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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人已断代了，以后都是新时代学人了。”洪汉鼎先生说的“新时代学人”，指“导师变老板”氛围下培养出的学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学风”“门风”已无太大瓜葛。
用一本《客居忆往》，洪汉鼎追述着逝去的“学风”，那其中有挫折、感动、苦难和坚持，它告诉人们：读书不完全是为了学知识，还要追寻生命的圆满，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哲学的理由。
因遭构陷，洪汉鼎先生前半生充满挫折，40多岁时还浮沉在偏远的县城，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但他没有沉沦，正是老一代的“学风”，正是哲学的高度，给了洪老坚持下去的力量。从功利角度看，哲学是无用的，可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精神之贵，我们还要“有用”干什么？
老先生喜欢你来谈学问
问：如今哲学是冷门专业，当年您为何选择这个专业？
洪汉鼎：我上中学时喜欢文学，当时在江苏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学校请了很多一流学者来任教，我的语文老师姓陈，与焦菊隐先生来往密切。每到周日，陈老师便带我们到无锡公园里，给我们开讲座，从古希腊一直讲到当代。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的兴趣逐渐转向哲学。因为文学固然能展现人类的各种命运，但改变命运，必须向更深层次思考，这就需要哲学。此外，我当时还认识了一位老和尚，常听他讲佛学。
在我们那个时代，哲学很受尊重，因为毛泽东说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我高考时，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哲学系。
问：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您去贺麟先生家拜访，贺先生是名教授，您只是普通学生，他会接待您吗？
洪汉鼎：我有个优点，就是不怕生，别人不敢去，可我就敢。那一代学者很纯粹，只要谈学问，他们都欢迎。我上中学时看过贺先生的书，当时纸张缺乏，书都用一种特别黑的薄纸印成。贺麟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不像别的哲学书那么难懂。
我当时不仅拜访过贺麟先生，还拜访过其他先生。有位先生问我，你想不想见张东荪？张东荪先生当时也在北大，“文革”时期被隔离软禁，根本见不到。那位先生说：这好办，我住张东荪隔壁，我们两家后院是连着的，你可以从后院去找他。
张东荪家到处都是书，他对我说：本来可以送你几本国外带回来的哲学书，可惜你来晚了，贺麟把它们都拿走了，去建社科院的图书馆。当时国家缺外汇，这些书很珍贵。
张东荪和我只谈哲学，不谈政治。
问：当时北大有这么多著名的老先生，您为何投在贺麟先生门下？
洪汉鼎：这与贺麟先生的“学风”“门风”有关。冯友兰与贺麟是中国现当代哲学的两座高峰，可在两位大师身后，却是贺门兴旺、冯门寥落。
我初次拜访贺麟先生时，他非常和气，我问他哲学该怎么学？先生说：黑格尔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读哲学史。
我看了一段哲学史，两三个月后又去拜访贺先生。他又说：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做学问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点，不能什么都学，要从一点做起。做学问切记不要求广，开始先从一个项目、一个点做。一个点搞出来就是一门学问。我问应该从哪个哲学家开始，贺先生建议从斯宾诺莎开始。
正是在贺麟先生的建议下，我确定了一生做学问的方法和方向。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悟，就是贺师当时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我做几十年斯宾诺莎，一直做到在此领域别人没有超过我为止。
见识到中国传统的
“学风”“门风”
问：您是如何成“贺门”中人的？
洪汉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面向全国招研究生，要求报名者年龄在40岁以下，我当时已41歲了，便给贺麟先生写信求助，贺先生马上去找副院长汝信谈，汝信也是贺先生的学生，结果我破格获得了考试资格，并成功考上了研究生。就这样，我回到北京，在当时，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研究生毕业那天，社科院请大家在四川饭店吃饭，敬酒时，贺麟先生站了起来，对同桌的导师们拱着手说：“这是我的学生洪汉鼎，他今天毕业了！”意思是，洪汉鼎是我贺麟的门生，希望你们以后大力支持。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中国传统的“学风”“门风”，这种场面，我想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门风”也有消极的一面
问：贺麟先生对您似乎也有过误会？
洪汉鼎：是的。贺先生与洪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人学术观点水火不容。一次我替贺麟先生写了篇介绍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历程的文章，其中也涉及了洪谦先生，我认为他起了很大作用。
我忘了这篇文章是替贺先生代写的，贺先生曾私下说洪先生在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语言事情，质疑说：这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贺先生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时，当着我的面说：“你怎么这样写洪先生？他的学术有这样高吗？”我一下子愣了，不知怎么回答。贺先生把我写的那一段话划掉，亲自重写了。这件事情后，贺先生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老一辈知识分子很在意“门风”，贺先生对人非常的好，但爱憎分明，一旦恨某人，就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门风”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问：贺麟先生80岁高龄入党，很多人说是为了配合宣传，事实如何？
洪汉鼎：那些说法是胡说。据我观察，贺麟先生那一代人，包括冯友兰先生，对党确实有感情。他们和今天有些人不一样，（今天某些人）脑子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是两张皮。贺麟先生曾亲自告诉我，对入党感到很高兴。
贺麟先生那一代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他们觉得，在人民安定方面，共产党做得更好。
诠释学认为没有唯一的真理
问：您后来的研究方向为何转到诠释学？
洪汉鼎：对于诠释学，可能我一直要研究到死。过去受科学主义影响，我们认为一个事物中有不变的真理，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寻找这个真理。而诠释学认为，这个真理并不存在，它是我们在解释过程中形成的。看报纸就知道了，同一个新闻，这家媒体这么写，那家媒体那么写，你说哪个是事实？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没有唯一正确的东西，都是根据具体需要而进行的解释。比如《论语》《孟子》这些经典，几千年来都在不断解释，今后还会有新的解释。换言之，真理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在发展的。
今天一些人说：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应恢复传统。在诠释学看来，这是错误的。文化走向世界，关键在如何融入现代化，变成对人家有用的东西。
问：这会不会滑向迎合？
洪汉鼎：诠释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它要以时代精神、现实问题为根据，不能以诠释者的主观意愿为根据。记得当年有个李燕杰，到处演讲，“火”得不得了。我问相关负责人：为何要找他来演讲？那个负责人说：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今天看，谁还记得李燕杰是谁呢？他说过什么，谁还记得？
如今于丹也很“火”，因为观众能接受她对《论语》等的阐释，这与民族整体的文化水平相关，至于将来如何，就不好说了，毕竟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提高。
忘记自己是最悲哀的事
问：今天年轻人承担着较大的生活压力，对于他们来说，学哲学是否有用？
洪汉鼎：任何社会都有压力，关键看你是否拥有自我意识。我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偏远的县城，学非所用，15年始终在研究哲学。
回到北京后，已经40多岁了，好容易成了家却没房子，那时看着大街想：北京这么大，却没有我一片瓦。但我没有忧虑，我继续走自己的路。
研究生毕业后，中国社科院不收我，我只好去北京社科院工作。那里是市委制定政策的辅助机构，不支持学术，也没学生，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自我意识。
说实话，我搞不懂现在年轻人的“追星族”，为了追明星，不惜倾家荡产。你说一个演员能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吗？这就是失去了自我，你只想明星，却没有想象自己，这是最悲哀的事。
问：人该怎样拥有自我意识呢？
洪汉鼎：寻找自我是一个实践问题，有各种选择，读书也可以，总之千万不能忘却自我。如今大环境不好，有些人只要钱、要房子，忘记了自我。
用一本《客居忆往》，洪汉鼎追述着逝去的“学风”，那其中有挫折、感动、苦难和坚持，它告诉人们：读书不完全是为了学知识，还要追寻生命的圆满，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哲学的理由。
因遭构陷，洪汉鼎先生前半生充满挫折，40多岁时还浮沉在偏远的县城，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但他没有沉沦，正是老一代的“学风”，正是哲学的高度，给了洪老坚持下去的力量。从功利角度看，哲学是无用的，可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精神之贵，我们还要“有用”干什么？
老先生喜欢你来谈学问
问：如今哲学是冷门专业，当年您为何选择这个专业？
洪汉鼎：我上中学时喜欢文学，当时在江苏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学校请了很多一流学者来任教，我的语文老师姓陈，与焦菊隐先生来往密切。每到周日，陈老师便带我们到无锡公园里，给我们开讲座，从古希腊一直讲到当代。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的兴趣逐渐转向哲学。因为文学固然能展现人类的各种命运，但改变命运，必须向更深层次思考，这就需要哲学。此外，我当时还认识了一位老和尚，常听他讲佛学。
在我们那个时代，哲学很受尊重，因为毛泽东说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我高考时，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哲学系。
问：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您去贺麟先生家拜访，贺先生是名教授，您只是普通学生，他会接待您吗？
洪汉鼎：我有个优点，就是不怕生，别人不敢去，可我就敢。那一代学者很纯粹，只要谈学问，他们都欢迎。我上中学时看过贺先生的书，当时纸张缺乏，书都用一种特别黑的薄纸印成。贺麟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不像别的哲学书那么难懂。
我当时不仅拜访过贺麟先生，还拜访过其他先生。有位先生问我，你想不想见张东荪？张东荪先生当时也在北大，“文革”时期被隔离软禁，根本见不到。那位先生说：这好办，我住张东荪隔壁，我们两家后院是连着的，你可以从后院去找他。
张东荪家到处都是书，他对我说：本来可以送你几本国外带回来的哲学书，可惜你来晚了，贺麟把它们都拿走了，去建社科院的图书馆。当时国家缺外汇，这些书很珍贵。
张东荪和我只谈哲学，不谈政治。
问：当时北大有这么多著名的老先生，您为何投在贺麟先生门下？
洪汉鼎：这与贺麟先生的“学风”“门风”有关。冯友兰与贺麟是中国现当代哲学的两座高峰，可在两位大师身后，却是贺门兴旺、冯门寥落。
我初次拜访贺麟先生时，他非常和气，我问他哲学该怎么学？先生说：黑格尔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读哲学史。
我看了一段哲学史，两三个月后又去拜访贺先生。他又说：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做学问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点，不能什么都学，要从一点做起。做学问切记不要求广，开始先从一个项目、一个点做。一个点搞出来就是一门学问。我问应该从哪个哲学家开始，贺先生建议从斯宾诺莎开始。
正是在贺麟先生的建议下，我确定了一生做学问的方法和方向。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悟，就是贺师当时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我做几十年斯宾诺莎，一直做到在此领域别人没有超过我为止。
见识到中国传统的
“学风”“门风”
问：您是如何成“贺门”中人的？
洪汉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面向全国招研究生，要求报名者年龄在40岁以下，我当时已41歲了，便给贺麟先生写信求助，贺先生马上去找副院长汝信谈，汝信也是贺先生的学生，结果我破格获得了考试资格，并成功考上了研究生。就这样，我回到北京，在当时，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研究生毕业那天，社科院请大家在四川饭店吃饭，敬酒时，贺麟先生站了起来，对同桌的导师们拱着手说：“这是我的学生洪汉鼎，他今天毕业了！”意思是，洪汉鼎是我贺麟的门生，希望你们以后大力支持。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中国传统的“学风”“门风”，这种场面，我想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门风”也有消极的一面
问：贺麟先生对您似乎也有过误会？
洪汉鼎：是的。贺先生与洪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人学术观点水火不容。一次我替贺麟先生写了篇介绍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历程的文章，其中也涉及了洪谦先生，我认为他起了很大作用。
我忘了这篇文章是替贺先生代写的，贺先生曾私下说洪先生在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语言事情，质疑说：这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贺先生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时，当着我的面说：“你怎么这样写洪先生？他的学术有这样高吗？”我一下子愣了，不知怎么回答。贺先生把我写的那一段话划掉，亲自重写了。这件事情后，贺先生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老一辈知识分子很在意“门风”，贺先生对人非常的好，但爱憎分明，一旦恨某人，就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门风”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问：贺麟先生80岁高龄入党，很多人说是为了配合宣传，事实如何？
洪汉鼎：那些说法是胡说。据我观察，贺麟先生那一代人，包括冯友兰先生，对党确实有感情。他们和今天有些人不一样，（今天某些人）脑子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是两张皮。贺麟先生曾亲自告诉我，对入党感到很高兴。
贺麟先生那一代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他们觉得，在人民安定方面，共产党做得更好。
诠释学认为没有唯一的真理
问：您后来的研究方向为何转到诠释学？
洪汉鼎：对于诠释学，可能我一直要研究到死。过去受科学主义影响，我们认为一个事物中有不变的真理，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寻找这个真理。而诠释学认为，这个真理并不存在，它是我们在解释过程中形成的。看报纸就知道了，同一个新闻，这家媒体这么写，那家媒体那么写，你说哪个是事实？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没有唯一正确的东西，都是根据具体需要而进行的解释。比如《论语》《孟子》这些经典，几千年来都在不断解释，今后还会有新的解释。换言之，真理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在发展的。
今天一些人说：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应恢复传统。在诠释学看来，这是错误的。文化走向世界，关键在如何融入现代化，变成对人家有用的东西。
问：这会不会滑向迎合？
洪汉鼎：诠释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它要以时代精神、现实问题为根据，不能以诠释者的主观意愿为根据。记得当年有个李燕杰，到处演讲，“火”得不得了。我问相关负责人：为何要找他来演讲？那个负责人说：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今天看，谁还记得李燕杰是谁呢？他说过什么，谁还记得？
如今于丹也很“火”，因为观众能接受她对《论语》等的阐释，这与民族整体的文化水平相关，至于将来如何，就不好说了，毕竟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提高。
忘记自己是最悲哀的事
问：今天年轻人承担着较大的生活压力，对于他们来说，学哲学是否有用？
洪汉鼎：任何社会都有压力，关键看你是否拥有自我意识。我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偏远的县城，学非所用，15年始终在研究哲学。
回到北京后，已经40多岁了，好容易成了家却没房子，那时看着大街想：北京这么大，却没有我一片瓦。但我没有忧虑，我继续走自己的路。
研究生毕业后，中国社科院不收我，我只好去北京社科院工作。那里是市委制定政策的辅助机构，不支持学术，也没学生，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自我意识。
说实话，我搞不懂现在年轻人的“追星族”，为了追明星，不惜倾家荡产。你说一个演员能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吗？这就是失去了自我，你只想明星，却没有想象自己，这是最悲哀的事。
问：人该怎样拥有自我意识呢？
洪汉鼎：寻找自我是一个实践问题，有各种选择，读书也可以，总之千万不能忘却自我。如今大环境不好，有些人只要钱、要房子，忘记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