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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2008年，在中国商界“偶像殿堂”里，一个个精英偶像“倒下”——如同一连串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让国民感觉到中国商人精神的危机。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领带”的一位实干家，曾以“裹尸布没有口袋”的裸捐行为感动中国，但三聚氰胺事件、OMP事件，却让他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中国首富那颗凌厉的光头，曾经被称作圈内最智慧的头，可事发后，被证明那“不是高僧的光头，而是老大的光头”。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财富帝国跌进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脑儿地被抛在了“并不健忘”的公众面前。
一个很阳光的青年，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业深度危机。一系列风波，让这个最懂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为“最懂潜规则和最擅长潜规则的人”。
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曾有个著名的“中国命题”：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产生发达的现代商业经济，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中国商界“偶像殿堂”给人空空如也的感觉。坊间人哀叹，中国商人道德真的先天缺乏吗？偶像的倒下，真的是中国商人的“天命”吗？借用鲁迅先生的一个句式：中国商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中国商道，山重水复疑无路？
2008年以前，中国许多处于风头浪尖的商人，似乎寻找到了中国商道“自信心”。有人撰文：中国的企业家除了现代管理高手外，大多喜欢读盛宣怀、胡雪岩、政治领袖等两类人物的传记。
三聚氰胺等一连串的事件，却让中国富豪陷入道德败局：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中国富豪大败局，更是中国市场文化的大败局，古今中外权谋大杂烩把商道底蕴排挤得七零八落。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开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回看地球的另一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批评同样尖刻：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到了20世纪，马克斯·韦伯的眼光仍然未变，“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似乎也难于统一起来。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
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为何频频成真？
今年以来，公众也好，甚至中国商人自己也好，对中国商人道德的不信任渐渐地蔓延。
回看中国多个世纪以前，中国商道有着幽深灿烂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司马光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
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大事，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商帮兴起，社会习俗发生变化，文学风格发生变化，经商思想也随之变化。然而，以儒文化为内涵的文化精神始终是中国商帮兴起、壮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无论是有名的晋商、徽商、宁波帮等商帮，还是传统老字号全聚德、同仁堂、张小泉等商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商道中，中国人对“诚信”的理解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足以证明中国人对诚信的理解是到位的。
清人郭嵩焘写过：“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晋商成功建立起遍及全国远涉日韩的信用网络，与其特有的“心朴”和“心实”有着直接的关系。
徽商成为儒商的一个代名词。以义取利，为义让利，徽商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一方面反映出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
大历史中，寻找中国商道“坐标”
纷争的2008年，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已刻不容缓。不过，我们必须首先在大历史的角度上，定位中国商人道德的所处的历史坐标。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家的精神，是怎样一个“坐标点”？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的那些企业家，特别是那些成长中的企业家们的身上，希望通过他们来树立中国商人的“坐标”。
针对2008年现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不能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企业家处于如此的坐标点。那么，我们处于怎样的历史坐标系之中？
翻看历史，以诚信著称的德国，历史上竟也有过这样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曾有如下描写：“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
马克斯·韦伯认为，欧美从这种信用混乱，迈向成熟发达的现代商业，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新教伦理”，即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
这是一种宗教式的感情：“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让我们把坐标系延伸到东半球。从50年代末开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新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儒家文化要比“新教伦理”强得多。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进而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当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
我们必须看到，在大历史中，亚洲式现代化的发源地——中国仍处于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德国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布兰德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阶段。世界各国通常将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视为“初级信用经济”时期。
如此定位中国商道坐标，并不是为现状开脱责任，而是放宽历史视野，更理性地捋清思路。中国的人均GDP在2003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离“信用经济”要求的2000美元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个阶段，商道上各种败乱在所难免，但大破大立更是势所必然。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正是重塑商业道德的关键阶段。
东西文明交汇处，重塑中国商道
有一则故事：李嘉诚的一枚硬币不慎滚到车底，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一名印度籍值班员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2元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他的解释是：2元硬币滚到坑渠，便会在世上消失；100元给了值班员，值班员便可将之用去。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阿里巴巴CEO马云曾说过，做企业有三重境界，分别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
李嘉诚的商道上承载的不仅仅是金钱观、财富观，更是一种价值观。推而广之，它甚至可以影响到商品社会中某一个个体的基本道德观。韦伯说过：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我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富蕴商道的企业家身上。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方式，这些思维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寄托着整个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这些使得中国商人面临更复杂的困境，更多元化的挑战。特别是当今，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重塑中国商道，以集体智慧化解风险，以合作精神分享商机，就成为当务之急。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强调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应借鉴日本经验（追赶型现代化），呼吁对具有俭朴和进取（儒商精神和文化）的民族资本加强扶持力度，提出建设具有儒家思想与道德的商业社会和企业模式。
西方的“新教伦理”也好，东亚的“儒家传统”也好，我们需要一个开放式的精神切口，能够容纳中国的“新商道”。建构中国的商业精神，就必须使它的三个核心规范：敬业、诚信和节俭。这三种精神既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相通，更与儒家伦理为根源的中国现代社会伦理相适应。非此不足以建成能够有效规范中国现代商业活动的中国现代商业精神：
敬业：自强不息，生财有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诚信：民无信不立。诚信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智慧；
节俭：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节俭的另一面，却是为社会创造更多有形无形的价值。
希望新的商道伦理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自我克制、勤劳、诚信等等进取创新精神，构成了大国崛起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疾风知劲草。商道大破大立，当为这个时代的最大呼声。我们从最现实的角度出发，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包容了伦理与法律双重内涵的市场体系。
逆市更高飞。商业负重而行，当是这个时代的坚定步伐。我们更需要新的商道产生，能够成为中国商道的新脊梁。
2008年，在中国商界“偶像殿堂”里，一个个精英偶像“倒下”——如同一连串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让国民感觉到中国商人精神的危机。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领带”的一位实干家，曾以“裹尸布没有口袋”的裸捐行为感动中国，但三聚氰胺事件、OMP事件，却让他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中国首富那颗凌厉的光头，曾经被称作圈内最智慧的头，可事发后，被证明那“不是高僧的光头，而是老大的光头”。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财富帝国跌进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脑儿地被抛在了“并不健忘”的公众面前。
一个很阳光的青年，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业深度危机。一系列风波，让这个最懂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为“最懂潜规则和最擅长潜规则的人”。
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曾有个著名的“中国命题”：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产生发达的现代商业经济，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中国商界“偶像殿堂”给人空空如也的感觉。坊间人哀叹，中国商人道德真的先天缺乏吗？偶像的倒下，真的是中国商人的“天命”吗？借用鲁迅先生的一个句式：中国商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中国商道，山重水复疑无路？
2008年以前，中国许多处于风头浪尖的商人，似乎寻找到了中国商道“自信心”。有人撰文：中国的企业家除了现代管理高手外，大多喜欢读盛宣怀、胡雪岩、政治领袖等两类人物的传记。
三聚氰胺等一连串的事件，却让中国富豪陷入道德败局：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中国富豪大败局，更是中国市场文化的大败局，古今中外权谋大杂烩把商道底蕴排挤得七零八落。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开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回看地球的另一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批评同样尖刻：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到了20世纪，马克斯·韦伯的眼光仍然未变，“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似乎也难于统一起来。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
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为何频频成真？
今年以来，公众也好，甚至中国商人自己也好，对中国商人道德的不信任渐渐地蔓延。
回看中国多个世纪以前，中国商道有着幽深灿烂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司马光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
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大事，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商帮兴起，社会习俗发生变化，文学风格发生变化，经商思想也随之变化。然而，以儒文化为内涵的文化精神始终是中国商帮兴起、壮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无论是有名的晋商、徽商、宁波帮等商帮，还是传统老字号全聚德、同仁堂、张小泉等商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商道中，中国人对“诚信”的理解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足以证明中国人对诚信的理解是到位的。
清人郭嵩焘写过：“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晋商成功建立起遍及全国远涉日韩的信用网络，与其特有的“心朴”和“心实”有着直接的关系。
徽商成为儒商的一个代名词。以义取利，为义让利，徽商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一方面反映出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
大历史中，寻找中国商道“坐标”
纷争的2008年，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已刻不容缓。不过，我们必须首先在大历史的角度上，定位中国商人道德的所处的历史坐标。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家的精神，是怎样一个“坐标点”？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的那些企业家，特别是那些成长中的企业家们的身上，希望通过他们来树立中国商人的“坐标”。
针对2008年现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不能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企业家处于如此的坐标点。那么，我们处于怎样的历史坐标系之中？
翻看历史，以诚信著称的德国，历史上竟也有过这样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曾有如下描写：“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
马克斯·韦伯认为，欧美从这种信用混乱，迈向成熟发达的现代商业，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新教伦理”，即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
这是一种宗教式的感情：“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让我们把坐标系延伸到东半球。从50年代末开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新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儒家文化要比“新教伦理”强得多。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进而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当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
我们必须看到，在大历史中，亚洲式现代化的发源地——中国仍处于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德国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布兰德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阶段。世界各国通常将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视为“初级信用经济”时期。
如此定位中国商道坐标，并不是为现状开脱责任，而是放宽历史视野，更理性地捋清思路。中国的人均GDP在2003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离“信用经济”要求的2000美元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个阶段，商道上各种败乱在所难免，但大破大立更是势所必然。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正是重塑商业道德的关键阶段。
东西文明交汇处，重塑中国商道
有一则故事：李嘉诚的一枚硬币不慎滚到车底，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一名印度籍值班员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2元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他的解释是：2元硬币滚到坑渠，便会在世上消失；100元给了值班员，值班员便可将之用去。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阿里巴巴CEO马云曾说过，做企业有三重境界，分别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
李嘉诚的商道上承载的不仅仅是金钱观、财富观，更是一种价值观。推而广之，它甚至可以影响到商品社会中某一个个体的基本道德观。韦伯说过：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我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富蕴商道的企业家身上。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方式，这些思维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寄托着整个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这些使得中国商人面临更复杂的困境，更多元化的挑战。特别是当今，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重塑中国商道，以集体智慧化解风险，以合作精神分享商机，就成为当务之急。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强调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应借鉴日本经验（追赶型现代化），呼吁对具有俭朴和进取（儒商精神和文化）的民族资本加强扶持力度，提出建设具有儒家思想与道德的商业社会和企业模式。
西方的“新教伦理”也好，东亚的“儒家传统”也好，我们需要一个开放式的精神切口，能够容纳中国的“新商道”。建构中国的商业精神，就必须使它的三个核心规范：敬业、诚信和节俭。这三种精神既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相通，更与儒家伦理为根源的中国现代社会伦理相适应。非此不足以建成能够有效规范中国现代商业活动的中国现代商业精神：
敬业：自强不息，生财有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诚信：民无信不立。诚信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智慧；
节俭：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节俭的另一面，却是为社会创造更多有形无形的价值。
希望新的商道伦理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自我克制、勤劳、诚信等等进取创新精神，构成了大国崛起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疾风知劲草。商道大破大立，当为这个时代的最大呼声。我们从最现实的角度出发，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包容了伦理与法律双重内涵的市场体系。
逆市更高飞。商业负重而行，当是这个时代的坚定步伐。我们更需要新的商道产生，能够成为中国商道的新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