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早年写作的《聪明激进派的经济政策——混合经济》时去多日，重读此书，对于我们仍有较大的启发。
　　米德的核心思想是，恢复和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让竞争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但米德同时开出了第二张药方，就是在这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一个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上层结构，以纠正而非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
　　他强调，政府的干预一是不能妨碍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运作;二是只能通过税收、补贴或其他一些依据清晰的、非个人界定与标准明确的规范手段来实施;三是绝不可能依靠为特定人专设的、官僚主义的和任意的规则手段来进行干预。显然，米德眼光是长远的，他的主张十分清晰，政府的干预仅仅只是为了使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更加完美。
　　在涉及一系列宏观调控的层面，诸如财政、计划控制、环境资源及国际环境等， 米德坚决捍卫自由竞争的基本立场。他认为集权道路走得越远，自由就失去得越多，官僚控制的资本就会激剧攀升，这种独裁的社会结局十分可怕。即便是对稀缺的资源，他仍然将主体的控制希望寄托在市场机制上，因为当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逐渐减少时，市场机制会使它的价格逐渐走高，而对未来更高价格的预期，又会刺激资源所有者保留这些资源以便在未来获得更高收益;当然稀缺性也会促使资源使用者更有效地节约使用资源，还会刺激人们去研究可替代的新资源。
　　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宏观指标。米德认为只要促进不同职业间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应该在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机制中发挥个人决策的优势。
　　计划控制是高度集权的表现形式，但米德从假设社会总收益与总成本实现最佳平衡为案例，坚定地认为最好把问题交给追逐利润的企业自己来解决。如果交给集权机构，官僚借助法律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对受到官僚决策影响的企业利润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同时贿赂贪污对官僚的诱惑就会出现。所以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允许创业者的自由行为是优于计划经济的。米德充分认同自由地和不加限制地从国外进口商品和劳务，它是确保国内市场竞争性条件的最有效手段。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益，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会超出国内需求，如果该企业不得不同国外竞争者自由竞争，那么由此形成的垄断水平会大大削弱，而正是这种自由的国际贸易，消费者才可能在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买到质高价低的产品，这显然提高了经济效率和人们的福利。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米德承认，市场机制可以看做对每个公民活动进行社会协调的基本经济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自由的市场，就可以把公民的行为对其他利益的影响安排好。所以，对一些经济活动的特殊方面，需要实施一些特殊的社会控制和政府干预。

《聪明激进派的经济政策/混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