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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阻碍全体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两大障碍就是权力异化和资本异化。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由价值，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权力异化、扫除腐败现象，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另外，还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用公共权力去制衡资本的力量，从而克服资本的任性，避免出现社会两极分化，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权力；资本；异化；自由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4-0029-03
一、权力异化的表征及其克服
公共权力包括财产权力和政治权力两类。财产权力又称经济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基础。如果对公共权力的源起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公共权力产生之初，其主要功能是公共服务，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为社会成员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有序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然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公共权力的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统治阶级抑制个体自由和维持统治秩序、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一）权力异化的表现
本文这里所说的权力异化中的权力仅指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具有公共属性，其本质追求和核心价值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谋取最大公共福利，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反而被逐渐异化，走向了它初始价值追求的反面，成为一种与多数社会成员相对抗、反对权力来源的一种异己力量。国家权力的异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一是国家权力与其初始价值相异化。在原始社会中，基于人们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共同利益诉求，公共权力出现的目标和宗旨，就是维护和增进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的逐利本性逐渐凸显出来，在阶级社会中的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价值取向之间便产生了矛盾，这便需要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权力来维持秩序。当国家权力拥有者把手中的权力用于满足其私人利益时，这种公共权力就会背离服务于共同利益的目的。二是国家权力与其来源相异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权力在本质上是人民主权的，统治者只是人民主权的象征和代表。这种人民主权性质要求国家权力始终要发挥为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根本职能。然而，掌握国家权力的社会集团作为曾经的服务者和改革者，在他们对社会进行服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他们的权力日益膨胀，其社会服务功能不知不觉地演变为社会管理功能，其管理地位开始固化。在这个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作为管理者的个人，其逐利的本质逐渐暴露，有时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放弃甚至取代社会公共利益，这种与权力来源的背离现象逐渐演变为社会的常态。如此，国家权力逐渐沦为与多数社会成员相对抗，为少数人的个人利益服务的政治工具。三是国家权力与个体的自由本质相异化。国家权力作为公共权力，本来是人类用以完善和改造自身的工具，使作为联合体的人获得更多自由的积极力量，但由于社会和人类理性发展水平的有限性，国家权力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家权力的异化过程中陷入不自由状态，饱受身心的摧残，权力的诱惑也使众多掌权者沦为它的奴隶，在权力的追逐中失去自我。在整体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往往靠不住，执政者对人们的控制成为社会的常态。
从国家的产生来看，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对立是国家权力异化的根源。当人类社会自身出现了难以调和和克服的矛盾时，就需要一种外在的和更加强大的权力，对这些社会矛盾加以调和。可见，国家诞生之时就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初始公共权力产生的初衷就是为了克服社会问题，是与社会相异化的一种存在物，是一种与社会异化的力量。但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国家也不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现象，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社会财富会越来越分布于多数个人手中，社会矛盾得以调和，国家将逐渐丧失其社会管理职能并趋向消亡，国家权力将被社会逐步收回。如果国家权力从少数人手中又回到多数人手中并为其服务，国家权力就会回归其作为公权力的初始目标和本质意蕴。
（二）权力异化的原因探析
马克思认为，国家权力异化的原因如下：一、国家权力异化的根本制约要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性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和城乡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因而，就需要一种外在的约束来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这使国家权力的产生成为一种必要和可能性。但是，逐渐产生的私有制进一步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性质，由于社会生产关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关系反映在国家领域，使国家权力具有了服务于少数行驶公权者和利益群体的私人性质。二、国家权力异化的内在因素是国家权力的分离。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全体社会成员，然而在现实中总是由少数代理人来行使国家权力，从而造成了所有者和使用者分离的现象，由少数公职人员行使国家权力，这就会给那些掌权的公职人员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在阶级社会中，在经济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总是掌握着国家权力，他们善于组成利益集团，运用公权力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三是不完善的权力运行框架是导致权力异化的诱导因素。权力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会给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提供可乘之机。因此，只有尽可能地消除权力运行体系中的制度漏洞，才能消除权力异化的发生，才不至于使国家权力沦为少数人实现特殊利益的工具，杜绝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诸多腐败案件的发生，与国家权力的异化现象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计划为主的执政理念与治理模式具有使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快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在各级政府管理中，权力集中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由于缺乏有力监督，公权力集中在官员手中，权力的运行偏离常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人民主权难以有效实现，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力，没有对公权力加以有效制约。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马克思所提到的四种权力异化现象也存在于当下社会，在一些官员身上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异化问题。有些官员存在着侥幸心态，情感和私欲战胜了理性和正义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各种不正当手段是他们实现私欲的常用手段。因此，必须对国家權力实施制度约束，对权力的产生、权力的运行和权力的监督加以制度的规范化操作，杜绝和避免权力的恶。当然，如果想要从根本上破除垄断，消灭权力异化，完全消除权力的恶，避免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做到马克思所说的消灭社会分工制和私有制。 （三）权力异化的克服
本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各种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国家权力也必须得到约束，国家需要从两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改变社会成员经济上不平等的情况，二是要改变社会成员占用公权力的不均衡状态。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推进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制度，促进二者协同发展。
在物质产品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权力也就是稀缺的，就会助长腐败和垄断。从根本上来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使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从而根本解决私权对公权的滥用问题，避免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消除资源分配的差距，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主权落在实处，消灭国家权力异化的制度基础。
二、资本逻辑及其扬弃
源自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迄今为止仍处在未完成的状态。现代性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使人们摆脱了愚昧和盲从状态，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使理性得以彰显。然而，现代性始终具有内在的矛盾性。现代性带来了物质丰富、科技繁荣、人性解放，在这些积极意义凸显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科技异化、生态恶化等深层矛盾和危机。
（一）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从现代性视角审视自由主义，把它作为西方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高扬了人作为自由主体的地位，但是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冲突和悖论。自由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重要理论工具。可是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和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却提不出解决的办法。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坚持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政策导向引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全球化时代，资源、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南北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的杠杆作用之下，财富更是以惊人的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已。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入的批判之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作为人类解放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由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宗教似的虚幻目标，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看待自由，就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展开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是由资本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资本运行的逻辑是现代性问题最深层的原因。在资本的运行不断生成现代性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危机和悖论。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资本破坏了社会的秩序，造成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就是对资本现代性所固有的问题、表现、根源和趋势的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对现代性的扬弃必须利用资本本身。马克思认为，资本的逻辑控制了社会生活。这种现代社会所体现的现代性对前资本主义时代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在现代社会愈发地显示出它的消极作用，尤其是资本对人的压迫所造成的人的不自由的困境。
在当代社会，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仍然在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扬弃，是对现代性的超越。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性的批判，具有极其重要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资本社会的分析，体现出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对其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论。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体现出对人类命运和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致力于研究个性自由解放的实现路径，体现出现代性理论的超越性和时代指导价值。
（二）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仍然具有适用性。运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性困境，探索扬弃中国现代性的有效路径，对于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自由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性具有和西方现代性一致的特点，就是资本运行逻辑的一致性。资本的运行给当代中国带来了现代性的积极成就，也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积极方面不断凸显。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也意味着效率逻辑和消费逻辑的扩张，使中国出现了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的信仰危机。为解决这些危机，必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第一，在我们充分利用资本的同时，要增强对资本的有效控制和驾驭。第二，权利逻辑必将代替权力逻辑。第三，必须对资本的逻辑加以扬弃和根本置换。在中国社会，资本—效率逻辑导致日益加剧的贫富差异。因此，比资本—效率逻辑更重要的是公正逻辑。资本—消费逻辑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比资本—消费逻辑更重要的是生态逻辑。资本—文化逻辑带来文化的虚无化和人的信仰缺失。因此，比资本—文化逻辑更重要的是人本逻辑。如果能够实现以上逻辑置换，有助于消解中国现代性困境，为建构合理的政治、社会、人文和生态环境提供价值导向和实践思路。
在中国，现代性往往被理解为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等方面的物质标准的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往往是衡量政府领导人治理能力的首要依据。这种对物质文明过度强调的倾向和对资本控制的忽视，割裂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分裂性的矛盾。使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滞后，国民面临着传统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的消极方面所带来的综合而又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和特点，那么，在发展道路、发展方式上，就需要重新思考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性的适切程度和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理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遇到了发展的困境，现代性的后果就是其中一个方面的表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性带来的问题逐渐凸现，这是现代性固有的二律背反。因此，回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以此审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就极为必要。当然，对资本的利用仍然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经济繁荣的基础，也是扬弃资本的固有缺陷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资本的破坏性，需要对资本的使用者加以规约。资本的支配权总是对应于一定的义务，谁支配的资本越多，谁的责任和义务也越大。因此，需要对制约资本的道德与法律加以完善。作为处理资本权力化问题的约束机制。中国的企业家享有更多的资本使用和规制权，为了限制资本的恶，他们也应该承当更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资本的本性是社会发展的总体逻辑，在这个总体逻辑下，需要主动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伦理学，具体探讨资本的实现方式，规范和约束资本的发展。自由逻辑和幸福逻辑是对资本逻辑和消费逻辑的超越，具有更高的价值，是对马克思反思现代性成果的继承和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还处于正在形成阶段，在现代化尚未完成阶段，民主政治还处于建构过程之中，实现自由其实还有一些体制性障碍，尽管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却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就充分实现了自由。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在哲学界是一个常识认识，可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期却成了不被承认的命题，甚至连异化现象和人道主义都成了研究的禁区。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并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肯定，这是一个理论认识上的飞跃，自然也是践行自由的表现和结果。自由实现不仅仅要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的制度保证，还需要其他的许多条件才能真正实现，其中发达的生产力是物质基础，而民主和法治则是自由实现的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中国还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建立自由实现的完善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1]陈潭，伍小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根源 探析——马克思论国家权力的为恶倾向及其制约 [J].理论与改革，2014，（6）.
[2]伍小樂.马克思关于国家权力的批判：权力之恶及 其弥除[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3]蒋红群.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 现代性建构的启示[D].硕士学位论文，2011.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权力；资本；异化；自由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4-0029-03
一、权力异化的表征及其克服
公共权力包括财产权力和政治权力两类。财产权力又称经济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基础。如果对公共权力的源起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公共权力产生之初，其主要功能是公共服务，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为社会成员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有序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然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公共权力的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统治阶级抑制个体自由和维持统治秩序、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一）权力异化的表现
本文这里所说的权力异化中的权力仅指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具有公共属性，其本质追求和核心价值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谋取最大公共福利，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反而被逐渐异化，走向了它初始价值追求的反面，成为一种与多数社会成员相对抗、反对权力来源的一种异己力量。国家权力的异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一是国家权力与其初始价值相异化。在原始社会中，基于人们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共同利益诉求，公共权力出现的目标和宗旨，就是维护和增进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的逐利本性逐渐凸显出来，在阶级社会中的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价值取向之间便产生了矛盾，这便需要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权力来维持秩序。当国家权力拥有者把手中的权力用于满足其私人利益时，这种公共权力就会背离服务于共同利益的目的。二是国家权力与其来源相异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权力在本质上是人民主权的，统治者只是人民主权的象征和代表。这种人民主权性质要求国家权力始终要发挥为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根本职能。然而，掌握国家权力的社会集团作为曾经的服务者和改革者，在他们对社会进行服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他们的权力日益膨胀，其社会服务功能不知不觉地演变为社会管理功能，其管理地位开始固化。在这个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作为管理者的个人，其逐利的本质逐渐暴露，有时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放弃甚至取代社会公共利益，这种与权力来源的背离现象逐渐演变为社会的常态。如此，国家权力逐渐沦为与多数社会成员相对抗，为少数人的个人利益服务的政治工具。三是国家权力与个体的自由本质相异化。国家权力作为公共权力，本来是人类用以完善和改造自身的工具，使作为联合体的人获得更多自由的积极力量，但由于社会和人类理性发展水平的有限性，国家权力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家权力的异化过程中陷入不自由状态，饱受身心的摧残，权力的诱惑也使众多掌权者沦为它的奴隶，在权力的追逐中失去自我。在整体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往往靠不住，执政者对人们的控制成为社会的常态。
从国家的产生来看，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对立是国家权力异化的根源。当人类社会自身出现了难以调和和克服的矛盾时，就需要一种外在的和更加强大的权力，对这些社会矛盾加以调和。可见，国家诞生之时就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初始公共权力产生的初衷就是为了克服社会问题，是与社会相异化的一种存在物，是一种与社会异化的力量。但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国家也不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现象，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社会财富会越来越分布于多数个人手中，社会矛盾得以调和，国家将逐渐丧失其社会管理职能并趋向消亡，国家权力将被社会逐步收回。如果国家权力从少数人手中又回到多数人手中并为其服务，国家权力就会回归其作为公权力的初始目标和本质意蕴。
（二）权力异化的原因探析
马克思认为，国家权力异化的原因如下：一、国家权力异化的根本制约要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性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和城乡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因而，就需要一种外在的约束来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这使国家权力的产生成为一种必要和可能性。但是，逐渐产生的私有制进一步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性质，由于社会生产关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关系反映在国家领域，使国家权力具有了服务于少数行驶公权者和利益群体的私人性质。二、国家权力异化的内在因素是国家权力的分离。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全体社会成员，然而在现实中总是由少数代理人来行使国家权力，从而造成了所有者和使用者分离的现象，由少数公职人员行使国家权力，这就会给那些掌权的公职人员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在阶级社会中，在经济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总是掌握着国家权力，他们善于组成利益集团，运用公权力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三是不完善的权力运行框架是导致权力异化的诱导因素。权力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会给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提供可乘之机。因此，只有尽可能地消除权力运行体系中的制度漏洞，才能消除权力异化的发生，才不至于使国家权力沦为少数人实现特殊利益的工具，杜绝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诸多腐败案件的发生，与国家权力的异化现象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计划为主的执政理念与治理模式具有使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快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在各级政府管理中，权力集中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由于缺乏有力监督，公权力集中在官员手中，权力的运行偏离常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人民主权难以有效实现，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力，没有对公权力加以有效制约。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马克思所提到的四种权力异化现象也存在于当下社会，在一些官员身上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异化问题。有些官员存在着侥幸心态，情感和私欲战胜了理性和正义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各种不正当手段是他们实现私欲的常用手段。因此，必须对国家權力实施制度约束，对权力的产生、权力的运行和权力的监督加以制度的规范化操作，杜绝和避免权力的恶。当然，如果想要从根本上破除垄断，消灭权力异化，完全消除权力的恶，避免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做到马克思所说的消灭社会分工制和私有制。 （三）权力异化的克服
本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各种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国家权力也必须得到约束，国家需要从两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改变社会成员经济上不平等的情况，二是要改变社会成员占用公权力的不均衡状态。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推进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制度，促进二者协同发展。
在物质产品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权力也就是稀缺的，就会助长腐败和垄断。从根本上来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使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从而根本解决私权对公权的滥用问题，避免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消除资源分配的差距，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主权落在实处，消灭国家权力异化的制度基础。
二、资本逻辑及其扬弃
源自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迄今为止仍处在未完成的状态。现代性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使人们摆脱了愚昧和盲从状态，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使理性得以彰显。然而，现代性始终具有内在的矛盾性。现代性带来了物质丰富、科技繁荣、人性解放，在这些积极意义凸显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科技异化、生态恶化等深层矛盾和危机。
（一）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从现代性视角审视自由主义，把它作为西方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高扬了人作为自由主体的地位，但是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冲突和悖论。自由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重要理论工具。可是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和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却提不出解决的办法。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坚持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政策导向引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全球化时代，资源、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南北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的杠杆作用之下，财富更是以惊人的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已。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入的批判之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作为人类解放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由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宗教似的虚幻目标，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看待自由，就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展开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是由资本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资本运行的逻辑是现代性问题最深层的原因。在资本的运行不断生成现代性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危机和悖论。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资本破坏了社会的秩序，造成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就是对资本现代性所固有的问题、表现、根源和趋势的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对现代性的扬弃必须利用资本本身。马克思认为，资本的逻辑控制了社会生活。这种现代社会所体现的现代性对前资本主义时代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在现代社会愈发地显示出它的消极作用，尤其是资本对人的压迫所造成的人的不自由的困境。
在当代社会，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仍然在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扬弃，是对现代性的超越。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性的批判，具有极其重要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资本社会的分析，体现出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对其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论。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体现出对人类命运和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致力于研究个性自由解放的实现路径，体现出现代性理论的超越性和时代指导价值。
（二）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仍然具有适用性。运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性困境，探索扬弃中国现代性的有效路径，对于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自由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性具有和西方现代性一致的特点，就是资本运行逻辑的一致性。资本的运行给当代中国带来了现代性的积极成就，也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积极方面不断凸显。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也意味着效率逻辑和消费逻辑的扩张，使中国出现了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的信仰危机。为解决这些危机，必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第一，在我们充分利用资本的同时，要增强对资本的有效控制和驾驭。第二，权利逻辑必将代替权力逻辑。第三，必须对资本的逻辑加以扬弃和根本置换。在中国社会，资本—效率逻辑导致日益加剧的贫富差异。因此，比资本—效率逻辑更重要的是公正逻辑。资本—消费逻辑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比资本—消费逻辑更重要的是生态逻辑。资本—文化逻辑带来文化的虚无化和人的信仰缺失。因此，比资本—文化逻辑更重要的是人本逻辑。如果能够实现以上逻辑置换，有助于消解中国现代性困境，为建构合理的政治、社会、人文和生态环境提供价值导向和实践思路。
在中国，现代性往往被理解为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等方面的物质标准的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往往是衡量政府领导人治理能力的首要依据。这种对物质文明过度强调的倾向和对资本控制的忽视，割裂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分裂性的矛盾。使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滞后，国民面临着传统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的消极方面所带来的综合而又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和特点，那么，在发展道路、发展方式上，就需要重新思考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性的适切程度和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理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遇到了发展的困境，现代性的后果就是其中一个方面的表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性带来的问题逐渐凸现，这是现代性固有的二律背反。因此，回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以此审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就极为必要。当然，对资本的利用仍然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经济繁荣的基础，也是扬弃资本的固有缺陷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资本的破坏性，需要对资本的使用者加以规约。资本的支配权总是对应于一定的义务，谁支配的资本越多，谁的责任和义务也越大。因此，需要对制约资本的道德与法律加以完善。作为处理资本权力化问题的约束机制。中国的企业家享有更多的资本使用和规制权，为了限制资本的恶，他们也应该承当更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资本的本性是社会发展的总体逻辑，在这个总体逻辑下，需要主动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伦理学，具体探讨资本的实现方式，规范和约束资本的发展。自由逻辑和幸福逻辑是对资本逻辑和消费逻辑的超越，具有更高的价值，是对马克思反思现代性成果的继承和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还处于正在形成阶段，在现代化尚未完成阶段，民主政治还处于建构过程之中，实现自由其实还有一些体制性障碍，尽管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却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就充分实现了自由。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在哲学界是一个常识认识，可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期却成了不被承认的命题，甚至连异化现象和人道主义都成了研究的禁区。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并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肯定，这是一个理论认识上的飞跃，自然也是践行自由的表现和结果。自由实现不仅仅要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的制度保证，还需要其他的许多条件才能真正实现，其中发达的生产力是物质基础，而民主和法治则是自由实现的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中国还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建立自由实现的完善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1]陈潭，伍小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根源 探析——马克思论国家权力的为恶倾向及其制约 [J].理论与改革，2014，（6）.
[2]伍小樂.马克思关于国家权力的批判：权力之恶及 其弥除[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3]蒋红群.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 现代性建构的启示[D].硕士学位论文，2011.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