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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失败，是和谐的需要
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起跑线”不断地向前推移：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有人说，实际上在娘胎里，竞争就已经开始了。
有竞争就有成败，毕竟，第一个撞线、登顶的成功者永远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正在跋涉攀登的人。在一定程度存在的“成者为王败者寇”“赢者通吃”文化里，把全部的光环聚焦在成功者身上，固然能激励出大家力争上游的激情，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据《光明日报》报道说，我国每年自杀人数达28.7万，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巨大的竞争压力，就是自杀的一大诱因。在学校里，激烈的竞争让“减负”问题功败垂成。长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做的一项调查结果令人心惊：“作业太多”居然成了孩子们想“死”的一个理由。
尊重和鼓励失败者，是一种理性的心态，一种良性的处世方式，更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些学校禁止老师当面责骂成绩不好的学生，尤其禁止使用“笨蛋”“无能”“废物”等词语；深圳曾有文件明确规定：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这些，都体现了对失败者的尊重和鼓励。
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朱熹平教授说：“破解猜想，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失望，我已经把失败看成常态，把成功当做偶然”。
和谐社会，离不开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尊重和鼓励失败者，就是尊重和鼓励大多数，就是尊重和鼓励自己。（李月明）
当农民减负一千二百亿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关于跟踪检查有关农业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透露，2006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轻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这是彻底废止农业税后的第一年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空前实惠，更是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的一大喜讯。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农民的减负、增收问题，近年来中央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比如2006年，不仅从1月1日起取消了千百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农业税赋，还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这一“减”一“加”，我国农民得到了近2000亿元的政策性实惠。
减负也是增收。其实，农民减支的1200多亿元税费负担，其意义远超过了农民具体增收了多少钱，多盖了几间房。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我国8亿多农民是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2006年前10个月农民增量消费对全国市场贡献率达到破天荒的30.5％，这表明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正使亿万农民潜在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化为巨大的现实购买力。农民的增收减支，受惠最大的是城乡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然，对于拥有8亿多农民的泱泱大国来说，1200多亿元平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数字。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还很突出。因此，对于农民增产增收的艰巨使命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来说，农民减负的这1200多亿元只是鼓舞人心的开始，农村从一系列惠农政策中增加的这些收入和增强的这点购买力，仍需要方方面面倍加珍惜和呵护。
值得警惕的是，取消农业税让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在个别地区有被农资涨价，名目繁多的乱伸手、乱摊派、乱罚款所抵消的危险。个别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他们热衷于罗列各种罚款项目向农民伸手；有的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盲目造景，求新求洋，打着诸如“农村事业农民办”的旗号集资、摊派，诸如此类。尽管一些项目的收费数目不大，但在农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极坏。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如果不是以农民的富足为抓手，新农村建设的努力就可能沦为缘木求鱼般的折腾。面对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农民减负1200多亿元这样的喜讯，各地各部门想得更多的应当是：如何从和谐社会建设和建设新农村的大局出发，齐心协力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将农民的收入提上去。（邓建胜）
由季羡林“三 辞”想到的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多么光荣的桂冠，多少人求之不得。而季羡林先生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桂冠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而季羡林先生在70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三天两头提出要“培养”出多少“大师”的指标，要把多少学科提升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孰不知“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遵循自身的学术规律。与其整日呼唤“大师”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吴中杰）
文化生态也要环保
如今，随着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文化生态更加多样了。同时也要看到，各种低俗的动漫、影视、游戏在文化市场并不鲜见，网络上形形色色的“毒素”似乎更多。
自然环境的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文化环保常常容易被忽视。事实上，它不仅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国民精神的培育、社会风气的净化。倡导文化良知，打造文化环保工程，十分必要。
文化生态的污染往往是隐性的，受着毒害也未必自知，正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同时，“污染指标”难以确立，“污染”难以量化，所造成的损失也就难以估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环保工程较之自然环境的整治难度要大得多。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它需要无数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主编”、“导演”、“制作人”参与其中。每一个编辑部、每一个网站、每一个文化制作公司，尤其是直接以青少年为目标受众的文化传播机构，都应该是一个“环保局”——站在育人的高度，出新、创新，以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类进步文化的琼浆，去开启人们的智慧，滋润人们的心灵。（怡然）
与其年终“清欠”，不如平时不欠
每到年关，“清欠”会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帮助农民朋友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地工作着，这也已经不是新闻了。可是这样的事情还在报，换个思路想，这也证明“清欠”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也还没有建立起“清欠”的长效机制。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欠薪”？显然不是，一些城市已作出了很多尝试。有的地方出台规定，要求施工单位给农民工办理工资卡，以保证按月支付；有的地方从根本上取消包工头机制，让供需双方通过公益中介机构直接见面和签订合同；还有一些地方将欠薪的单位列上“黑名单”，彻底清理出场；更有一些地方建立开工保证金制度，发生拖欠可直接支付……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办法。
与其年终清欠，不如平时不欠，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降低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很多农民工为了要到血汗钱，可能要在城里等上几个月或者半年，才能等来这样的现场办公。即使要到了钱，他们也不一定开心，因为他们已经苦苦等待了很久；没要到钱，他们一定会伤心。没有良心的城市，农民朋友还会来吗？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也给建立预防拖欠的长效机制创造了良好条件。近几年，中央出台了很多扶农惠农政策，很多农民工兄弟回到田里，一样可以致富。同时用工的需求还在持续增长，使得“珠三角”“长三角”，已不只一次出现“用工荒”，这一次又一次地警示着用人单位。
面对“工荒”，有良心有理智的企业也已经意识到，欠薪如同割股自啖。其实，对有关部门来说，这也正是彻底解决欠薪问题的一个难得契机。
真不太想再听到清欠的“好消息”。希望有一天出现这样的新闻——哎，竟然还有企业欠薪。（吴建路）
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起跑线”不断地向前推移：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有人说，实际上在娘胎里，竞争就已经开始了。
有竞争就有成败，毕竟，第一个撞线、登顶的成功者永远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正在跋涉攀登的人。在一定程度存在的“成者为王败者寇”“赢者通吃”文化里，把全部的光环聚焦在成功者身上，固然能激励出大家力争上游的激情，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据《光明日报》报道说，我国每年自杀人数达28.7万，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巨大的竞争压力，就是自杀的一大诱因。在学校里，激烈的竞争让“减负”问题功败垂成。长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做的一项调查结果令人心惊：“作业太多”居然成了孩子们想“死”的一个理由。
尊重和鼓励失败者，是一种理性的心态，一种良性的处世方式，更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些学校禁止老师当面责骂成绩不好的学生，尤其禁止使用“笨蛋”“无能”“废物”等词语；深圳曾有文件明确规定：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这些，都体现了对失败者的尊重和鼓励。
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朱熹平教授说：“破解猜想，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失望，我已经把失败看成常态，把成功当做偶然”。
和谐社会，离不开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尊重和鼓励失败者，就是尊重和鼓励大多数，就是尊重和鼓励自己。（李月明）
当农民减负一千二百亿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关于跟踪检查有关农业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透露，2006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轻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这是彻底废止农业税后的第一年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空前实惠，更是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的一大喜讯。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农民的减负、增收问题，近年来中央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比如2006年，不仅从1月1日起取消了千百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农业税赋，还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这一“减”一“加”，我国农民得到了近2000亿元的政策性实惠。
减负也是增收。其实，农民减支的1200多亿元税费负担，其意义远超过了农民具体增收了多少钱，多盖了几间房。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我国8亿多农民是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2006年前10个月农民增量消费对全国市场贡献率达到破天荒的30.5％，这表明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正使亿万农民潜在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化为巨大的现实购买力。农民的增收减支，受惠最大的是城乡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然，对于拥有8亿多农民的泱泱大国来说，1200多亿元平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数字。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还很突出。因此，对于农民增产增收的艰巨使命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来说，农民减负的这1200多亿元只是鼓舞人心的开始，农村从一系列惠农政策中增加的这些收入和增强的这点购买力，仍需要方方面面倍加珍惜和呵护。
值得警惕的是，取消农业税让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在个别地区有被农资涨价，名目繁多的乱伸手、乱摊派、乱罚款所抵消的危险。个别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他们热衷于罗列各种罚款项目向农民伸手；有的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盲目造景，求新求洋，打着诸如“农村事业农民办”的旗号集资、摊派，诸如此类。尽管一些项目的收费数目不大，但在农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极坏。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如果不是以农民的富足为抓手，新农村建设的努力就可能沦为缘木求鱼般的折腾。面对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农民减负1200多亿元这样的喜讯，各地各部门想得更多的应当是：如何从和谐社会建设和建设新农村的大局出发，齐心协力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将农民的收入提上去。（邓建胜）
由季羡林“三 辞”想到的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多么光荣的桂冠，多少人求之不得。而季羡林先生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桂冠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而季羡林先生在70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三天两头提出要“培养”出多少“大师”的指标，要把多少学科提升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孰不知“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遵循自身的学术规律。与其整日呼唤“大师”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吴中杰）
文化生态也要环保
如今，随着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文化生态更加多样了。同时也要看到，各种低俗的动漫、影视、游戏在文化市场并不鲜见，网络上形形色色的“毒素”似乎更多。
自然环境的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文化环保常常容易被忽视。事实上，它不仅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国民精神的培育、社会风气的净化。倡导文化良知，打造文化环保工程，十分必要。
文化生态的污染往往是隐性的，受着毒害也未必自知，正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同时，“污染指标”难以确立，“污染”难以量化，所造成的损失也就难以估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环保工程较之自然环境的整治难度要大得多。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它需要无数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主编”、“导演”、“制作人”参与其中。每一个编辑部、每一个网站、每一个文化制作公司，尤其是直接以青少年为目标受众的文化传播机构，都应该是一个“环保局”——站在育人的高度，出新、创新，以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类进步文化的琼浆，去开启人们的智慧，滋润人们的心灵。（怡然）
与其年终“清欠”，不如平时不欠
每到年关，“清欠”会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帮助农民朋友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地工作着，这也已经不是新闻了。可是这样的事情还在报，换个思路想，这也证明“清欠”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也还没有建立起“清欠”的长效机制。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欠薪”？显然不是，一些城市已作出了很多尝试。有的地方出台规定，要求施工单位给农民工办理工资卡，以保证按月支付；有的地方从根本上取消包工头机制，让供需双方通过公益中介机构直接见面和签订合同；还有一些地方将欠薪的单位列上“黑名单”，彻底清理出场；更有一些地方建立开工保证金制度，发生拖欠可直接支付……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办法。
与其年终清欠，不如平时不欠，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降低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很多农民工为了要到血汗钱，可能要在城里等上几个月或者半年，才能等来这样的现场办公。即使要到了钱，他们也不一定开心，因为他们已经苦苦等待了很久；没要到钱，他们一定会伤心。没有良心的城市，农民朋友还会来吗？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也给建立预防拖欠的长效机制创造了良好条件。近几年，中央出台了很多扶农惠农政策，很多农民工兄弟回到田里，一样可以致富。同时用工的需求还在持续增长，使得“珠三角”“长三角”，已不只一次出现“用工荒”，这一次又一次地警示着用人单位。
面对“工荒”，有良心有理智的企业也已经意识到，欠薪如同割股自啖。其实，对有关部门来说，这也正是彻底解决欠薪问题的一个难得契机。
真不太想再听到清欠的“好消息”。希望有一天出现这样的新闻——哎，竟然还有企业欠薪。（吴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