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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穿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关系紊乱等问题。
在当前的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失衡，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在6月22日的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穿越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行供给侧改革。
刘伟校长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为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与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三大机遇
刘伟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超过了9%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之后韩国以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汉江奇迹”。接下来是中国大陆。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15年，一共37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保持9.6%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12476美金，高于4056美金，则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小康社会。至2014年末，有54个国家属于此类。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是已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什么机会呢？我们正面临着3大机遇。
首先，至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刘伟分析，目前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7%以上，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中国在2010年达到世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给10年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我们能否实现这个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41万亿元，翻一番就是80多万亿元。按照2010年的汇率换算成美元，也就是17.6万亿美元。美国2015年的GDP总量是17.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2020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总量，达到了美国现在的水平。
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我们将它还原成生产，就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元人民币，这算成美元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也就是说，正好用十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经济增长水平来看，如果我们实现了该目标，就相当于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
其次，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十三五”规划就是实现这个历史穿越的决胜期。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机会，如果该目标实现，中国则登上了“高收入”阶段，再往下走，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中国GDP的总量超过美国。
在19世纪初叶以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排第一位。1820年之前，按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曾经占到世界的30%多，甚至达到40%左右，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还要高。美国GDP占全球最高的年份是2010年，达到32%，这两年占比有所降低。
但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了，从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没有了，我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让出了帝国位置，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老大。到19世纪末，德国人曾经一度超过了英国。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待了整整一个世纪了。
如果到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总量能够超过美国，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的民族发展历史上颇有意义，等于经过两百年的轮回，曾经的繁荣与沦落，不管怎样，我们又重新回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宝座。
再次，2050年，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的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穿越的，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从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
很多国家到了这一阶段但迟迟没有过去，刘伟认为原因在于创新力不够以及腐败。所有穿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点是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关系紊乱，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穿越，最典型的有三拨。第一拨是拉美地区的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之后，条件变化，它不适应，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所以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不仅没有实现穿越，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一路下来，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第二拨是东亚。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亚几个国家跟在后边，被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带动，到19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等，同样到了这之后，穿越不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低水平扩张的经济规模成为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把这个称之为“东亚泡沫”。 第三拨是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西亚和北非的一些国家。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们的政治还是稳定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等。它们的资本是充裕的，国际社会对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资进入这些国家，所以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特别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遇到了障碍。穿越不过去，到现在20多年了，我们叫它“西亚北非危机”。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这三者同时面临的情况是中等收入陷阱，无法穿越过去，现在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们国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跨越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有一个大问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在当前的阶段，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少，以及重复投资等因素，导致了投资需求疲软。同时也面临了消费需求疲软、高失业的风险。刘伟说，当前面临的问题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另外一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适应不了，就会出现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高失业，意味着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社会矛盾这个火花嵌上去，会燃出一个什么样的燎原大火，谁都不知道。我们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刘伟梳理了在三个不同阶段中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他指出从1978年到1998年这一阶段，除了个别年份，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所以宏观政策长期紧缩。数据表明，在1985年，中国的CPI为9.3%，1988年和1989年CPI则分别达到18.8%和18%。
第二阶段1998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观上主要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后冲击所以增长动力匮乏，因此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扩大内需，所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进一步提出来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可以说宏观经济大概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实际上是双重风险并存。
刘伟解释说，欧美国家曾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滞胀，面临过这种双重危机，一直以来也没有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大，经济理论也做出过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认识。
一重风险是需求疲软。为什么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够，核心是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强。消费需求疲软，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另一重风险是潜在的通胀。国际收支结构长期失衡，收大于支。中国现在是一个需求疲软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时期。必须从供给侧直接调整，这就是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
当下的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换挡期、反危机后的消化期、以及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这三期叠加的状态。在经济新常态下出现了新失衡，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刘伟分析说，我们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但政策的效果有冲突，为此采取了“松紧适度”的方式来确保合理的经济增速。即便是松紧适度也解决方式也只能缓解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所以，只能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作用对象、着眼点不同，政策的体系、手段也不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其主要特征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对抗危机，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之后，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代之以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扭转了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刘伟指出，里根政府如此选择，正是怕国家干预过多地深入市场。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思考，也是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者，影响到效率和创新。
公平与效率是前提
刘伟认为，公平与效率问题解决不了，就穿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的这些国家，都高度腐败，权钱交易，权力寻租。而正是经济制度的落后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寻租，只有社会秩序完善能够解决。
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民主和法治没有解决，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政府和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企业要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去找政府官员批，政府权力的背后，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权力既没有民主的监督，也没有法治的约束，可以乱用。“这个权力的前面，堆着一群商人，整天拿着钱准备腐蚀你，你怎么办吧？有人整天要买你的权，想买，你卖不卖？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人啦，你不能老考验他。经得住一次两次的考验都很不容易，你还长期考验他”，刘伟说。
经济学叫寻租，权钱交易，一旦腐败严重了，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是，既无正义，又无效率。钱权交易，哪里来的公正？资源配置不按市场竞争的效率，在竞争当中，谁的效率高就给谁资源，而是按照寻租的力度，谁行贿力度大，就给谁，资源配置根本不可能有效率。
刘伟指出，但凡穿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们也有腐败，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它们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特别强。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是高度腐败，既破坏了公正，又瓦解了效率。
反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改革，制度改革首先要从经济制度入手，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刘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立法治中国也是2020年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体制，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完备、法治中国目标的基本实现和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在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大理念的提出，为实现公平与正义提供了保障。
在当前的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失衡，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在6月22日的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穿越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行供给侧改革。
刘伟校长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为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与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三大机遇
刘伟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超过了9%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之后韩国以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汉江奇迹”。接下来是中国大陆。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15年，一共37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保持9.6%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12476美金，高于4056美金，则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小康社会。至2014年末，有54个国家属于此类。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是已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什么机会呢？我们正面临着3大机遇。
首先，至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刘伟分析，目前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7%以上，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中国在2010年达到世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给10年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我们能否实现这个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41万亿元，翻一番就是80多万亿元。按照2010年的汇率换算成美元，也就是17.6万亿美元。美国2015年的GDP总量是17.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2020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总量，达到了美国现在的水平。
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我们将它还原成生产，就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元人民币，这算成美元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也就是说，正好用十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经济增长水平来看，如果我们实现了该目标，就相当于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
其次，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十三五”规划就是实现这个历史穿越的决胜期。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机会，如果该目标实现，中国则登上了“高收入”阶段，再往下走，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中国GDP的总量超过美国。
在19世纪初叶以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排第一位。1820年之前，按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曾经占到世界的30%多，甚至达到40%左右，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还要高。美国GDP占全球最高的年份是2010年，达到32%，这两年占比有所降低。
但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了，从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没有了，我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让出了帝国位置，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老大。到19世纪末，德国人曾经一度超过了英国。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待了整整一个世纪了。
如果到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总量能够超过美国，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的民族发展历史上颇有意义，等于经过两百年的轮回，曾经的繁荣与沦落，不管怎样，我们又重新回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宝座。
再次，2050年，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的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穿越的，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从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
很多国家到了这一阶段但迟迟没有过去，刘伟认为原因在于创新力不够以及腐败。所有穿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点是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关系紊乱，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穿越，最典型的有三拨。第一拨是拉美地区的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之后，条件变化，它不适应，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所以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不仅没有实现穿越，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一路下来，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第二拨是东亚。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亚几个国家跟在后边，被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带动，到19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等，同样到了这之后，穿越不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低水平扩张的经济规模成为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把这个称之为“东亚泡沫”。 第三拨是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西亚和北非的一些国家。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们的政治还是稳定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等。它们的资本是充裕的，国际社会对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资进入这些国家，所以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特别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遇到了障碍。穿越不过去，到现在20多年了，我们叫它“西亚北非危机”。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这三者同时面临的情况是中等收入陷阱，无法穿越过去，现在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们国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跨越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有一个大问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在当前的阶段，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少，以及重复投资等因素，导致了投资需求疲软。同时也面临了消费需求疲软、高失业的风险。刘伟说，当前面临的问题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另外一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适应不了，就会出现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高失业，意味着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社会矛盾这个火花嵌上去，会燃出一个什么样的燎原大火，谁都不知道。我们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刘伟梳理了在三个不同阶段中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他指出从1978年到1998年这一阶段，除了个别年份，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所以宏观政策长期紧缩。数据表明，在1985年，中国的CPI为9.3%，1988年和1989年CPI则分别达到18.8%和18%。
第二阶段1998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观上主要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后冲击所以增长动力匮乏，因此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扩大内需，所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进一步提出来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可以说宏观经济大概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实际上是双重风险并存。
刘伟解释说，欧美国家曾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滞胀，面临过这种双重危机，一直以来也没有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大，经济理论也做出过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认识。
一重风险是需求疲软。为什么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够，核心是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强。消费需求疲软，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另一重风险是潜在的通胀。国际收支结构长期失衡，收大于支。中国现在是一个需求疲软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时期。必须从供给侧直接调整，这就是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
当下的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换挡期、反危机后的消化期、以及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这三期叠加的状态。在经济新常态下出现了新失衡，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刘伟分析说，我们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但政策的效果有冲突，为此采取了“松紧适度”的方式来确保合理的经济增速。即便是松紧适度也解决方式也只能缓解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所以，只能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作用对象、着眼点不同，政策的体系、手段也不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其主要特征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对抗危机，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之后，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代之以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扭转了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刘伟指出，里根政府如此选择，正是怕国家干预过多地深入市场。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思考，也是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者，影响到效率和创新。
公平与效率是前提
刘伟认为，公平与效率问题解决不了，就穿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的这些国家，都高度腐败，权钱交易，权力寻租。而正是经济制度的落后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寻租，只有社会秩序完善能够解决。
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民主和法治没有解决，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政府和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企业要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去找政府官员批，政府权力的背后，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权力既没有民主的监督，也没有法治的约束，可以乱用。“这个权力的前面，堆着一群商人，整天拿着钱准备腐蚀你，你怎么办吧？有人整天要买你的权，想买，你卖不卖？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人啦，你不能老考验他。经得住一次两次的考验都很不容易，你还长期考验他”，刘伟说。
经济学叫寻租，权钱交易，一旦腐败严重了，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是，既无正义，又无效率。钱权交易，哪里来的公正？资源配置不按市场竞争的效率，在竞争当中，谁的效率高就给谁资源，而是按照寻租的力度，谁行贿力度大，就给谁，资源配置根本不可能有效率。
刘伟指出，但凡穿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们也有腐败，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它们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特别强。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是高度腐败，既破坏了公正，又瓦解了效率。
反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改革，制度改革首先要从经济制度入手，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刘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立法治中国也是2020年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体制，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完备、法治中国目标的基本实现和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在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大理念的提出，为实现公平与正义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