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国入侵随国，还没怎么打就派人议和，并且故做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假意示弱，以麻痹对手。幸而随侯手下有个贤臣季梁，这位定海神针般的肱股大臣义正辞严地提醒国君，勿因对方主动议和而掉以轻心，只有恪守正道，“修政而亲兄弟之国”，才能有望幸免于劫难。随侯听了大为震动，惧而修政。
　　小国在大国之侧求生存，常怀忧惧，励精图治，这倒也可以理解。可是，强国也时刻提防，唯恐不久的将来要大难临头。
　　郑庄公时的郑国，俨然春秋初期第一大國。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郑和齐、鲁联合伐许。明明是打了胜仗、占据邻国土地，这位雄主在战后告诫留守许国的大臣时，言语之间反倒充满了对自己国家的深深忧虑：
　　“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岂能与许争乎！”
　　周室东迁之后江河日下，威风不再，或许在郑庄公的眼中，郑作为周天子的同姓诸侯，也已失去了老天的眷顾，那么，他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也可说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我们从《尚书》《诗经》等等那些中华民族的早期文献中看到，即使事业蒸蒸日上的开国创业之君或者承平时代的太平天子，也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常怀“戒慎恐惧”之心。
　　大禹留给夏朝子孙的遗训：“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我面对天下百姓，紧张得就像用快要腐烂的绳索驾着六匹马拉的大车，怎么能不提心吊胆、充满敬畏呢？
　　周武王即位三天后，姜尚为他讲古圣王之道，武王听罢，“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把古书上的箴言铭刻在宫室的角角落落，铭刻在剑、弓、矛等日用的兵器上。
　　《易经》处处讲趋利避害、如何在困境中自处的道理，如“君子以恐惧修省”;《礼记》上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诗经·小雅·小旻》则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古人强调在治理国家和日常生活中保持“戒慎恐惧”的例子，在传统经典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统治者这忧虑和戒惧背后，是明确而深刻的自省精神和自我管理、自我改善的意识。他们懂得畏惧天命和民意，保持“戒慎恐惧”的心态，而不是妄自尊大，以为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可压制和解决一切，从而认真执政，不敢懈怠，不敢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历史证明，那些强大昌盛的朝代，或者历朝历代那些相对繁荣、安定的时期，君主必然有这份敬畏之心和自省精神，而君主不再“戒慎恐惧”、不能自我管理之时，也就到了王朝末路、走向灭亡的阶段。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就我们现代人而言，“戒慎恐惧”，意味着生活中多一份克制和检点，对可能的危机保持警醒，对未来有一份长远的打算——健康时，记得督促自己活动和锻炼，不在电脑前久坐，不抱着手机躺在床上熬夜;离考试还远的时候，努力学习，假期作业早早完成，不必等到开学前临时抱佛脚;年轻工作时，努力攒钱，用心理财，不必等老去之后和疾病来时捉襟见肘、窘迫绝望……这应该也是很有必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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