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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因为粮食由国家限量供应，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人们上下班拎着布兜，里面是大号的铝皮饭盒、中号的铝皮菜盒。车间里有个气锅，能把职工的生米蒸成熟饭。菜是在家就做好的，放在气锅旁边，保持着温暖。
我们的饭量真够大的，都能吃下整整一盒蒸高粱米饭，或者掺了大米的高粱米饭——不那么硬了，口感好一些。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大家还都是高粱米饭，第二年就开始掺大米了。
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老工人从家里带来的菜，总是那么几样，炒白菜、煮萝卜、炖土豆，都没有加鸡蛋和肉，所以虽然都坐在一起吃饭，也各吃各的，用不着请别人尝尝自己的菜。到了第二年，商店里卖的猪肉多了，鸡蛋也多了，偶尔出现在大家的菜盒里。
这里说的第二年，就是1979年。
春节过后一个多星期，我家里还有肉吃，这是这些年里从来没有的事。记得我那一天上大头班，带去了一些做菜的原料，绿豆芽、葱丝、香菜，一点盐和凝固的猪油，最重要的是，还有几粒炸熟的猪肉丸子，说是晚饭剩的，其实是我妈没舍得吃，非要我带到工厂去不可。
吃饭时间到了，我开始煮我的丸子豆芽汤：弄来一块烧红的铁板，铝饭盒里盛水煮开，顺序投入猪油、葱丝、丸子、豆芽、盐和香菜。没有几分钟，车间里就飘荡出一片很浓的香气，把吃饭的人全都吸引过来啦。
一些年后，我弄了同样的原料，想做出同样美味的汤，几次实验都不成功。于是我知道了，人世间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唯一性的，根本无法复制。
如果说还有复制的办法，也得回到同样的环境：穿一身完全变硬、汗碱层叠的劳动服，蹲在由橘红渐变为暗红的铁板前面，舀起一勺热汤倒入长期营养不足的肠胃。
或許，还要有空中飘浮的沥青微粒。
在那个漫长冬日的夜晚，它可能是那道热汤特殊香气的组成成分。
铁东区铆焊厂那种用沥青润滑轧辊的老轧机，现在，全世界都再也找不到一台。它于20世纪初由德国人制造出来，再由日本企业主买来安装在伪满洲国的工厂。后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还在中国鞍山的铁东区铆焊厂里转动，生产一些热轧薄板与工伤事故。大约我离开那家工厂五年后，那个车间被撤销。那台与人寿命仿佛的老轧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死了。
它的活着，就是它不停歇的运转。比起在它前面流汗干活儿的一批批、一代代工人们，它见过更多的事情。如果它是历史，我和许多人只是它的一部分，为了完成它的使命而存在。
我与它在一起的时间两年多，可是并不总在它的身边。
时常把我从轧机前拉走的，有车间工会，也有厂工会，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然后再回来。工会逢年过节搞些应季的宣传，或者有宣传国家政策的临时任务，都会找我去搞个展览橱窗，写些大字标语。这样零零散散的时间加在一起，估计有半年以上。
在那家有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我可能是最好的美工，也可能会写出最好的文字材料，但厂里不会把我调离生产岗位，专职负责宣传事务，那是从工人到干部的一次身份跨越，很难完成。虽然是这样，我还是感谢那些写写画画的工作，让我从疲惫不堪的轧机前脱身，得到一次次休息与调整，不然的话，我的身体可能会垮掉。
有一次，我在厂门左侧画了一幅临摹的宣传画。它画幅很大，高约三米，宽七八米，标题也很长，大约是“团结起来，鼓足干劲，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画面上有十多个人物，挺胸抬头，造型相似，神情呆板，没有性格，像是其中一个人的翻版，只是他们手中道具不同，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职业和身份。
本来三四天可以画完，我却有意放慢了速度，画了一个多星期。一是我很享受它的制作过程，这比在轧机前干活儿好多了;二是画得慢一些才不会太差。我先前学的是水粉画，还是第一次用油画颜料制作巨幅人物画呢。
有一次画到最后一块展板，想不出合适的图案了。我就把展板搬到室外一棵柳树旁边，让阳光把柳树枝条的影子投在上面，再用笔和颜料把它描摹出来。
我退后了两步，看展板上的柳树。
那是一棵有三五十年树龄的老树，可能生于中华民国时期，可能生于伪满洲国。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它会忘记它的历史、它的幸与不幸，在我的展板上摇摇晃晃。
你有什么可追悔的呢？
你是你的经历与环境的产物，还有，你的性格也是它们决定的呀。有一个童话，穷人家的孩子遇到了王子，换了衣服，换了身份，看起来一步登天，可那也是经历与环境的产物，像抽中了特等奖，不是别的。
如果把我放回到过去的某一段时光，比如说1979年考大学的那段时光，再用力拼一次，我也不能比那时更好，或者更差。
我想考大学，改变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恶劣环境，是在春节前定下来的。同一车间的万兵在前一年考上大学，吉良也考了，分数不够，今年还考，等他考上大学离开，我真就孤单了。万兵与吉良，是那个车间里，我能够相互交流的朋友。
与他们一样，我也想考文科。离开中学校门，一晃七年，再学数理化来不及了，赶不上应届的中学毕业生。还有一点没法与他们相比，他们是高考前的半年里，复习这几年学过的知识，对我来说可不是复习，是把那些考试科目学一遍，几个月学完，时间太紧了，只能考文科。
其实我想考美术学院，可在重开大学的两年里，鞍山只考上一个人。有个消息说，今年考大学的年龄放宽到二十五周岁，而我已经二十四周岁了。
考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
也许，对我来说，有一次机会就够了。
我只有一次机会，与戏剧界人士谈契诃夫戏剧。
是在1979年，我去外地读中文系之前。
那时，辽宁省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在先，考生选择读哪所大学在后。这样做挺好，考生选择不当而落榜的风险就少了。我认识的一名考生分数很高，但不知道各地都有哪些大学，只记得好多年前革命领袖的一句话，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就报了锦州一所大学，许多年以后还在后悔。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小顾的。小顾的分数与我的相近，那几天我都去他家里找他，商量怎样填报志愿。后来我们一起去了辽宁师范学院，都读中文系。
我也认识了小顾的父母。顾叔叔很瘦很高，说起话来平静温和，五十多岁了还显得英俊，是我见到的最像知识分子的长辈。建国之初，顾叔叔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出演过一部电影里的人物，更多的时候当场记。后来有些场记出身的人当了电影导演，顾叔叔却离开电影制片厂来到鞍山，偶尔在辅导群众戏剧创作时才有导演身份。但在我坐在他对面时，还不知道他在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我们的话题就没有说到电影。
坐在顾叔叔对面，听他谈上几个小时话剧，是1979年里我最舒适的时光。
我告诉他，我离开中学后学了水粉画，话剧团想调我去画布景，但是没有去成，这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这件事成了我们谈话的起点，顾叔叔接着说，话剧团里的人都有哪些分工，编剧和导演怎样工作，怎样让一部话剧让人看得下去。说到这里，就遇到了理论方面的一些观念。
顾叔叔告诉我，人们都说是苏联的戏剧观念指导中国话剧，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体系，是在俄国时期创造的。接下去他说了这个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包括表演、导演、戏剧教学和方法，集合了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在内的一些戏剧大师的经验。
我有一本书，你可以带回去看。顾叔叔说。
这时我就想起了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了契诃夫的几部话剧，听了顾叔叔的讲解，我觉得这位戏剧大师的某个观念，是从契诃夫戏剧里演绎出来的。我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和几部话剧，书是从西长甸废品收购站里翻出来的，繁体字，竖排版。
在我看来，契诃夫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为了让顾叔叔同意我的看法，我说到了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三姊妹》《万尼亚舅舅》，那时我正对契诃夫入迷，剧中人物的有些对白都能复述出来。
《三姊妹》的一个人说：“火车站近了就是不远，远了就是不近。”
《樱桃园》的一个人说：“人类向着地面上允许有的最高的幸福，节节前进。”
还有一部话剧，一个人说：“我不了解您，您不了解我，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
《万尼亚舅舅》中的一句话很长：“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过无数悠长的白日和疲倦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忍受命运加给我们的考验，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
从鞍山去大连，硬座火车四五个小时。车上人不多，有空座。即使是大学新生入学的前后几天，车上也不紧张。这件事想一想就会明白，1979年有接近五百万人考大学，但考上的太少了，大约百分之六，二十八万多人，还不到现在每年考上研究生的一半儿，当然不会把南来北往的火车塞满。
大连站在辽东半岛顶端，火车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再往前开就开到海里去了。
迎接我的是海腥味，很浓很香。那香味带着热气，从街边一个个麻袋里冒出来。卖熟贻贝的商贩，接过我递过去的一角钱，从麻袋里盛了冒尖的一大碗熟贻贝，装进大纸袋，送到我手里。大街上很多人像我一样，边走边吃，贻贝壳扔了一地，在脚下咔咔地响，仿佛音乐。
转过街角，一名年轻妇女拦住我，向我要钱。她耸了耸怀里的小男孩，说她和孩子想回哈尔滨，钱丢了。我的衣袋里有钱，七十多元，是我到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全部费用，数出不到三元钱给她。不能给她更多了，这让我感到一些歉意。
在火车站前转了一圈儿，肚子饿了。
旁边是一家鱼肉馅饺子馆，不算贵，一元五一斤，六角钱能买四两，差不多够我吃的了。又走到旁边那家，我高兴地看见，一碗米饭一盘炒土豆丝只要两角钱。
快要吃饱的时候，我往左右看了几眼。墙角那张桌子，一个小男孩朝我这边笑着，让我觉得愉快和温暖。我看着小男孩有些面熟，直到他妈妈端着飯菜走到他面前，我才想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之前我见过这母子二人。他的妈妈买了两盘炒菜，都比我吃的土豆丝贵多了，也不知道节省一点，我掏给他们的那几元钱，只够他们吃两三顿饭的。回哈尔滨的车票钱，他们要来多少？够用了吗？
过了一个多月，再从那家饭店门前走过，我偶然想到，那名年轻妇女可能是个专业乞讨的人，回哈尔滨只是她用来乞讨的借口之一。那个小男孩可能会跟着妈妈，从一个城市乞讨到另一个城市，在流浪中慢慢长大。
有个年轻人在工厂干了四年，然后考上大学。上班那几年，他每年的工资大约四百元，吃饭穿衣，偶尔买书，剩下的钱不多了。上班第三年买了一辆长征牌自行车，第四年离开工厂前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这在1979年可不是小事。城里男青年结婚时，能给女青年送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样东西，生活水平就属于中等阶层，等同于国外的中产阶级了。但这个年轻人运气不算好，他的自行车骑了不到一年被小偷偷走，手表戴了一年也被偷走，什么都没剩下。
他想站在街上，把他看不见的小偷狠狠骂一顿，可是他只会一句骂人的话，不够骂一顿的。于是，他连骂一句的兴趣都没了。
你也许猜到了，那个年轻人是我。
在我的回忆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西长甸废品收购站，是因为我对它充满了感激。我是那家收购站里不占编制、不拿工资的美工，唯一的酬劳是允许我翻检这里收购来的旧书，想看什么就带回家去。
那些年月，阶级革命的波涛汹涌，大学关门了，图书馆关闭了，出版业严格控制，但我找到了一条通道，与先前的时代连接起来。这通道就是废品收购站里的旧书。
离开中学校门，再走进大学校门，这中间有七年时光，可以读书。
我学会了怎样用比较短的时间，从西长甸废品收购站小山一样堆积的旧书里，挑出有价值的好书，这是一种经验，要看过很多不该看的书才能养成。于是，我在1979年跨进大学校门，首先发现的不是可以看的好书，而是“不该看的坏书”。
记得有句名言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句话是错误的，只有好书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坏书不是进步的阶梯，而是退步的滑梯，能让人类迅速倒退到愚昧时期，并且比先前所有的愚昧更甚。我记得这句名言是高尔基说的。
在我读大学之前和之后的好长时间里，一直不把教材当成书，但它又确实是书，所以也有好坏之分。我在先前的回忆里，写过这样的观点：人人都有不幸运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一生都不幸运。他们即使读了本科或硕士、博士，也仅仅学到一些知识的皮毛，没有形成自己的学问，甚至没有从狭隘、偏见、歪曲和有害的知识中挣扎出来的本领。他们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人类的进步没有益处。
我曾经迷恋艾利蒂斯的诗歌。
虽然他在197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八年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版赛弗里斯与艾利蒂斯的诗歌合集。在此空白的时间里，我只能把散见的艾利蒂斯诗歌抄录下来。
1985年春季，我与一位女士旅行结婚去了北京，投宿在诗人王家新的家里。那天晚上，我找到一本民刊《今天》，有赵振开即北岛的一篇小说，还找到一份香港杂志，有黄维梁译的《疯狂的石榴树》。艾利蒂斯的这首诗，我已有了两个中文译本：袁可嘉的，李野光的。同一首诗歌，读到了第三个译本，仍然让我兴奋不已。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
狂的石榴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
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
告诉我，
是那疯了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
较量？
比较我看到的三个译本，这一节还是袁可嘉的译本好。那些词语并不平庸，鲜活和清新，充满了生命感，有我理解的艾利蒂斯的光明和清澈。我还喜欢这个译本的最后一节，读起来很顺畅：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
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
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
影的人兒，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
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
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吗？
我想知道，对于艾利蒂斯来说，“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是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年月，任何地方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环境。
艾利蒂斯遇到的也不是，大约是1945年到1959年，他曾经有十多年没有写诗。这像太阳收回它的光线，像木柴怜惜它的燃烧，像膝头受伤的少年，头发剪短了，梦也剪短了。我还想知道，停笔不写的诗人，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呢？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
在离艾利蒂斯很远的地方，年代也很遥远了，我看见我自己，也看见一些年轻人不再写诗。我们在语言上的才华无法安置，我们内心的生活，比写诗过程中的痛苦还要痛苦。我们不再哀叹了，但我们的血无缘无故地衰老。
【本栏责任编辑】 陈昌平
因为粮食由国家限量供应，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人们上下班拎着布兜，里面是大号的铝皮饭盒、中号的铝皮菜盒。车间里有个气锅，能把职工的生米蒸成熟饭。菜是在家就做好的，放在气锅旁边，保持着温暖。
我们的饭量真够大的，都能吃下整整一盒蒸高粱米饭，或者掺了大米的高粱米饭——不那么硬了，口感好一些。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大家还都是高粱米饭，第二年就开始掺大米了。
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老工人从家里带来的菜，总是那么几样，炒白菜、煮萝卜、炖土豆，都没有加鸡蛋和肉，所以虽然都坐在一起吃饭，也各吃各的，用不着请别人尝尝自己的菜。到了第二年，商店里卖的猪肉多了，鸡蛋也多了，偶尔出现在大家的菜盒里。
这里说的第二年，就是1979年。
春节过后一个多星期，我家里还有肉吃，这是这些年里从来没有的事。记得我那一天上大头班，带去了一些做菜的原料，绿豆芽、葱丝、香菜，一点盐和凝固的猪油，最重要的是，还有几粒炸熟的猪肉丸子，说是晚饭剩的，其实是我妈没舍得吃，非要我带到工厂去不可。
吃饭时间到了，我开始煮我的丸子豆芽汤：弄来一块烧红的铁板，铝饭盒里盛水煮开，顺序投入猪油、葱丝、丸子、豆芽、盐和香菜。没有几分钟，车间里就飘荡出一片很浓的香气，把吃饭的人全都吸引过来啦。
一些年后，我弄了同样的原料，想做出同样美味的汤，几次实验都不成功。于是我知道了，人世间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唯一性的，根本无法复制。
如果说还有复制的办法，也得回到同样的环境：穿一身完全变硬、汗碱层叠的劳动服，蹲在由橘红渐变为暗红的铁板前面，舀起一勺热汤倒入长期营养不足的肠胃。
或許，还要有空中飘浮的沥青微粒。
在那个漫长冬日的夜晚，它可能是那道热汤特殊香气的组成成分。
铁东区铆焊厂那种用沥青润滑轧辊的老轧机，现在，全世界都再也找不到一台。它于20世纪初由德国人制造出来，再由日本企业主买来安装在伪满洲国的工厂。后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还在中国鞍山的铁东区铆焊厂里转动，生产一些热轧薄板与工伤事故。大约我离开那家工厂五年后，那个车间被撤销。那台与人寿命仿佛的老轧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死了。
它的活着，就是它不停歇的运转。比起在它前面流汗干活儿的一批批、一代代工人们，它见过更多的事情。如果它是历史，我和许多人只是它的一部分，为了完成它的使命而存在。
我与它在一起的时间两年多，可是并不总在它的身边。
时常把我从轧机前拉走的，有车间工会，也有厂工会，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然后再回来。工会逢年过节搞些应季的宣传，或者有宣传国家政策的临时任务，都会找我去搞个展览橱窗，写些大字标语。这样零零散散的时间加在一起，估计有半年以上。
在那家有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我可能是最好的美工，也可能会写出最好的文字材料，但厂里不会把我调离生产岗位，专职负责宣传事务，那是从工人到干部的一次身份跨越，很难完成。虽然是这样，我还是感谢那些写写画画的工作，让我从疲惫不堪的轧机前脱身，得到一次次休息与调整，不然的话，我的身体可能会垮掉。
有一次，我在厂门左侧画了一幅临摹的宣传画。它画幅很大，高约三米，宽七八米，标题也很长，大约是“团结起来，鼓足干劲，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画面上有十多个人物，挺胸抬头，造型相似，神情呆板，没有性格，像是其中一个人的翻版，只是他们手中道具不同，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职业和身份。
本来三四天可以画完，我却有意放慢了速度，画了一个多星期。一是我很享受它的制作过程，这比在轧机前干活儿好多了;二是画得慢一些才不会太差。我先前学的是水粉画，还是第一次用油画颜料制作巨幅人物画呢。
有一次画到最后一块展板，想不出合适的图案了。我就把展板搬到室外一棵柳树旁边，让阳光把柳树枝条的影子投在上面，再用笔和颜料把它描摹出来。
我退后了两步，看展板上的柳树。
那是一棵有三五十年树龄的老树，可能生于中华民国时期，可能生于伪满洲国。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它会忘记它的历史、它的幸与不幸，在我的展板上摇摇晃晃。
你有什么可追悔的呢？
你是你的经历与环境的产物，还有，你的性格也是它们决定的呀。有一个童话，穷人家的孩子遇到了王子，换了衣服，换了身份，看起来一步登天，可那也是经历与环境的产物，像抽中了特等奖，不是别的。
如果把我放回到过去的某一段时光，比如说1979年考大学的那段时光，再用力拼一次，我也不能比那时更好，或者更差。
我想考大学，改变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恶劣环境，是在春节前定下来的。同一车间的万兵在前一年考上大学，吉良也考了，分数不够，今年还考，等他考上大学离开，我真就孤单了。万兵与吉良，是那个车间里，我能够相互交流的朋友。
与他们一样，我也想考文科。离开中学校门，一晃七年，再学数理化来不及了，赶不上应届的中学毕业生。还有一点没法与他们相比，他们是高考前的半年里，复习这几年学过的知识，对我来说可不是复习，是把那些考试科目学一遍，几个月学完，时间太紧了，只能考文科。
其实我想考美术学院，可在重开大学的两年里，鞍山只考上一个人。有个消息说，今年考大学的年龄放宽到二十五周岁，而我已经二十四周岁了。
考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
也许，对我来说，有一次机会就够了。
我只有一次机会，与戏剧界人士谈契诃夫戏剧。
是在1979年，我去外地读中文系之前。
那时，辽宁省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在先，考生选择读哪所大学在后。这样做挺好，考生选择不当而落榜的风险就少了。我认识的一名考生分数很高，但不知道各地都有哪些大学，只记得好多年前革命领袖的一句话，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就报了锦州一所大学，许多年以后还在后悔。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小顾的。小顾的分数与我的相近，那几天我都去他家里找他，商量怎样填报志愿。后来我们一起去了辽宁师范学院，都读中文系。
我也认识了小顾的父母。顾叔叔很瘦很高，说起话来平静温和，五十多岁了还显得英俊，是我见到的最像知识分子的长辈。建国之初，顾叔叔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出演过一部电影里的人物，更多的时候当场记。后来有些场记出身的人当了电影导演，顾叔叔却离开电影制片厂来到鞍山，偶尔在辅导群众戏剧创作时才有导演身份。但在我坐在他对面时，还不知道他在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我们的话题就没有说到电影。
坐在顾叔叔对面，听他谈上几个小时话剧，是1979年里我最舒适的时光。
我告诉他，我离开中学后学了水粉画，话剧团想调我去画布景，但是没有去成，这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这件事成了我们谈话的起点，顾叔叔接着说，话剧团里的人都有哪些分工，编剧和导演怎样工作，怎样让一部话剧让人看得下去。说到这里，就遇到了理论方面的一些观念。
顾叔叔告诉我，人们都说是苏联的戏剧观念指导中国话剧，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体系，是在俄国时期创造的。接下去他说了这个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包括表演、导演、戏剧教学和方法，集合了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在内的一些戏剧大师的经验。
我有一本书，你可以带回去看。顾叔叔说。
这时我就想起了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了契诃夫的几部话剧，听了顾叔叔的讲解，我觉得这位戏剧大师的某个观念，是从契诃夫戏剧里演绎出来的。我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和几部话剧，书是从西长甸废品收购站里翻出来的，繁体字，竖排版。
在我看来，契诃夫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为了让顾叔叔同意我的看法，我说到了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三姊妹》《万尼亚舅舅》，那时我正对契诃夫入迷，剧中人物的有些对白都能复述出来。
《三姊妹》的一个人说：“火车站近了就是不远，远了就是不近。”
《樱桃园》的一个人说：“人类向着地面上允许有的最高的幸福，节节前进。”
还有一部话剧，一个人说：“我不了解您，您不了解我，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
《万尼亚舅舅》中的一句话很长：“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过无数悠长的白日和疲倦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忍受命运加给我们的考验，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
从鞍山去大连，硬座火车四五个小时。车上人不多，有空座。即使是大学新生入学的前后几天，车上也不紧张。这件事想一想就会明白，1979年有接近五百万人考大学，但考上的太少了，大约百分之六，二十八万多人，还不到现在每年考上研究生的一半儿，当然不会把南来北往的火车塞满。
大连站在辽东半岛顶端，火车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再往前开就开到海里去了。
迎接我的是海腥味，很浓很香。那香味带着热气，从街边一个个麻袋里冒出来。卖熟贻贝的商贩，接过我递过去的一角钱，从麻袋里盛了冒尖的一大碗熟贻贝，装进大纸袋，送到我手里。大街上很多人像我一样，边走边吃，贻贝壳扔了一地，在脚下咔咔地响，仿佛音乐。
转过街角，一名年轻妇女拦住我，向我要钱。她耸了耸怀里的小男孩，说她和孩子想回哈尔滨，钱丢了。我的衣袋里有钱，七十多元，是我到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全部费用，数出不到三元钱给她。不能给她更多了，这让我感到一些歉意。
在火车站前转了一圈儿，肚子饿了。
旁边是一家鱼肉馅饺子馆，不算贵，一元五一斤，六角钱能买四两，差不多够我吃的了。又走到旁边那家，我高兴地看见，一碗米饭一盘炒土豆丝只要两角钱。
快要吃饱的时候，我往左右看了几眼。墙角那张桌子，一个小男孩朝我这边笑着，让我觉得愉快和温暖。我看着小男孩有些面熟，直到他妈妈端着飯菜走到他面前，我才想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之前我见过这母子二人。他的妈妈买了两盘炒菜，都比我吃的土豆丝贵多了，也不知道节省一点，我掏给他们的那几元钱，只够他们吃两三顿饭的。回哈尔滨的车票钱，他们要来多少？够用了吗？
过了一个多月，再从那家饭店门前走过，我偶然想到，那名年轻妇女可能是个专业乞讨的人，回哈尔滨只是她用来乞讨的借口之一。那个小男孩可能会跟着妈妈，从一个城市乞讨到另一个城市，在流浪中慢慢长大。
有个年轻人在工厂干了四年，然后考上大学。上班那几年，他每年的工资大约四百元，吃饭穿衣，偶尔买书，剩下的钱不多了。上班第三年买了一辆长征牌自行车，第四年离开工厂前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这在1979年可不是小事。城里男青年结婚时，能给女青年送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样东西，生活水平就属于中等阶层，等同于国外的中产阶级了。但这个年轻人运气不算好，他的自行车骑了不到一年被小偷偷走，手表戴了一年也被偷走，什么都没剩下。
他想站在街上，把他看不见的小偷狠狠骂一顿，可是他只会一句骂人的话，不够骂一顿的。于是，他连骂一句的兴趣都没了。
你也许猜到了，那个年轻人是我。
在我的回忆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西长甸废品收购站，是因为我对它充满了感激。我是那家收购站里不占编制、不拿工资的美工，唯一的酬劳是允许我翻检这里收购来的旧书，想看什么就带回家去。
那些年月，阶级革命的波涛汹涌，大学关门了，图书馆关闭了，出版业严格控制，但我找到了一条通道，与先前的时代连接起来。这通道就是废品收购站里的旧书。
离开中学校门，再走进大学校门，这中间有七年时光，可以读书。
我学会了怎样用比较短的时间，从西长甸废品收购站小山一样堆积的旧书里，挑出有价值的好书，这是一种经验，要看过很多不该看的书才能养成。于是，我在1979年跨进大学校门，首先发现的不是可以看的好书，而是“不该看的坏书”。
记得有句名言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句话是错误的，只有好书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坏书不是进步的阶梯，而是退步的滑梯，能让人类迅速倒退到愚昧时期，并且比先前所有的愚昧更甚。我记得这句名言是高尔基说的。
在我读大学之前和之后的好长时间里，一直不把教材当成书，但它又确实是书，所以也有好坏之分。我在先前的回忆里，写过这样的观点：人人都有不幸运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一生都不幸运。他们即使读了本科或硕士、博士，也仅仅学到一些知识的皮毛，没有形成自己的学问，甚至没有从狭隘、偏见、歪曲和有害的知识中挣扎出来的本领。他们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人类的进步没有益处。
我曾经迷恋艾利蒂斯的诗歌。
虽然他在197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八年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版赛弗里斯与艾利蒂斯的诗歌合集。在此空白的时间里，我只能把散见的艾利蒂斯诗歌抄录下来。
1985年春季，我与一位女士旅行结婚去了北京，投宿在诗人王家新的家里。那天晚上，我找到一本民刊《今天》，有赵振开即北岛的一篇小说，还找到一份香港杂志，有黄维梁译的《疯狂的石榴树》。艾利蒂斯的这首诗，我已有了两个中文译本：袁可嘉的，李野光的。同一首诗歌，读到了第三个译本，仍然让我兴奋不已。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
狂的石榴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
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
告诉我，
是那疯了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
较量？
比较我看到的三个译本，这一节还是袁可嘉的译本好。那些词语并不平庸，鲜活和清新，充满了生命感，有我理解的艾利蒂斯的光明和清澈。我还喜欢这个译本的最后一节，读起来很顺畅：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
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
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
影的人兒，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
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
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吗？
我想知道，对于艾利蒂斯来说，“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是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年月，任何地方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环境。
艾利蒂斯遇到的也不是，大约是1945年到1959年，他曾经有十多年没有写诗。这像太阳收回它的光线，像木柴怜惜它的燃烧，像膝头受伤的少年，头发剪短了，梦也剪短了。我还想知道，停笔不写的诗人，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呢？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
在离艾利蒂斯很远的地方，年代也很遥远了，我看见我自己，也看见一些年轻人不再写诗。我们在语言上的才华无法安置，我们内心的生活，比写诗过程中的痛苦还要痛苦。我们不再哀叹了，但我们的血无缘无故地衰老。
【本栏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