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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上古汉语的声调系统，从明代陈第开始至今，前辈学者们已经做过许多研究，但是仍无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将这些优秀的成果搜集整理，列出几派较有影响力的意见，具体说明，以供参考。
【关键词】：上古音韵;声调;平、上、去、入
音韵学上所谓的“古音”，指的是韵书产生以前的先秦两汉时代的语音，即上古音。[1]关于上古音的研究其实是从韵部开始的。这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代以后，人们读先秦的韵文如《诗经》、《楚辞》等就已经不押韵了，原本应是和谐押韵的韵文变得不和谐了，自然激发了先辈学者进一步探索研究，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二是出于实用层面的，即以诗取仕的社会制度，作诗写文章是需要合辙押韵的，因此韵书层出不穷。关于声母的研究与之相比则失色不少。关于声调，我们现在所说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据《南史·陆厥传》记载：“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2]在此之前并没有发现汉语里面有声调的现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发现以来的四声已经是中古时期的声调系统了，关于上古声调系统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派意见：
明代陈第始论上古声调，虽不见其直接表明观点的材料，但考察《毛诗古音考》，就会发现陈氏应该是认为上古有声调的。他在此书中为一百零三字注出声调，或平、或上、或去（没有入声）。而且常常注出古今声调的变化，如卷三：“享音乡，今读上声，古读平声。”卷四：“臾，古读平，今读上。”他还认为古音还有兼调类者，如卷三：“右音以，亦音意，有上、去二声。”又如卷二：“好音丑，有上、去二声。”他不仅注意到某字的具体声调，而且注意了声调的辨义作用，如卷一：“道音岛，道德、道路之道上声;教道、引道之道去声，此经史通例。”[3]由此可见，陈第是认为古音有声调的。但他认为古诗用韵不拘于声调的平仄，他的《毛诗古音考》“怒”下注释到：“上声。颜师古《匡缪正俗》曰：怒，古读有二音，但知有去声者，失其真也。今除‘逢彼之怒’、‘将子无怒’、‘畏此谴怒’、‘宜无悔怒’皆去声，不录，录其上声。愚谓颜氏之言固善，四声之说，起于后世，古人之诗，取其可歌可咏，岂屑屑毫厘，若经生为耶？且去入二音，亦轻重之间耳。”[4]这段话读来似与前面注出声调的做法或有抵牾，后来的学者对此处的理解也各有不同。笔者认为陈第这段话意在支持为“怒”注上声的注法，古人四声不辨，可能是说古人尚未发现四声，且作诗多用以歌咏，更有不自觉地转移，但四声在上古却是客观存在的。
顾炎武是主张上古是有声调的，并且与中古的四声没有区别。他在《音学五书·音论卷》中说到“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由此可知，他认为上古是有声调的，并且古人已有分辨。但是他也发现“亦有不尽然者”并解释为“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是针对诗歌韵文而言的，我们看到虽然在《音學五书·诗本音》中许多地方顾氏都注明四声通为一韵，某字某声转为某声，但在《音学五书·唐韵正》中这些字在诗歌韵文中的转声都没有被收入。[5]也就是说顾炎武并不真正承认一个字有多个声调。因此，“四声一贯”的理论只是顾炎武面对先秦诗歌韵文中他无法解释的异调相押这种不规律的现象而提出随文注音的方式，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四声一贯”理论的不妥之处可能在对上古音认识不明确的情况下，以今音之四声去匡正古音之四声，必然会遇到很多以今音读起来不和谐的语音现象，另外对于诗经用韵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参见陈雪竹《简评顾炎武对上古声调的认识》），为了去解释这些现象而人为的去改正古音。综上所述，顾炎武是认为上古有声调的，并且认为平上去入四声在上古是可以相互通押，即上古的四声和中古的四声是一样的，只是因为“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而造成了古今声调客观上的差别。除了“四声一贯”理论，顾炎武对古入声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入声是从属于平上去三声的，作为一个动态的“闰声”，即变声存在。[6]此后江永，戴震关于上古声调的认识与顾炎武大体相同，孔广森古无入声说。孔广森是曲阜人，为方音所囿，以致斥入声为吴音。此说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必详加讨论。[7]
段玉裁主张上古无去声只有平入两个声调。 他的《六书音韵表》中说到：“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上入而今去者，平声多转为仄声，细意搜寻，随在可得其条理。今学者读三百篇诸书，以今韵四声律古人，陆德明、吴棫皆指为协句，顾炎武之书亦云平仄通押，去入通押，而不知古四声不同今，犹古本音部分异今也。”[8]正如《六书音韵表》原序中所说：“数千年之久，谓古音必无异于今音，此夏虫之不知有冰”，所以古今声调亦自有别。段氏在对于上古声调的认识上，具有开创之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此之前，没有学者明确地认识到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上古声调和中古声调的关系。
王念孙、江有诰主张上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不过与中古的四声不同。有今读上去，古读为平的;有今读去的，古读为上的;也有今读一声，古有二读的。江有诰在《唐韵四声正》中，就古今异读的字一一列举，并加以说明。例如：“资，即夷切，按古有去声，当与至部并收。《易·旅·九二》（应该是《易·旅·六二》原文或有疏误）：‘怀其资’（资）与次叶。”今读平声，古为去声;“夷，以脂切。按古有上声，当与旨部并收。《诗·静女·三章》‘自牧归荑’荑从夷声，与美叶。”今读平声，古为上声;“俱，举未切，按古有上声，当与虞部并收。《易·林》‘人之泰与飞鸟俱’（俱）与雨叶。”今读去声，古为上声;“时，市之切，按古有上去二声，当与止、志二部并收。《诗·鱼丽·六章》‘物其时矣’（时）与有叶，《文王·一章·上》帝不时，（时）与右叶”今读平声，古有上去二声;“疑，语其切，按古有去入二声，当与志、职二部并收。《易·小畜·象传》‘有所疑也，（疑）与富载叶’…《管子·七臣七主篇》‘芒主通人情以质疑，（疑）与事植叶’”今读平声，古有去入二声。[9]江有诰是研究上古声调的又一集大成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认为古有四声，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上古的四声不同于中古的四声，并且详细把古今异读之字一一列举了出来。江氏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忽视了上古韵文存在异调相押的情况，把所有用今音读来不同调的字，都认为了上古另有其调，得出了许多字在上古一字多调的结论。 黄侃主张上古只有平入，无上去两声说。 他在《音略》中提到说：“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惟有平入而已。”黄侃的论据并不充分。段玉裁《诗经韵分十七部表》中，有六部是有上声的，确凿可据。黄侃说上古只有平入两声，等于否认有声调，因为入声字和平声字的差别只是有无塞音韵尾的差别，并不强调声调调值的差别。
王力先生认为上古声调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音量）的分别。他在《汉语语音史》一书中提到：“（上古四声）必须是有
音高的分別的，否则后代声调以音高为主要特征无从而来;又必须是有音长的分别的，因为长入声的字正是由于读音较长，然后把韵尾塞音丢失，变为第三种舒声（去声）了。”他得出的结论是上古有四个声调，分为舒促两大类，其中舒声又包括平声（高长调）和上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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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调）;促声又包括长入（高长调）和 短入（低短调）。王力先生这一新看法由于证据不充足，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进一步讨论。例如陕西师大胡安顺教授就曾提出：王力先生的“长入说”主要是讨论了去声和入声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但是无论是《诗经》用韵还是《说文》谐声材料都表明去声与平、上声的关系要比与入声的关系密切得多，长入说只注重了去声与入声的关系，而没有正确对待去声与平、上声的关系。另外在汉语语音史中，相配的入声韵与阴声韵发展到入声韵消变为阴声韵时，两者对应的韵母中必有一部分不能完全相同：调类相承的同音音节，其韵母的发展结果一般也是相同的。而王力先生所提出的“长入韵”发展到中古消变为阴声韵后与其原所配阴声韵的中古音韵母一一相同，这说明它在上古不是入声韵而是阴声韵。
综上所述，历代学者对上古声调系统的看法都很不统一。上古声调到底有几个，声调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其中每一类声调是否与中古声调相同？这仍然是上古音韵学中没有正真解决的重要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在整理和综述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一个观点：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去三个声调，入声是韵母的特点。由于汉语的特点，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如果入声字拖长音就会变成两个音节了，所以导致入声韵必然是短促的，而声调的具体体现方式是音值的变化，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阴平调值为55、阳平为35、上声为214、去声为51，所以说声调是一个相对的音值，不是绝对音值，所以短促的入声是没有音值的相对变化的，只有一个绝对的音值，如果调查不同的发音个体用五度标记法来记音的话，结果可能是1、2、3、4、5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说入声的发音短促是由于韵母的特点决定的，跟音调无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入声的发音短促，从一个绝对的音值直接降到0，可能从听感上来说它更接近去声的调值类型。这也可能是《诗经》用韵还是《说文》谐声材料都表明去声与平、上声的关系要比与入声的关系密切得多的原因。在语音的演变过程中，入声塞音尾丢失之后没有单独演化出来一个促声调，而是直接派入了平上去三声，从这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明把上古的入声看作韵母比声调更合适，因为把丢失了塞音尾的入声直接归入平上去更加可以说明，原来的入声字是没有声调的。
注释：
[1]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康瑞琮：《陈第及其<毛诗古音考>》，《天津师范大学报》，1985年版
[4]陈第：《毛诗古音考》，中华书局，2008年版。
[5]陈雪竹：《简评顾炎武对上古声调的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陈燕：《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
[7]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
[8]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
[9]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
参考文献
[1]陈第：《毛诗古音考》，中华书局，2008年版。
[2]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3]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
[4]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
[5]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
[6]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陈燕：《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
[8]康瑞琮：《陈第及其<毛诗古音考>》，《天津师范大学报》，1985年第3期。
[9]胡安顺：《长入说质疑》，《陕西师范大学报》，1991年第4期。
[10]陈雪竹：《简评顾炎武对上古声调的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
[11]王延模：《上古声调研究综述》，《现代语文》，2008年2月。
【关键词】：上古音韵;声调;平、上、去、入
音韵学上所谓的“古音”，指的是韵书产生以前的先秦两汉时代的语音，即上古音。[1]关于上古音的研究其实是从韵部开始的。这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代以后，人们读先秦的韵文如《诗经》、《楚辞》等就已经不押韵了，原本应是和谐押韵的韵文变得不和谐了，自然激发了先辈学者进一步探索研究，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二是出于实用层面的，即以诗取仕的社会制度，作诗写文章是需要合辙押韵的，因此韵书层出不穷。关于声母的研究与之相比则失色不少。关于声调，我们现在所说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据《南史·陆厥传》记载：“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2]在此之前并没有发现汉语里面有声调的现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发现以来的四声已经是中古时期的声调系统了，关于上古声调系统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派意见：
明代陈第始论上古声调，虽不见其直接表明观点的材料，但考察《毛诗古音考》，就会发现陈氏应该是认为上古有声调的。他在此书中为一百零三字注出声调，或平、或上、或去（没有入声）。而且常常注出古今声调的变化，如卷三：“享音乡，今读上声，古读平声。”卷四：“臾，古读平，今读上。”他还认为古音还有兼调类者，如卷三：“右音以，亦音意，有上、去二声。”又如卷二：“好音丑，有上、去二声。”他不仅注意到某字的具体声调，而且注意了声调的辨义作用，如卷一：“道音岛，道德、道路之道上声;教道、引道之道去声，此经史通例。”[3]由此可见，陈第是认为古音有声调的。但他认为古诗用韵不拘于声调的平仄，他的《毛诗古音考》“怒”下注释到：“上声。颜师古《匡缪正俗》曰：怒，古读有二音，但知有去声者，失其真也。今除‘逢彼之怒’、‘将子无怒’、‘畏此谴怒’、‘宜无悔怒’皆去声，不录，录其上声。愚谓颜氏之言固善，四声之说，起于后世，古人之诗，取其可歌可咏，岂屑屑毫厘，若经生为耶？且去入二音，亦轻重之间耳。”[4]这段话读来似与前面注出声调的做法或有抵牾，后来的学者对此处的理解也各有不同。笔者认为陈第这段话意在支持为“怒”注上声的注法，古人四声不辨，可能是说古人尚未发现四声，且作诗多用以歌咏，更有不自觉地转移，但四声在上古却是客观存在的。
顾炎武是主张上古是有声调的，并且与中古的四声没有区别。他在《音学五书·音论卷》中说到“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由此可知，他认为上古是有声调的，并且古人已有分辨。但是他也发现“亦有不尽然者”并解释为“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是针对诗歌韵文而言的，我们看到虽然在《音學五书·诗本音》中许多地方顾氏都注明四声通为一韵，某字某声转为某声，但在《音学五书·唐韵正》中这些字在诗歌韵文中的转声都没有被收入。[5]也就是说顾炎武并不真正承认一个字有多个声调。因此，“四声一贯”的理论只是顾炎武面对先秦诗歌韵文中他无法解释的异调相押这种不规律的现象而提出随文注音的方式，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四声一贯”理论的不妥之处可能在对上古音认识不明确的情况下，以今音之四声去匡正古音之四声，必然会遇到很多以今音读起来不和谐的语音现象，另外对于诗经用韵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参见陈雪竹《简评顾炎武对上古声调的认识》），为了去解释这些现象而人为的去改正古音。综上所述，顾炎武是认为上古有声调的，并且认为平上去入四声在上古是可以相互通押，即上古的四声和中古的四声是一样的，只是因为“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而造成了古今声调客观上的差别。除了“四声一贯”理论，顾炎武对古入声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入声是从属于平上去三声的，作为一个动态的“闰声”，即变声存在。[6]此后江永，戴震关于上古声调的认识与顾炎武大体相同，孔广森古无入声说。孔广森是曲阜人，为方音所囿，以致斥入声为吴音。此说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必详加讨论。[7]
段玉裁主张上古无去声只有平入两个声调。 他的《六书音韵表》中说到：“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上入而今去者，平声多转为仄声，细意搜寻，随在可得其条理。今学者读三百篇诸书，以今韵四声律古人，陆德明、吴棫皆指为协句，顾炎武之书亦云平仄通押，去入通押，而不知古四声不同今，犹古本音部分异今也。”[8]正如《六书音韵表》原序中所说：“数千年之久，谓古音必无异于今音，此夏虫之不知有冰”，所以古今声调亦自有别。段氏在对于上古声调的认识上，具有开创之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此之前，没有学者明确地认识到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上古声调和中古声调的关系。
王念孙、江有诰主张上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不过与中古的四声不同。有今读上去，古读为平的;有今读去的，古读为上的;也有今读一声，古有二读的。江有诰在《唐韵四声正》中，就古今异读的字一一列举，并加以说明。例如：“资，即夷切，按古有去声，当与至部并收。《易·旅·九二》（应该是《易·旅·六二》原文或有疏误）：‘怀其资’（资）与次叶。”今读平声，古为去声;“夷，以脂切。按古有上声，当与旨部并收。《诗·静女·三章》‘自牧归荑’荑从夷声，与美叶。”今读平声，古为上声;“俱，举未切，按古有上声，当与虞部并收。《易·林》‘人之泰与飞鸟俱’（俱）与雨叶。”今读去声，古为上声;“时，市之切，按古有上去二声，当与止、志二部并收。《诗·鱼丽·六章》‘物其时矣’（时）与有叶，《文王·一章·上》帝不时，（时）与右叶”今读平声，古有上去二声;“疑，语其切，按古有去入二声，当与志、职二部并收。《易·小畜·象传》‘有所疑也，（疑）与富载叶’…《管子·七臣七主篇》‘芒主通人情以质疑，（疑）与事植叶’”今读平声，古有去入二声。[9]江有诰是研究上古声调的又一集大成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认为古有四声，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上古的四声不同于中古的四声，并且详细把古今异读之字一一列举了出来。江氏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忽视了上古韵文存在异调相押的情况，把所有用今音读来不同调的字，都认为了上古另有其调，得出了许多字在上古一字多调的结论。 黄侃主张上古只有平入，无上去两声说。 他在《音略》中提到说：“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惟有平入而已。”黄侃的论据并不充分。段玉裁《诗经韵分十七部表》中，有六部是有上声的，确凿可据。黄侃说上古只有平入两声，等于否认有声调，因为入声字和平声字的差别只是有无塞音韵尾的差别，并不强调声调调值的差别。
王力先生认为上古声调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音量）的分别。他在《汉语语音史》一书中提到：“（上古四声）必须是有
音高的分別的，否则后代声调以音高为主要特征无从而来;又必须是有音长的分别的，因为长入声的字正是由于读音较长，然后把韵尾塞音丢失，变为第三种舒声（去声）了。”他得出的结论是上古有四个声调，分为舒促两大类，其中舒声又包括平声（高长调）和上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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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调）;促声又包括长入（高长调）和 短入（低短调）。王力先生这一新看法由于证据不充足，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进一步讨论。例如陕西师大胡安顺教授就曾提出：王力先生的“长入说”主要是讨论了去声和入声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但是无论是《诗经》用韵还是《说文》谐声材料都表明去声与平、上声的关系要比与入声的关系密切得多，长入说只注重了去声与入声的关系，而没有正确对待去声与平、上声的关系。另外在汉语语音史中，相配的入声韵与阴声韵发展到入声韵消变为阴声韵时，两者对应的韵母中必有一部分不能完全相同：调类相承的同音音节，其韵母的发展结果一般也是相同的。而王力先生所提出的“长入韵”发展到中古消变为阴声韵后与其原所配阴声韵的中古音韵母一一相同，这说明它在上古不是入声韵而是阴声韵。
综上所述，历代学者对上古声调系统的看法都很不统一。上古声调到底有几个，声调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其中每一类声调是否与中古声调相同？这仍然是上古音韵学中没有正真解决的重要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在整理和综述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一个观点：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去三个声调，入声是韵母的特点。由于汉语的特点，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如果入声字拖长音就会变成两个音节了，所以导致入声韵必然是短促的，而声调的具体体现方式是音值的变化，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阴平调值为55、阳平为35、上声为214、去声为51，所以说声调是一个相对的音值，不是绝对音值，所以短促的入声是没有音值的相对变化的，只有一个绝对的音值，如果调查不同的发音个体用五度标记法来记音的话，结果可能是1、2、3、4、5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说入声的发音短促是由于韵母的特点决定的，跟音调无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入声的发音短促，从一个绝对的音值直接降到0，可能从听感上来说它更接近去声的调值类型。这也可能是《诗经》用韵还是《说文》谐声材料都表明去声与平、上声的关系要比与入声的关系密切得多的原因。在语音的演变过程中，入声塞音尾丢失之后没有单独演化出来一个促声调，而是直接派入了平上去三声，从这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明把上古的入声看作韵母比声调更合适，因为把丢失了塞音尾的入声直接归入平上去更加可以说明，原来的入声字是没有声调的。
注释：
[1]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康瑞琮：《陈第及其<毛诗古音考>》，《天津师范大学报》，1985年版
[4]陈第：《毛诗古音考》，中华书局，2008年版。
[5]陈雪竹：《简评顾炎武对上古声调的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陈燕：《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
[7]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
[8]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
[9]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
参考文献
[1]陈第：《毛诗古音考》，中华书局，2008年版。
[2]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3]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
[4]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
[5]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
[6]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陈燕：《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
[8]康瑞琮：《陈第及其<毛诗古音考>》，《天津师范大学报》，1985年第3期。
[9]胡安顺：《长入说质疑》，《陕西师范大学报》，1991年第4期。
[10]陈雪竹：《简评顾炎武对上古声调的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
[11]王延模：《上古声调研究综述》，《现代语文》，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