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欧洲现代主义绘画的践行者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总免不了与超现实、幻想、梦境等词语联系到一起，甚至连超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者安德烈·布雷东（André Breton）也不放过他。“很多人都说我的画是诗性的、幻想的、错误的。其实相反，我的绘画是写实的。”分割的画面、奇异的色彩、失重的人物、解构的画面，夏加尔笔下所谓的真实愿景到底是什么，透过5月底至6月初在香港歌剧画廊（Opera Gallery）展出的“我梦中的视觉”夏加尔作品展，或许我们能够有进一步发现。
　　夏加尔不喜欢别人说他的绘画是文学性或者诗性的，他会在作品中通过消解传统的造型手段来抑制画面的叙述性。尽管讨厌和传统沾边，他在《花和水果篮》仍旧表现的是传统静物画会采用的题材。花束迸发出的放射性节奏，前景水果篮的圆满造型以及背景虚化的窗户线条，都为整体乏味的构图增加了活跃的注解，所有因素最终组合成为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
　　在法国土伦，艺术家第一次被鲜艳的花卉所吸引，也不知是因为法国花卉的色彩真的比故乡俄罗斯的绚烂，还是在夏加尔看来，瑰丽多姿的花卉最能够代表当时法国活跃的文化艺术。在巴黎，借助野兽派、立体主义的提示，他找到了释放内心纯真意象的途径。色彩是法国馈赠予他的，正是巴黎消除了他眼中的阴霾，让他的世界明亮起来。
　　1914年夏加尔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他遇到了一生挚爱，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贝拉·罗森费尔德（Bella Rosenfeld）。婚后第二年他们就有了女儿。当时夏加尔在俄罗斯中央战时经济分局的公共关系部工作，这使得他与文学圈，以及一些俄罗斯诗人关系更为密切，比如亚历山·大勃洛克、波伊斯·帕斯捷尔纳克等。这段时间夏加尔的绘画作品经常在当地的画廊展出，还第一次在莫斯科举办了个展。事业家庭都可谓一帆风顺。《自画像》就完成于这一时期。画中他俯视着爱妻和女儿，只有简单的线条和并不算完整的形象，妻子贝拉和宝贝女儿的温存就充斥了整个画面。画中画笔、画架暗示了夏加尔的艺术家身份，表现了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自信，同时他也体现了自己对成为父亲这一新角色的期许满满，真实温馨的三口之家纯粹的以线条的形式展现在画面上。这种纯线条的作品非常接近早期巴黎尤其是1920年代作品的绘画风格。亲情、爱情对这位细腻敏感的艺术家来说如此真实，如此值得用绘画的形式铭记。
　　英国艺术评判家、美学家赫伯特·里德说“夏加尔总是一脚站在曾经滋养过他的土地上，俄罗斯的泥土从未从他的鞋子上弹掉。”《出生后》集中展现了夏加尔作品中几个重要特征，并散发着传记式的意义。1973年阔别50年后夏加尔第一次回到故乡俄罗斯，这毫无疑问激起了夏加尔强烈的感情。就像柏林国家美术馆主任维尔纳·哈弗特曼（Werner Haftmann）写道的那样：夏加尔剖析的不是形体，而是记忆。艺术家本人也说，“作品画出来的是我所拥有的内心图像的集合。”在《出生后》这幅作品中，夏加尔的记忆集合通过他个人一些最魂牵梦萦的视觉母题明确表达出来：牛犊、公鸡、村庄、星空、火焰。
　　《出生后》的灵感源自艺术家经历过的一个异同寻常的真实场景：他诞生在郊区路边的小农舍里不久，自家后面的监狱就突然发生了大火，整个小镇随即笼罩在热烈的火焰之下。作品中大面积出现饱满的红色、深绿色和紫色，这也是他很多画面常出现的主色调。在巴黎的那段时间，给予他最深刻冲击的就是后印象派大胆纯粹热烈的色彩。夏加尔说：“我描绘的事物是我从俄罗斯带来的。他们身上沾染了巴黎的气息。”画面右方还出现一对爱侣，他们游走于画面之外，置身于自己的世界，他们既不属于前景中的日常风俗场景，也不属于背景的风景。在夏加尔的绘画作品中贯穿着对人的表现，可能是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被安排在画面中，但这些图像都坚持表现一点：最高的艺术都是对人类人性的赞扬。
　　夏加尔笃信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并不太看重外在的祈祷形式，反而更关注内心的感悟，只要有心，人们可以随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感悟到个人与上帝共存的关系。星空、村舍、小牛、公鸡这些画中镜像都成为连接夏加尔感悟上帝的桥梁。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又组合奇异的画面母题真实反应了夏加尔对生活、人性和神性的理解。“在我们这个道德败坏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会改变，只有心灵，人类的爱和探索神灵的努力是例外。绘画，像所有的诗一样，是神灵的一部分。”
　　夏加尔对立体主义、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等流派都有诸多借鉴，所以很难将他确定归为某一流派。但他很确定自己的作品不是有意营造出一种非理性的神秘感，“我并不喜欢幻想或象征性这类字眼。我相信，只有我们心中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且比起我们眼中看到的世界，恐怕还来的更真实”，夏加尔因此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寻常的流行方式和艺术运动。他将自己对真实的理解和感悟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此作为毕生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