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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日，杨丽娟的生物钟会在清晨五点准时叫醒她。她要负责给前来教堂做礼拜的人开门。早间礼拜完毕后，她和众人一起穿梭于兰州各民间福利机构和医院，鼓励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
一年来，一所教堂成为她第二处栖身之所，吃饭和住宿基本都在这里解决。大多数时间她都独自一人，站在窗户边看教堂广场上的鸽子，徘徊的心随着鸟儿们的起飞落下渐渐平静。唯有心灵的平静，才能带她走出过去的阴影。
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14岁时，因为梦到刘德华的一张海报，兰州女孩杨丽娟开始了史最疯狂的追星路。为了满足女儿“想单独和刘德华见面”的愿望，父亲杨勤冀做出了令人侧目、令媒体沸腾的举动：先变卖房子，继而到处借款，以支援女儿两次进出香港“去见”刘德华;还制造各种噱头邀约媒体采访，以引起刘德华的注意;2003年，借债无门的杨父甚至动卖肾圆梦的念头;2007年3月26日，杨勤冀决定用生命换取女儿的愿望实现，跳海自尽。最爱她的人再也回不来，杨丽娟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舆论却在她的伤口上撒盐，继续斥责她“不思悔改”的疯狂：“为了见刘德华，杨丽娟就可以不管父母的死活？”“她的父亲就是被
她娘俩逼死的。”“杨父不会教育子女，可现在的父母有几个会呢？这件事不过是极端的父爱罢了。”……
她成了当年最大热点话题，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每个人都在讨论评判她。杨丽娟没办法屏蔽这些声音，但她必须把精力先用在应付最棘手的事上：逝者的身后事、杨勤冀留下的一堆债务，都亟待解决。
为了女儿追星，这几年杨勤冀把能借的都借遍了，从侄儿到邻居，从同事到领导，甚至还借了1.1万元高利贷。有几家媒体以同情的角度报道了母女俩现下的窘境，引发人们的恻隐之情。歌星杨臣刚拿出2万元资助杨丽娟赴港丧葬父亲，还有人匿名帮她们还清了高利贷。好心人帮助母女俩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但回到兰州后何处可容身？房子早卖了，一家三口曾待了很久的招待所也住不下去了，两人最后在城关区永昌路北口找到了一间废弃的库房，一个月房租400元。
没有了经济来源，400元也成了天文数字。
父亲的老同事告诉杨丽娟，可以找学校要抚恤金。得到这个消息，从不操心家事的杨丽娟第一时间去了学校。对这个声名狼藉的前员工家属，校方起初不打算理会。空跑了几天后，她厚着脸皮找到校长，靠连续蹲守在对方办公室不离开才狼狈地遂了愿。一面用这笔钱支撑生活，一面她去街道居委會申请了低保。两个人，每月共400多元的最低保障金，交了房租后所剩无几，但最起码生活有了些许依靠。
最后一次疯狂
经济问题解决后，杨丽娟又缩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她还是没法接受父亲的死，一年多时间里丧父之痛不减反增，“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走了，但内心接受不了。”
失去精神支柱，生活一片空白，别人评价自己、尤其是否定父亲的声音开始不受控制地在脑子里回响。这些声音令她无法接触外界，哪怕是别人的一个眼神，都会让她如惊弓之鸟，厌恶、反感、不知所措。
杨丽娟把自己关在家徒四壁的库房里逃避现实，狭窄封闭的环境却加速了精神压力的爆发。她不觉得过去的自己有错，但如果自己没有错，父亲的死和现在的处境就需要别人承担责任，
例如“毁了自己一家”的刘德华。
把追星13年攒下的所有关于刘德华的珍藏——照片、CD、海报、书籍，统统付之一炬。爱之深，恨之切，那么深爱的偶像，竟然认定自己的行为“不正常、不健康、不孝”。“我要向刘德华‘讨一个公道’。”她对自己说，要状告的不只刘德华，还有这两年来“诽谤诋毁”她们的媒体。
这个想法在香港时就有了雏形。在香港为父亲处理完后事，离开前她把父亲的遗书交到了礼宾府，希望当时的“特首”曾荫权能看到，“想让他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很多事并不像媒体写的那样。”
母亲陶菊英的做法更激进。除了和女儿一起收集“证据”，她还去了两次北京：一次是去贴大字报，揭露刘德华的“真面目”，要求他对“不忠不孝”的造谣赔礼道歉;一次是去打官司，告刘德华和几家“歪曲报道”的媒体。
这是杨丽娟最后的疯狂，荒唐可笑是大多数人的反应。在嘲笑声中，上海律师李天天自动找上门，“我要自费帮你打控诉某媒体的官司。”这个消息让犹如困兽的杨丽娟和陶菊英激动万分。如果官司能赢，她们不仅会得到30万元精神损失费，还能得到被告的赔礼道歉，能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2008年7月25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杨丽娟母女状告媒体的3起名誉侵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报道涉及杨丽娟一家三口的内容基本属实，杨氏母女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并被判承担案件受理费共计3000元。
杨丽娟最后的救命稻草断了。她搀扶着小腿行动不便的母亲徘徊在法院门口，久久不肯离去。看着头发日渐花白，眼角布满刀刻般皱纹的母亲，她幡然醒悟：现在这个家，真的就剩她和母亲了。
封闭自己，重新读书
杨丽娟明白自己必须回到正常生活轨道，最基本的正常生活，应该包括工作和社交。
工作？她不是没想过，可羸弱的身体让她连走路都吃力;她也想过去摆个小摊，做点生意，但资金又成了难题。
最难的还是社交。疯狂太久，也封闭太久，她怕了外面的声音。那次出门买东西，超市店员很快认出她，跟旁边的同事小声嘀咕：“看，那不是杨丽娟吗？就是迷恋刘德华的那个神经病！”“就是逼死自己爸的那个？”……声音压得很低，却足以让她听清楚，像刺耳的电钻声钻进她的耳朵，钻得她心疼。她放下东西匆匆离开，边走边哭。为什么自己都这么惨了，人们还是不放过自己，难道他们就不能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吗？
从那以后，杨丽娟本就不高的出门频率变得更低。即便必须要出门，也会戴一个大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脚步很快，以防被路人认出。兰州让她觉得陌生，而她却成了兰州大街小巷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那场官司成了杨丽娟最后的新闻，此后，她逐渐被人们淡忘。不用再被舆论左右，她可以专心做一件事——看书。初中后她再也没有念书，而现在她要捡起来。《韩信》和《心灵鸡汤》是她最喜欢的书，每逢心情低落，她总会翻开后者的扉页：“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小溪不经历曲折，怎么能汇入江河？风景不经历季节的更迭，怎么能有春花秋月？我们不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怎么会有一个成熟的心智和坚强的生命？生命不经历挫折的打磨，怎么能闪耀出璀璨的的光芒？” 书里的世界填补了偶像坍塌后的虚无，她积攒起微薄的自信，尝试着走出家门，参加一些爱心组织的公益活动。这个被爱心包容的圈子，没有歧视，而且还会帮她去触摸、适
应更广阔的社会。
最美的工作
想了很久的工作，竟然自己送上了门。2011年在一次慈善活动现场，杨丽娟与一家影视传媒公司老板交谈起来。两人越聊越投机，她不自觉地竟然说出了心里话：那段经历让她恐惧外界，但几年过去，她越发渴望重新踏入社会。杨丽娟说得声泪俱下，怎么也擦不干的眼泪引起对方的同情。事情过去了4年，她应该得到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来我的公司上班吧！”
狂喜之后是浓浓的担忧。她还是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何况没有一点工作经验，她能做好吗？担心在上班第一天就被打消了。传媒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的85后，一身的阳光快乐。他们不在乎杨丽娟的过去，一见面便亲切地喊她“杨姐”：“杨姐，有需要尽管开口。”
工作内容也简单，主要是整理公司的档案和文件资料。即便这样，对工作履历为零的杨丽娟来说也有不小的难度，不懂的东西一大堆，她连向同事开口求教的勇气也没有。可这些年轻人很快就察觉了杨丽娟的为难，主动教她电脑、认识表格。
融入新环境比她想象的还容易。休息时间，公司的艺人们便会围坐在一起，弹钢琴、唱歌、跳舞，杨丽娟通常坐在一旁，和着节奏拍手，一言不发。突然，一个唱歌的女孩拉着她走中间，“杨姐，咱们一起唱。”
她以为自己会开不了口，父亲去世后她就停止了自己的爱好，低调和躲避成为这四年里养成的本能。但音乐伴奏响起的那一瞬，杨丽娟听见了自己的声音：“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唱着唱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滚烫的眼泪里全是开心与释然。这份让她的心情持续美丽的工作，到2013年底才失去。因为公司经营不善，杨丽娟选择了离开。
不尽如人意却最平静的时光
“众人将妓女带到耶稣面前，男人说‘她是魔鬼勾引我们’，女人说‘她是魔鬼破坏了我的家和爱情’，他们高举手中石头，问耶稣应如何处置。吵嚷声中耶稣对所有人说：谁若至今没有犯过错，就可以用石头打她，直到她以死亡赎罪。众人沉默，纷纷丢下石头转身离开。”
7年后，有记者忆起了杨丽娟。在小心翼翼的交谈过程中，杨丽娟讲述了这个她最喜欢的故事。
从传媒公司离职后，在做公益活动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介绍杨丽娟去兰州一所教堂当义工。他们的帮助对象都是身处困境中的人，看到他们，她仿佛看到曾經的自己。但和其他义工不同，她从不以自己的经历拉近与被助者之间的距离，过去是一道伤口，刚刚结了疤，还在隐隐作痛。
帮助别人，她也得到教堂管理方的帮助。了解到杨丽娟的经济状况，对方每月给她提供了几百元补助款，因为离家有些远，她还在教堂里得到了一间小房间做宿舍，虽小，但床、桌子、衣柜俱全。
别人眼中清贫的生活，杨丽娟却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帮助别人，以付出获得肯定，从肯定中积累自信，她开始感到久违的快乐和满足。
寻找她的媒体渐渐多起来，记者们也不再把她放在“病人”的角度获取内容——2012年她参加了一次谈话节目的录制，但在那时，她仍是个“病人”，需要在心理专家的引导下说出对父亲的愧疚，去承认其实父亲比刘德华重要。而今年10月，杨丽娟再次露面一档电视节目，这一次，她以清醒的过来人身份，劝诫和引导疯狂的年轻粉丝。
“我不再迷恋刘德华！”这是她7年来最大的改变。节目过后，采访邀约蜂拥而至。她太清楚媒体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虽然在传媒公司上班的经历让她对媒体有了更多认识，但这建立在生活不被打扰基础上，“长时间说话其实很累。”她对《家人》记者说。这是她接受的极少几家媒体，打动她的是记者发来的一条短信：“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35岁的杨丽娟，内心还住着一个孩子，容易被感动，希望被关心。
一年来，一所教堂成为她第二处栖身之所，吃饭和住宿基本都在这里解决。大多数时间她都独自一人，站在窗户边看教堂广场上的鸽子，徘徊的心随着鸟儿们的起飞落下渐渐平静。唯有心灵的平静，才能带她走出过去的阴影。
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14岁时，因为梦到刘德华的一张海报，兰州女孩杨丽娟开始了史最疯狂的追星路。为了满足女儿“想单独和刘德华见面”的愿望，父亲杨勤冀做出了令人侧目、令媒体沸腾的举动：先变卖房子，继而到处借款，以支援女儿两次进出香港“去见”刘德华;还制造各种噱头邀约媒体采访，以引起刘德华的注意;2003年，借债无门的杨父甚至动卖肾圆梦的念头;2007年3月26日，杨勤冀决定用生命换取女儿的愿望实现，跳海自尽。最爱她的人再也回不来，杨丽娟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舆论却在她的伤口上撒盐，继续斥责她“不思悔改”的疯狂：“为了见刘德华，杨丽娟就可以不管父母的死活？”“她的父亲就是被
她娘俩逼死的。”“杨父不会教育子女，可现在的父母有几个会呢？这件事不过是极端的父爱罢了。”……
她成了当年最大热点话题，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每个人都在讨论评判她。杨丽娟没办法屏蔽这些声音，但她必须把精力先用在应付最棘手的事上：逝者的身后事、杨勤冀留下的一堆债务，都亟待解决。
为了女儿追星，这几年杨勤冀把能借的都借遍了，从侄儿到邻居，从同事到领导，甚至还借了1.1万元高利贷。有几家媒体以同情的角度报道了母女俩现下的窘境，引发人们的恻隐之情。歌星杨臣刚拿出2万元资助杨丽娟赴港丧葬父亲，还有人匿名帮她们还清了高利贷。好心人帮助母女俩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但回到兰州后何处可容身？房子早卖了，一家三口曾待了很久的招待所也住不下去了，两人最后在城关区永昌路北口找到了一间废弃的库房，一个月房租400元。
没有了经济来源，400元也成了天文数字。
父亲的老同事告诉杨丽娟，可以找学校要抚恤金。得到这个消息，从不操心家事的杨丽娟第一时间去了学校。对这个声名狼藉的前员工家属，校方起初不打算理会。空跑了几天后，她厚着脸皮找到校长，靠连续蹲守在对方办公室不离开才狼狈地遂了愿。一面用这笔钱支撑生活，一面她去街道居委會申请了低保。两个人，每月共400多元的最低保障金，交了房租后所剩无几，但最起码生活有了些许依靠。
最后一次疯狂
经济问题解决后，杨丽娟又缩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她还是没法接受父亲的死，一年多时间里丧父之痛不减反增，“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走了，但内心接受不了。”
失去精神支柱，生活一片空白，别人评价自己、尤其是否定父亲的声音开始不受控制地在脑子里回响。这些声音令她无法接触外界，哪怕是别人的一个眼神，都会让她如惊弓之鸟，厌恶、反感、不知所措。
杨丽娟把自己关在家徒四壁的库房里逃避现实，狭窄封闭的环境却加速了精神压力的爆发。她不觉得过去的自己有错，但如果自己没有错，父亲的死和现在的处境就需要别人承担责任，
例如“毁了自己一家”的刘德华。
把追星13年攒下的所有关于刘德华的珍藏——照片、CD、海报、书籍，统统付之一炬。爱之深，恨之切，那么深爱的偶像，竟然认定自己的行为“不正常、不健康、不孝”。“我要向刘德华‘讨一个公道’。”她对自己说，要状告的不只刘德华，还有这两年来“诽谤诋毁”她们的媒体。
这个想法在香港时就有了雏形。在香港为父亲处理完后事，离开前她把父亲的遗书交到了礼宾府，希望当时的“特首”曾荫权能看到，“想让他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很多事并不像媒体写的那样。”
母亲陶菊英的做法更激进。除了和女儿一起收集“证据”，她还去了两次北京：一次是去贴大字报，揭露刘德华的“真面目”，要求他对“不忠不孝”的造谣赔礼道歉;一次是去打官司，告刘德华和几家“歪曲报道”的媒体。
这是杨丽娟最后的疯狂，荒唐可笑是大多数人的反应。在嘲笑声中，上海律师李天天自动找上门，“我要自费帮你打控诉某媒体的官司。”这个消息让犹如困兽的杨丽娟和陶菊英激动万分。如果官司能赢，她们不仅会得到30万元精神损失费，还能得到被告的赔礼道歉，能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2008年7月25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杨丽娟母女状告媒体的3起名誉侵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报道涉及杨丽娟一家三口的内容基本属实，杨氏母女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并被判承担案件受理费共计3000元。
杨丽娟最后的救命稻草断了。她搀扶着小腿行动不便的母亲徘徊在法院门口，久久不肯离去。看着头发日渐花白，眼角布满刀刻般皱纹的母亲，她幡然醒悟：现在这个家，真的就剩她和母亲了。
封闭自己，重新读书
杨丽娟明白自己必须回到正常生活轨道，最基本的正常生活，应该包括工作和社交。
工作？她不是没想过，可羸弱的身体让她连走路都吃力;她也想过去摆个小摊，做点生意，但资金又成了难题。
最难的还是社交。疯狂太久，也封闭太久，她怕了外面的声音。那次出门买东西，超市店员很快认出她，跟旁边的同事小声嘀咕：“看，那不是杨丽娟吗？就是迷恋刘德华的那个神经病！”“就是逼死自己爸的那个？”……声音压得很低，却足以让她听清楚，像刺耳的电钻声钻进她的耳朵，钻得她心疼。她放下东西匆匆离开，边走边哭。为什么自己都这么惨了，人们还是不放过自己，难道他们就不能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吗？
从那以后，杨丽娟本就不高的出门频率变得更低。即便必须要出门，也会戴一个大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脚步很快，以防被路人认出。兰州让她觉得陌生，而她却成了兰州大街小巷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那场官司成了杨丽娟最后的新闻，此后，她逐渐被人们淡忘。不用再被舆论左右，她可以专心做一件事——看书。初中后她再也没有念书，而现在她要捡起来。《韩信》和《心灵鸡汤》是她最喜欢的书，每逢心情低落，她总会翻开后者的扉页：“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小溪不经历曲折，怎么能汇入江河？风景不经历季节的更迭，怎么能有春花秋月？我们不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怎么会有一个成熟的心智和坚强的生命？生命不经历挫折的打磨，怎么能闪耀出璀璨的的光芒？” 书里的世界填补了偶像坍塌后的虚无，她积攒起微薄的自信，尝试着走出家门，参加一些爱心组织的公益活动。这个被爱心包容的圈子，没有歧视，而且还会帮她去触摸、适
应更广阔的社会。
最美的工作
想了很久的工作，竟然自己送上了门。2011年在一次慈善活动现场，杨丽娟与一家影视传媒公司老板交谈起来。两人越聊越投机，她不自觉地竟然说出了心里话：那段经历让她恐惧外界，但几年过去，她越发渴望重新踏入社会。杨丽娟说得声泪俱下，怎么也擦不干的眼泪引起对方的同情。事情过去了4年，她应该得到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来我的公司上班吧！”
狂喜之后是浓浓的担忧。她还是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何况没有一点工作经验，她能做好吗？担心在上班第一天就被打消了。传媒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的85后，一身的阳光快乐。他们不在乎杨丽娟的过去，一见面便亲切地喊她“杨姐”：“杨姐，有需要尽管开口。”
工作内容也简单，主要是整理公司的档案和文件资料。即便这样，对工作履历为零的杨丽娟来说也有不小的难度，不懂的东西一大堆，她连向同事开口求教的勇气也没有。可这些年轻人很快就察觉了杨丽娟的为难，主动教她电脑、认识表格。
融入新环境比她想象的还容易。休息时间，公司的艺人们便会围坐在一起，弹钢琴、唱歌、跳舞，杨丽娟通常坐在一旁，和着节奏拍手，一言不发。突然，一个唱歌的女孩拉着她走中间，“杨姐，咱们一起唱。”
她以为自己会开不了口，父亲去世后她就停止了自己的爱好，低调和躲避成为这四年里养成的本能。但音乐伴奏响起的那一瞬，杨丽娟听见了自己的声音：“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唱着唱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滚烫的眼泪里全是开心与释然。这份让她的心情持续美丽的工作，到2013年底才失去。因为公司经营不善，杨丽娟选择了离开。
不尽如人意却最平静的时光
“众人将妓女带到耶稣面前，男人说‘她是魔鬼勾引我们’，女人说‘她是魔鬼破坏了我的家和爱情’，他们高举手中石头，问耶稣应如何处置。吵嚷声中耶稣对所有人说：谁若至今没有犯过错，就可以用石头打她，直到她以死亡赎罪。众人沉默，纷纷丢下石头转身离开。”
7年后，有记者忆起了杨丽娟。在小心翼翼的交谈过程中，杨丽娟讲述了这个她最喜欢的故事。
从传媒公司离职后，在做公益活动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介绍杨丽娟去兰州一所教堂当义工。他们的帮助对象都是身处困境中的人，看到他们，她仿佛看到曾經的自己。但和其他义工不同，她从不以自己的经历拉近与被助者之间的距离，过去是一道伤口，刚刚结了疤，还在隐隐作痛。
帮助别人，她也得到教堂管理方的帮助。了解到杨丽娟的经济状况，对方每月给她提供了几百元补助款，因为离家有些远，她还在教堂里得到了一间小房间做宿舍，虽小，但床、桌子、衣柜俱全。
别人眼中清贫的生活，杨丽娟却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帮助别人，以付出获得肯定，从肯定中积累自信，她开始感到久违的快乐和满足。
寻找她的媒体渐渐多起来，记者们也不再把她放在“病人”的角度获取内容——2012年她参加了一次谈话节目的录制，但在那时，她仍是个“病人”，需要在心理专家的引导下说出对父亲的愧疚，去承认其实父亲比刘德华重要。而今年10月，杨丽娟再次露面一档电视节目，这一次，她以清醒的过来人身份，劝诫和引导疯狂的年轻粉丝。
“我不再迷恋刘德华！”这是她7年来最大的改变。节目过后，采访邀约蜂拥而至。她太清楚媒体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虽然在传媒公司上班的经历让她对媒体有了更多认识，但这建立在生活不被打扰基础上，“长时间说话其实很累。”她对《家人》记者说。这是她接受的极少几家媒体，打动她的是记者发来的一条短信：“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35岁的杨丽娟，内心还住着一个孩子，容易被感动，希望被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