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M问我：“你儿子的学校下课时候，是否被允许到操场玩耍？”她为了给儿子争取课间从三楼的教室到室外玩耍的权利，去找老师力争。M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在注意不给她心理压力的交谈中，对她坦诚说出了我和儿子的学校相处的方式。
　　这件事，我另外的朋友也为她女儿的个性化权益去和高中学校的老师力争过。她们似乎都是那种敢于“革命”的母亲。我不是。我是一位“改良”的母亲，我只在儿子的幼儿园“革命”过一次，而且立刻就进入“改良”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谦卑？自私？圆滑？换位思考后的妥协？
　　我想这些理由都存在。在这里仅仅谈谈我的自私吧。
　　儿子三岁前，刚上幼儿园两个月，带他的保姆雪莲，和我一样牵挂他。她每天都守在幼儿园的铁栏杆外面，等到中午送饭车来了就尾随进了幼儿园。她在窗户边看到儿子没穿裤子坐在一楼的教室里。那个时候，北京的11月初，室内没有暖气，和深冬一样的冷。雪莲立刻回家报告给我这件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正在开会。我从会议室出来，在走廊里给园长打电话。很快，这件事得到了回复。第二天，儿子的生活老师来向我道歉，说当时儿子尿了裤子，没有替换裤子。我问：为什么不打电话找家长送？我给幼儿园写有三个联系电话。对方说，是怕打扰我们上班。多么想当然的借口！我虽然这么想，但也不愿再较真了，因为那位生活老师已经哭了。说她也曾是一个园长，退休后才来这里当生活老师。又说，昨天她也哭了一晚上。
　　我还能做什么呢？出于内疚，更出于另外一种谨慎——我害怕孩子被再次伤害，在他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时候，我怕他在别人手里我不可控——我去了商场，买了三套单价上千元的床品，分别送给班上的三位老师。这就是我说的从冲动“革命”到“立地改良”。
　　从此，我在和这些老师换位思考后，以真诚的谦卑之心，贯彻我的自私的、妥协的改良路线。我绝不直接对抗学校，绝不理直气壮争取任何特别权益。我不愿意让儿子感到家长与学校的分歧而无所适从；我一方面尽力教孩子适应学校生活，以“逆来顺受”的积极态度去适应；另一方面，我尽力与老师沟通，即使希望得到网开一面的个性化权益，我也感恩老师为此付出的额外精力，希望这是他们从情感认同出发所付出的，甚至是一种例外的迁就。
　　当然，当我知道，我的同事M除了和老师面对面为儿子力争课间下楼玩耍的权利之后，又专门花时间写信给校长，来为更多孩子争取同样的权益之后，我虽隐约担心这样做不一定有用，同时万一遇到心胸不够的老师冷遇或者报复她的儿子，但我还是由衷地对她说：“社会进步是因为你这样的人的付出，而自私的我，却舍不得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让我的儿子受到可能的伤害，至少在我的孩子还是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真地做不到。”
　　也许，我总是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比如，我也希望儿子课间能够下楼玩耍。但，我也知道，并非每次课间，学校都有足够的人力来照看孩子们，发生了碰伤怎么办？同时我想，如果课间的玩耍不够，等儿子放学后，我多带他做些户外活动来补偿也是一种办法。这也是我在其它方面的惯常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对立面还有什么因素存在；遇到大石头宁愿绕道寻路，也不愿冒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风险。
　　当然，有些“革命”是会有好成果的，昨天，M又报告给我好消息：她儿子的班主任决定每天带着孩子下楼多晒三次太阳。她如愿以偿，很感谢那位有进取心的年轻老师，她决定常常给那位老师送书。
　　我很为M以及她的儿子高兴。但一时我还是难以改变自己一贯息事宁人、反求诸己的哲学。不过，对于儿子，我也不会一直用自己的翅膀呵护他、遮蔽他。当他生命的根基越来越坚实的时候，我自然会放手，让他去成就自己的人生。我会撤掉我的篱笆，让他成为原野上那棵独立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