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人耐得翁在其游記《都城纪胜》中有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无数。”
　　文中提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人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宋太宗时，为了引导军用物资流向边郡，宋政府又创制“折中法”：商人在边郡人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作“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作“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直至最后的交易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而且，交引作为一种可凭证提货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升跌，只要有升跌，便能够吸引商人投机、追涨杀跌。因此，交引商通常并不是用交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点也让交引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证券交易非常发达，《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一些州县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可见各个“冲要州府”都设有“交引铺”。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证券交易非常繁荣的金融中心。《东京梦华录》描述说，开封城内“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铺”。南宋的杭州，单“界北”的一条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铺”。交引的买卖是大宗交易，必须有十分雄厚的本钱，所以这些“交引铺”的门面，都摆出大堆“金银及见（现）钱，谓之看垛钱”，以示自己的资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证券交易一样，“交引铺”当然也是通过买进、卖出交引的差价获利。北宋时，京师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几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为了坐获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鳄”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操纵市场，压低交引的市场价，购人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间，“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交引铺”收购的交引，通常不会直接用于提货，而是转手卖给茶盐商：“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励的。即使出现大铺商操纵市场的情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市场也没有采取压制的做法，而是采纳官员范祥的建议，设立官营的“买钞场”，在交引的市场价太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的市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买卖的市场价格。这一做法，叫作“范祥钞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说：“范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人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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