说：“这小子确实狂妄，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过说实话，我很佩服他的胆量，有点儿魏征（唐朝宰相，敢于直谏）的影子！”雍正愣了一下，赶紧给自己找台阶：“我跟朱老师一样，我也佩服小孙的胆量。”接着，孙嘉淦被越级提拔。这件事还刺激雍正开动脑筋，创设了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兄弟“团结”的问题，意义深远。
由此可见，雍正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有主题的：他要打造一支铁的队伍，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正如他所说：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
古代版“三嚴三实”
可以说，清朝在雍正年间经历了一场历史大变局，而雍正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则在这场大变局里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有人认为，雍正管理干部的秘诀有点儿类似今天的“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其实，它们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
比如，一方面，雍正对腐败的贪官、混日子的懒官、只会拍马屁的巧官出手很重，始终保持高压，尽管人治色彩浓厚，但是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已属不易，岂能求全责备;另一方面，对待忠臣、清官、能人，雍正无不春风满面，呵护有加。正因如此，他和他的团队仅用康熙、乾隆执政的十分之一的时间，创造了许多奇迹，把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了极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康乾盛世的框架结构基本完工！
但是，雍正更笃信“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把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搞“一言堂”。这样做不仅局限了他识人用人的视野，而且放大了议事决策的风险，甚至助长了阿谀权贵的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讲，雍正时期干部管理的局限性，在乾隆年间被放大，为清朝中衰和近代到来的历史大变局埋下了伏笔。
（《历史大变局》，人民出版社 唐博/著）
雍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皇帝。无论是继位之谜，还是暴死之谜，都令后人广为热议。不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还是看他的历史贡献。至少雍正时期，在管理干部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那么，雍正是怎样管理干部的？
选人用人有何标准
摸透雍正如何管理干部，要着重看两点：
其一，选人用人标准。田文镜、蔡珽、鄂尔泰、岳钟琪，是雍正重用的几个高级干部。虽然他们出身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首先是才能出众。重用甚至破格提拔能臣，是革新弊政的内在需要。比如川陕总督向来是满洲贵族的专缺，可为了前方军事斗争的需要，雍正就改变先例，把汉人岳钟琪摆在了那个位子上;其次是雍正信得过。才干固然重要，但光有才干也不够。在雍正看来，好干部要顾全大局、目光远大，更要清正廉洁、忠诚谨慎、勤于王事。说白了，就是得让皇帝信得过。比如蔡珽是雍邸旧人，鄂尔泰是雍正临终前安排的顾命大臣，都属此类。
相比之下，年羹尧和隆科多是辅佐雍正上位的功臣，才能出众。可是，他们早早就被雍正定性为恃才傲物、德不配位，从而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只有悲剧了。因此，雍正用人强调的“以才为先”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忠君，能被皇帝信得过。这就是雍正眼中“德才兼备”之“德”的核心内涵。
“德才兼备”是领导者用人标准的共识。然而，“德”和“才”究竟以谁为先，则要看领导者所处历史阶段和战略决策的内在需要。显然，雍正给所有的干部上了一课：不管以谁为先，政治可靠总是摆在第一位的。
其二，干部工作的经济成效。干部队伍建设是政治工作，但在经济领域起效最显著。康熙末年，吏治废弛、财政亏空，清王朝表面繁荣，实则大有行将就木的危险。雍正的一系列改革，不光使清朝转危为安，而且将其推向了盛世的新阶段。比如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养廉银等改革，不仅在赋税制度合理化、财政收支两条线和官员薪酬管理等方面屡有创新，而且充实了国库，减轻了综合税负，增加了官员薪酬和工作积极性。
可以说，一个好干部比一支绩优股更值钱;一支靠谱的干部队伍会让国家更省钱、百姓更省心，对于节约社会成本、创造社会财富带来的正面意义不可低估。
怎样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
不过，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也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比如，在他们的奏折上，雍正会这样批示：你最近身体好吗？好久不见，很是想念！等你完成任务回来，咱俩好好聚聚。
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至少看起来诚意多于权术。一天，某巡抚接到雍正的亲笔信，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刚要动身，又一匹快马送来他的第二封信，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你近日不宜远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
爱屋及乌，雍正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雍正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杨总督说：“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那就太好了。”雍正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有时候，雍正又会由柔变刚，前后判若两人。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老家。雍正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致，又发一文，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过了几年，孙国玺母亲要过八十大寿。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便请求恩赐匾额，给予诰封。雍正听后拍了下桌子：“你还有脸开口？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以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要被你连累了，你还装孝顺，等着查处吧！”
有趣的是，雍正有时在工作中突然冒出的几分孩子气，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深思。
新君上任，正需要立威。翰林院任职的孙嘉淦哪壶不开提哪壶，批评皇上跟亲兄弟搞不好团结。雍正脸都气白了，逼问翰林院：“一个从七品毛孩子敢这样狂妄，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不处理我处理！”正在紧急关头，吏部尚书朱轼慢悠悠地说：“这小子确实狂妄，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过说实话，我很佩服他的胆量，有点儿魏征（唐朝宰相，敢于直谏）的影子！”雍正愣了一下，赶紧给自己找台阶：“我跟朱老师一样，我也佩服小孙的胆量。”接着，孙嘉淦被越级提拔。这件事还刺激雍正开动脑筋，创设了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兄弟“团结”的问题，意义深远。
由此可见，雍正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有主题的：他要打造一支铁的队伍，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正如他所说：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
古代版“三嚴三实”
可以说，清朝在雍正年间经历了一场历史大变局，而雍正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则在这场大变局里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有人认为，雍正管理干部的秘诀有点儿类似今天的“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其实，它们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
比如，一方面，雍正对腐败的贪官、混日子的懒官、只会拍马屁的巧官出手很重，始终保持高压，尽管人治色彩浓厚，但是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已属不易，岂能求全责备;另一方面，对待忠臣、清官、能人，雍正无不春风满面，呵护有加。正因如此，他和他的团队仅用康熙、乾隆执政的十分之一的时间，创造了许多奇迹，把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了极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康乾盛世的框架结构基本完工！
但是，雍正更笃信“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把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搞“一言堂”。这样做不仅局限了他识人用人的视野，而且放大了议事决策的风险，甚至助长了阿谀权贵的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讲，雍正时期干部管理的局限性，在乾隆年间被放大，为清朝中衰和近代到来的历史大变局埋下了伏笔。
（《历史大变局》，人民出版社 唐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