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2月，美国第二大畅销书《百万碎片》因有网站爆料这部作品虽为传记而非小说，但其内容描写作者吸毒戒毒经历中却有多处失实之嫌。美国不少出版社在图书分类上做文章，将小说贴上非小说的标签，以此骗取读者信任，获得销售的噱头。因而出版业引发了一场是该追求写作效果还是尊重读者保证诚实创作的大讨论；同时，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因出版曾被指控杀妻（后因证据不足而未受刑罚）的美国前橄榄球星辛普森撰写的讲述其12年前杀妻经过的《如果我做了》一书而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这两件事表明了美国出版业对这种弄虚作假行为的排斥和拒绝。是遵守出版业道德还是只追求经济利益引起了业内的思考。
　　
　　目前，西方出版商面临的问题是，许多公司聚焦于市场，只把出版质量作为首要考虑标准，而且由于将与作家的关系越来越多地放在商业的角度考虑，因而导致了对道德标准的忽略。为了让作家和读者意识到，出版社可以作为新人作品的培育基地，而非个别人的出版机器，出版社不得不重建编辑和质量的标准体系。
　　以下通过对六种道德规范的原则进行评判，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了解他们对21世纪西方出版事业的影响。
　　●人权： 在西方，人权对出版事业而言意味着，有出版自由和以各种形式对抗审查制度。同时也表明，在出版公司里要有编辑自由，可以反对市场检查制度。同样，作者的自我审查受控于市场需求。但大约75年前，史坦利·尤因爵士在《出版真相》中就曾写道：“提供给公众之所需，迎合低级偏见的瞬间，是最快速的赢利之举，到处都是如此，但是这是条越走越窄的路。”
　　●文明社会和民主保证：对出版者而言，文明社会和民主保证意味着作者享有公平的协议，但由于缺乏公正的标准协议，出版事态的不均衡不可能明显改变，人们正在寻求与书商、图书馆员的公平合作。现在，已经拥有了许多改革措施，但在未来，改善环境还迫切需要作者与出版公司之间充满理解的有效合作。
　　●保护少数派：这意味有价值的文化和少数知识分子得到他们自身的出版通道。不可否认，图书的社会价值有时存在少数主题中。当然支持少数出版物，避免文化的损毁，在现存文明社会是绝对必要的，同样，支持小型出版社，提升少数图书发行通道也一样重要。
　　●和平解决冲突：其一是出版界与图书管理员之间有关信息成本是否付费的激烈冲突；其二是出版界与科技类作品作者和科技协会之间的冲突，和平解决这两方面为明智之举。
　　●谋求平衡或公正：由于出版业已变成国际间的贸易，每一个分散的图书市场，为文化中心提供着不同的作者,出版业世界大同主义（即指出版业四海一家，类似孔子的大同世界，孔子的思想是以爱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的取向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转变为新的国际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及和平发展新时代主题下的国际主义，其基本理念和内涵是淡化意识形态）；另一个走势是在大公司和小型出版社形成更大范围的联合体。小型出版社常常是滋生新人才和新思潮的肥沃土壤，同时亦成为社区书业发行领域中最重要的渠道。
　　●保护自然环境、资源、和文化遗产：出版环境是靠编辑、技术标准（指出版过程的技术含量及标准程度）、内容和内在质量因素共同营造的，出版物是人类思想的储存器, 应该得到很好的延续。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一些标准已经开始消逝。在现代许多出版产品中，作者、购买者已经开始感到增值产品的缺乏，这时，出版商应该充当信息链的中间人。
　　1992年在新德里国际出版协会（IPA）会议上，书商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期望政府为所有和平观点提供有力的保护，而且无论观点怎样奇特。新自由主义鄙视官僚机构，拥护企业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全球化相互推动，俨然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有人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但有时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给文化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评价，引发许多非大众化的观点。
　　握雷·索因卡（Wole Soyinka，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98年在法兰克福第50次国际书展会上，就称这个时代是“异教徒的时代”（更具有宗教的热情和信仰的激情，异教徒在某种程度上能唤起人们的激情，带领人们走出宗教冷漠的时代）。展望未来，新生代需要出版商具有勇气和评论眼光，去实现传播新理念新生活，这是出版事业的历史使命。到处都存在着可以为之奋斗的道德原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论战，这是在竭尽作者和出版者的力量，避免难以抉择的道德观念，包括保护版权和废除检查制度而引起的道德抉择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