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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发展到南宋后期，出现了与音乐相脱离的倾向。由于当时的词人“不晓音律”，加上前人“歌法不传”，词与音乐的距离愈离愈远，逐渐丧失其听觉艺术的优势和音乐赋予的美感，无法满足社会娱乐的需要，便逐渐被人们所冷落、遗忘，宋词从而走向衰落。
[关键词]词 音乐美 衰落 丧失
词发展到南宋后期，出现了与音乐相脱离的倾向。许多词人不谙音乐，或者不顾词的音乐性这一特征，将词当诗来写，又导致了本体的失落。词与音乐相分离，决不是词体的独立和解放，相反地，削弱了词的审美功能，枯萎了词的生命力。这是词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俞彦说过：“词全以调为主，调全以字之音为主。……今人既不解歌，而词家染指不过小令、中调，尚多以律诗手为之，不知孰为调，何怪乎词之亡。”俞彦所论虽是针对明代词人而发，然宋末词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词是“曲子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兼有音乐和文学双重艺术性质。与诗文相比，词具有听觉艺术的优势。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音乐既具有愉悦感官的娱乐作用，又有感染情绪的情感性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是以有组织的乐音运动来表现情感，塑造审美形象的。表情性是音乐艺术主要的审美特征。它把艺术提炼的审美情感通过音乐语言直接诉诸人的听觉。由于人們在生活经历和审美体验中存有多种感官联合作用的记忆，它能够唤起联想和联觉，把听觉感官的对象与视觉感觉的对象在艺术想象中联系起来，获得某种综合性的审美感受。与其它艺术相比，音乐艺术能够更直接、更深刻、更鲜明地表现和交流人的内心感情。音乐语言是“心灵的直接语言”。它最能激起人们的证同感，最容易使人在审美静观中产生共鸣。由于词具有音乐的美学特征，其表情性和感染力自然超过诗文。它之所以能够以娇小的体制与诗文争胜，就在于它能够给人以双重娱乐，能够直接唤起人的心灵美感。在宋代三百年间，词成了从君王到庶民人人喜爱的“文体”，不能不说其音乐性的审美特征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北宋时也有些词人没能认识到词与音乐的重要关系，而以律诗笔法填词，所作的词与长短句诗无异。这种现象早就为人所讥笑。李清照说：“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彭乘说：“唱子瞻之词，虽不失体，而多不入腔，正以能唱曲耳。”不过这种“不入腔”（不能按拍歌唱）的现象在北宋并不多见，但到了南宋，尤其是到了南宋末期，词与音乐分离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了。张炎在《词源》卷下说：“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今词人才说音律便以为难。”“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韵律不差，故多唱之。”导致词与音乐相脱离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词人多不精通音乐，象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这样擅长音乐的词人为数甚少。如沈义父所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韵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赵函在《碎玉词叙》中说：“宋人以清真、白石、草窗、玉田四家为正宗。……凡此四家之词无不可歌，其余则或可歌，或不可歌。不过按调填词，于四声不尽谐协，遑论九宫。”方成培说：“宋人多先制腔而后填词，观工尺当用何字协律，方始填入，故谓之填词。及其词盛传，作者不过照人词句填之”。由于词人不通晓音乐，填词只能考虑四声平仄，因此，词的韵律美丧失，变成了长短句诗。二是词人创调太少，而旧谱又不断佚失。南宋时期虽有人自度新谱，但屈指可数，寥寥无几，姜夔创新调共十七首，吴文英也不过自度十余首，更多的词人只是守定旧谱，甚至按前人的作品来填词。如朱雍的《塞孤》、《西平乐》、《笛家弄》等词，不仅注明了“用耆卿韵”，而且句读四声全以柳词为谱。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等人更是把周邦彦当成词谱，完全效法，亦步亦趋。张炎曾对这种现象予以批评：“述人之词，若只依旧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而不知以讹传讹，徒费思索。当以可歌者为工，虽有小疵，亦庶几矣。”词既然不是为了付之歌喉、应之管弦，词谱对填词的作用也就不太大了，只要遵守一个词调的四声平仄也就行了。时间一长，词谱逐渐失传。姜夔《霓裳中序第一》的序言中说：“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然音节闲雅，不类今曲，予不暇尽作，作《中序》一阕传于世。”可知《霓裳曲》十八阕由于精通音乐的姜夔“无暇尽作”，只有《中序》一阕传世。据张炎《西子妆慢》序所说，《西子妆慢》乃吴文英自制，因“旧谱零落，不能倚声歌”了。明代王骥德说：“宋词见《草堂诗余》者，往往绝妙，而歌法不传，殊有遗恨。”
由于当时的词人“不晓音律”，加上前人“歌法不传”，词与音乐的距离愈离愈远，逐渐丧失其听觉艺术的优势和音乐赋予的美感，只剩下“小”的形式，而“好”的审美价值已经丧失，再也无法保持一代代表性文学的地位，最后被全盘诗化，成为长短句律诗。如沈义父所说：“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这正说明了词脱离音乐的可悲性。南宋以后，词已是名存实亡。
由于词脱离了音乐，无法满足社会娱乐的需要，便逐渐被人们所冷落、遗忘。人们为了博取浅斟低唱、赏心悦耳精神享受，自然要去寻找一种新的音乐文学，于是曲取代了词。正如王世贞所说：“词之变者曰曲。金元入主中国，所用音乐嘈杂凄紧，词不能按，更为新声以媚之，则有南北曲。”此言正确地道出了词与曲这两种音乐文学衰兴交替的事实。
参考文献
[1]俞彦.爰园词话
[2]宋李清照.词论
[3]宋彭乘.墨客挥犀
[4]沈义父.乐府指迷
[5]江顺诒.墨客挥犀（卷一）
[6]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卷三)
[7]张炎.词源(卷下)
[8]王骥德.曲律(卷四)
[9]沈义父.乐府指迷
[10]词艺卮言(卷下)
[关键词]词 音乐美 衰落 丧失
词发展到南宋后期，出现了与音乐相脱离的倾向。许多词人不谙音乐，或者不顾词的音乐性这一特征，将词当诗来写，又导致了本体的失落。词与音乐相分离，决不是词体的独立和解放，相反地，削弱了词的审美功能，枯萎了词的生命力。这是词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俞彦说过：“词全以调为主，调全以字之音为主。……今人既不解歌，而词家染指不过小令、中调，尚多以律诗手为之，不知孰为调，何怪乎词之亡。”俞彦所论虽是针对明代词人而发，然宋末词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词是“曲子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兼有音乐和文学双重艺术性质。与诗文相比，词具有听觉艺术的优势。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音乐既具有愉悦感官的娱乐作用，又有感染情绪的情感性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是以有组织的乐音运动来表现情感，塑造审美形象的。表情性是音乐艺术主要的审美特征。它把艺术提炼的审美情感通过音乐语言直接诉诸人的听觉。由于人們在生活经历和审美体验中存有多种感官联合作用的记忆，它能够唤起联想和联觉，把听觉感官的对象与视觉感觉的对象在艺术想象中联系起来，获得某种综合性的审美感受。与其它艺术相比，音乐艺术能够更直接、更深刻、更鲜明地表现和交流人的内心感情。音乐语言是“心灵的直接语言”。它最能激起人们的证同感，最容易使人在审美静观中产生共鸣。由于词具有音乐的美学特征，其表情性和感染力自然超过诗文。它之所以能够以娇小的体制与诗文争胜，就在于它能够给人以双重娱乐，能够直接唤起人的心灵美感。在宋代三百年间，词成了从君王到庶民人人喜爱的“文体”，不能不说其音乐性的审美特征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北宋时也有些词人没能认识到词与音乐的重要关系，而以律诗笔法填词，所作的词与长短句诗无异。这种现象早就为人所讥笑。李清照说：“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彭乘说：“唱子瞻之词，虽不失体，而多不入腔，正以能唱曲耳。”不过这种“不入腔”（不能按拍歌唱）的现象在北宋并不多见，但到了南宋，尤其是到了南宋末期，词与音乐分离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了。张炎在《词源》卷下说：“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今词人才说音律便以为难。”“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韵律不差，故多唱之。”导致词与音乐相脱离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词人多不精通音乐，象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这样擅长音乐的词人为数甚少。如沈义父所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韵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赵函在《碎玉词叙》中说：“宋人以清真、白石、草窗、玉田四家为正宗。……凡此四家之词无不可歌，其余则或可歌，或不可歌。不过按调填词，于四声不尽谐协，遑论九宫。”方成培说：“宋人多先制腔而后填词，观工尺当用何字协律，方始填入，故谓之填词。及其词盛传，作者不过照人词句填之”。由于词人不通晓音乐，填词只能考虑四声平仄，因此，词的韵律美丧失，变成了长短句诗。二是词人创调太少，而旧谱又不断佚失。南宋时期虽有人自度新谱，但屈指可数，寥寥无几，姜夔创新调共十七首，吴文英也不过自度十余首，更多的词人只是守定旧谱，甚至按前人的作品来填词。如朱雍的《塞孤》、《西平乐》、《笛家弄》等词，不仅注明了“用耆卿韵”，而且句读四声全以柳词为谱。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等人更是把周邦彦当成词谱，完全效法，亦步亦趋。张炎曾对这种现象予以批评：“述人之词，若只依旧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而不知以讹传讹，徒费思索。当以可歌者为工，虽有小疵，亦庶几矣。”词既然不是为了付之歌喉、应之管弦，词谱对填词的作用也就不太大了，只要遵守一个词调的四声平仄也就行了。时间一长，词谱逐渐失传。姜夔《霓裳中序第一》的序言中说：“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然音节闲雅，不类今曲，予不暇尽作，作《中序》一阕传于世。”可知《霓裳曲》十八阕由于精通音乐的姜夔“无暇尽作”，只有《中序》一阕传世。据张炎《西子妆慢》序所说，《西子妆慢》乃吴文英自制，因“旧谱零落，不能倚声歌”了。明代王骥德说：“宋词见《草堂诗余》者，往往绝妙，而歌法不传，殊有遗恨。”
由于当时的词人“不晓音律”，加上前人“歌法不传”，词与音乐的距离愈离愈远，逐渐丧失其听觉艺术的优势和音乐赋予的美感，只剩下“小”的形式，而“好”的审美价值已经丧失，再也无法保持一代代表性文学的地位，最后被全盘诗化，成为长短句律诗。如沈义父所说：“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这正说明了词脱离音乐的可悲性。南宋以后，词已是名存实亡。
由于词脱离了音乐，无法满足社会娱乐的需要，便逐渐被人们所冷落、遗忘。人们为了博取浅斟低唱、赏心悦耳精神享受，自然要去寻找一种新的音乐文学，于是曲取代了词。正如王世贞所说：“词之变者曰曲。金元入主中国，所用音乐嘈杂凄紧，词不能按，更为新声以媚之，则有南北曲。”此言正确地道出了词与曲这两种音乐文学衰兴交替的事实。
参考文献
[1]俞彦.爰园词话
[2]宋李清照.词论
[3]宋彭乘.墨客挥犀
[4]沈义父.乐府指迷
[5]江顺诒.墨客挥犀（卷一）
[6]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卷三)
[7]张炎.词源(卷下)
[8]王骥德.曲律(卷四)
[9]沈义父.乐府指迷
[10]词艺卮言(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