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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化危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不期而至，当人类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当社会经济基础因人类活动的放缓而陷入衰退，艺术又该如何自处，并以何种方式保持与人们的联系，这对人类艺术活动的未来发展又会带来怎样根本性的影响？危机之下，笔者与美国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终身作曲教授董夔，就这一话题做了些许思考和展望。
臧 娜：据我所知，面对这场突然袭来的文化危机，作为享誉世界的歌剧院，大都会歌剧院是美国第一个采取大规模降薪解聘措施的艺术机构，这代表着整个行业正面临困境。还有哈雷管弦乐团音乐总监马克·埃尔德（Mark Elder）和伦敦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曾经联名写信给《卫报》（The Guardian），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帮助那些“置身荒野”的音乐家以及艰难求生的古典音乐界。[1]
董 夔：这场危机确实对很多行业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大多数艺术演出活动被取消，我的很多音乐家朋友也失业了。面对这种短期之内难以战胜的灾难，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探索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不仅人的生活方式要随之改变，教育、文化、艺术这些领域也都要相应地改变。特殊时期，很多音乐活动不得不转移到网上。
臧 娜：是的。比如2020年3月10日，德国政府限制千人以上的群众活动，但居尔泽尼希管弦乐团（Gürzenich Orchestra）当晚的音乐会提前很久就准备完毕了，这场音乐会不得不面对空荡荡的观众席，用在线直播的方式进行。这种表演方式随即被很多艺术团体沿用。3月14日，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在空荡荡的上交演艺厅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开始复工之后的首场演出。还有伦敦的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也宣布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恢复现场演奏。
董 夔：这种线上音乐会虽然很难弥补演出团体的经济损失，但是它代表了艺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在线化”。只要遇到这类突发状况，这种没有现场观众的在线表演方式就会有存在价值，因为观众都在网上，所以我认为在线的艺术是一种发展方向。
臧 娜：是的。在线艺术确实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人类的艺术活动，就像上面提到的没有观众的音乐会。我看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弹性”的美术馆》，说的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包括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还有盖蒂博物馆，世界各地的艺术展馆很多都安排了线上互动项目，来保持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弹性”（resilience），来自生态学，说的是让生态系统保持或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
董 夔：这个“弹性”用来描述在线艺术很合适。因为在突发情况下，它确实能保持艺术家和大众之间的联系。我一直关注的柏林爱乐乐团居然在官网上免费开放了一段时间的数码音乐厅，在家里听他们的音乐会，真是很享受，可以净化灵魂，让人暂时忘掉灾难。
臧 娜：好像越是这样的时候，人们越需要艺术来净化灵魂，要感谢互联网。
董 夔：这是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福祉吧。其实在媒介技术的运用上，柏林爱乐乐团起步非常早，它有今天的名气，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绝妙的交响乐团，还因为它的每一代艺术总监都非常有远见。比如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作为艺术总监跟这个乐团合作了30多年。他对留声机、电影等新技术非常感兴趣，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希望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更好的音乐。
臧 娜：当时很多人批评这个音乐家不务正业。
董 夔：当时的人认为搞音乐的人不懂技术很正常，且留声机里的声音不能取代音乐厅里的声音。但是，卡拉扬认为这并不是绝对的。
臧 娜：卡拉扬的想法很有趣，我在一本关于他的访谈录里看到过。他认为音乐厅里的优质音响也许只属于那些有门路进入合适的音乐厅，而且拥有合适座位的一小批特权群体。如果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大多数位置的音效并不令人满意，那么在家里收听无线电台的转播，也许是很多人更好的选择。[2]
董 夔：这个想法很特别，也很超前。剧场表演的现场感确实重要，但是如果这种体验受到经济实力和社会阶层的限制，对普通人来说，留声机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卡拉扬是一个热衷于使用录音技术的指挥家。在录音室里，他用技术手段努力创造一种更加亲切的音乐氛围，就是那种音乐厅里听不到的想象中的声音，他还说如果唱片公司不用激光压缩唱片，他就不跟他们签合同录制新唱片，所以推动了当时数字录音技术和激光唱片技术的发展。[3]
臧 娜：这是艺术倒逼媒介技术进步呀。
董 夔：这位音乐家就是这么爱技术！卡拉扬还有个梦想，就是把音乐搬上银幕，他甚至跟法国导演学会了电影制作。他一直在探索用更多的方式来表现音乐，比如在影像制作中用乐器表现音乐情节，在用小提琴表现主旋律时，把镜头放在小提琴的琴弓上，甚至乐手现场表演过程中的神态和表情也是影像表现的内容。[4]卡拉扬是一个指挥家，在拍一部交响乐电影的时候，整部作品在他心里就已经完成了，因为他知道他的音乐要表现的是什么，他不仅是在指挥乐队，而且是用自己敏感的耳朵和对音乐的理解指挥完成了音乐电影。
臧 娜：用视觉来表现音乐形象，这是又一种音乐创作。卡拉扬在音乐影像的拍摄上确实作出很多贡献，引导人们通过影像来聆听音乐，而且是一種不同于现场演出的音乐形象。
董 夔：卡拉扬生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音乐电影，有管弦乐作品，有歌剧。
臧 娜：凭借唱片、电影、电视，把原来只属于少数人的音乐形式带给更多的人。我在他的访谈录中看到的一句印象至深的话，就是“把音乐带给如此多的人是我人生的最大满足”[5]。如果卡拉扬生活在现在这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恐怕会有更多惠及大众的作为。
董 夔：从卡拉扬开始，柏林爱乐乐团在音乐和大众媒介相互融合这方面就体现出自己的远见。21世纪初，另一位指挥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担任乐团的首席指挥，乐团开始发展在线音乐，他们提出了“数字音乐厅”（Digital Concert Hall）的概念。 臧 娜：据我所知，这个概念最早是2005年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奥拉夫·曼宁格尔（Olaf Maninger）提出来的，当时乐团在台北演出，音乐会结束之后，上万名欢呼的乐迷在广場上迎接从音乐厅走出来的乐手。这个演奏家受到启发，他认识到更多的音乐受众是在剧场之外的，于是产生了把音乐厅虚拟化的想法。
董 夔：是的，乐团的指挥西蒙·拉特尔推动了数字音乐厅项目的进程。他看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希望古典音乐能被青少年一代以及更多人了解和接受，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柏林爱乐乐团数字音乐厅，到现在大概有10多年时间。所以很多人才能在特殊时期在家里继续享受“柏林爱乐”的音乐。他们的数字音乐厅是所有乐团中最早发展起来的，很早就采用了付费的方式，确实非常有远见。就像你说的，让古典音乐变得很有“弹性”，能适应更多人和不同情况的需要。我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在线观看是一种好的选择，如果偶尔错过一场音乐会，在网上只要支付5.99美元，或者10多美元就能欣赏到音乐会。尤其是在这种特殊时期，线上音乐表演从现场演出的附属物变成了替代品，让艺术变得更有“弹性”。
这么看起来“柏林爱乐”不只是一个乐团，它在古典音乐领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先是卡拉扬把音乐搬上银幕，然后是数字音乐厅，延伸了古典音乐的触角，创造了数字化的经营模式和传播模式。
臧 娜：这个乐团确实了不起。从他们的经历中我感觉到，不管是特殊时期，还是正常情况下，在线传播对艺术来说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在艺术活动常态化的情况下，在线这种方式更是推动了艺术作品的大众化。比如之前提到的大都会歌剧院，他们早在2006年就创造性地推出了Met HD高清影院项目，在每个演出季选择一些歌剧作品，用直播或者录播的方式传送给世界各地的影剧院合作方，以影像的方式扩大剧场艺术的影响力。2011年，这个项目登陆中国，在上海大剧院公映了“高清歌剧”《魔笛》，由华裔女高音歌唱家黄英主演，独特的视觉和声音技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Met HD成为大都会歌剧院的一大亮点，据说，也是他们难得的一个盈利项目。 [6]这种剧场艺术线上传播的创新模式，实际上拓展了歌剧观众的数量和边界，看起来，跟“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 夔：特殊时期，柏林爱乐乐团把每年一次的“欧洲圣城音乐会”（European Concert）也搬到网上播出。德国总统致辞时说，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艺术是慰藉人类灵魂的食粮。
我觉得人的存在最终是在寻求一种快乐。当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之后，思想上一般都会有所追求。艺术为什么会存在，因为它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快乐。人们在艺术中获得快乐是有一个过程的，很多阳春白雪的艺术，大多数人感觉看不懂，但是往往是这种看不懂的东西，你一旦看懂了，它带给你的快乐是非比寻常的。创作这种艺术作品的人，虽然经历了痛苦的创作过程，但他是在享受这种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心灵的快乐。所以我认为，“柏林爱乐”这种古典音乐线上传播的方式，确实有助于把高品位的艺术形式带给更多的人，相应地，也能提升人们精神追求的层次。所以，为什么说“文化艺术是慰藉人类灵魂的食粮”，因为它能满足人们对精神快乐的追求，更能让这种快乐的层次得到不断提升。
臧 娜：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艺术的娱乐功能，它是艺术的一种根本属性。人们对艺术的接近确实出于这种快乐诉求，如您所说，这种快乐是分层次的。我记得曾经有教科文组织发起过一场叫做“坚韧艺术”的全球运动，就是要提醒大家正视我们正面临的这场全球性的文化危机，希望从业者能够在危机中寻求出路，彰显艺术的“韧性”。其实，我觉得艺术的“韧性”主要在于这种适应不同层次的娱乐功能，也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对它不离不弃的重要原因。
董 夔：我更喜欢用“快乐”这个词，我的乐趣也在于对这种“快乐”的追求。比如2018年我带队去维也纳，正好有一个大的交响音乐节，很多世界顶级的乐团都参加。我听了很多场音乐会，但我一直在寻找一场能够让我达到一种欣喜若狂状态的演出。这种状态你在卡拉扬的书里也能找到，他说他指挥的时候不喜欢看乐谱，不希望自己被摆在面前的印刷品束缚住，他喜欢跟乐团、合唱团和观众有直接的交流，也是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吧。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种状态，直到我们要离开欧洲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场音乐会。那场音乐会乐队水平非常高，音响完美，指挥和演奏家的合作极其默契，三首作品都是大师级的，这正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一个人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力求把整场演出传递给我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这就是我说的欣喜若狂的状态，这么多年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音乐会。
这也是现场演出的魅力，它带给人的那种快乐是隔着屏幕聆听不能替代的。虽然线上也有不错的音乐会，比如卡拉扬的音乐会，但是它没有原始声音的那种磁性和细腻感，很多层次的声音被过滤掉了。屏幕只是间接传递了现场的这种快乐，还是比不上身临其境，跟亲耳聆听的感觉不一样。
臧 娜：拉特尔在写给媒体的一封信中，曾经绝望地说过，“聆听交响乐本质上是一种现场体验”，无法重返现场的音乐家就像置身荒野。这样说来，在观众的快乐诉求方面，在线艺术是难以与现场体验相提并论的。
董 夔：我认为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卡拉扬认为，录音室能创造出音乐厅里听不到的想象中的音乐氛围。但是艺术的形式是随着人的需求不断变化的，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尝试在线表演，这种形式虽然缺少了现场观众，音乐家也很难听到观众的鼓掌叫好，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完美，因为社会有需求。
目前来看，现场感的缺乏好像是在线艺术发展的一个壁垒。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也许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线表演有自己的优点，当人们发现虚拟和现实之间的那道墙永远难以跨越的时候，也许就会选择不去逾越它，而是继续完善在线表演的优点。我们虽然难以感受到现场表演的快乐，但是会有新的快乐等待着我们，也许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 臧 娜：你刚才说的没有现场观众的音乐表演，让我想到了“静默聆听”这个词。这是德国学者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提出的，认为在一种无声的聆听环境中，人们更能够通过聆听音乐来获得思考。这显然跟哲学中所说的绝对理念有关系，算是一种自律论的音乐观。在线上音乐表演中，没有现场成群结队的观众，人们也许更容易沉心静气地聆听音乐，聆听内心的声音。这也许会成为在线音乐表演或者在线艺术的一个优点，回到审美的自律状态。
董 夔：这可以看成在线艺术的一个优势。但同时，我认为音乐会之类的剧场艺术，很大程度上观众不仅是在聆听，也是在看表演，比如王羽佳的表演、郎朗的表演。就像“柏林爱乐”不只是一个乐团，它开创了古典音乐视听融合的传播方式。
臧 娜：是的，在录音和电影的时代，卡拉扬就对影像在音乐中的植入非常感兴趣。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们在看经过剪辑的“柏林爱乐”演出的影像资料时，看到的不是卡拉扬，也不是乐团，而是听觉和视觉相互作用之后，产生的新的东西。[7]数字时代，拉特尔主导的“数字音乐厅”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传统。
之后拉特尔执棒伦敦交响乐团，采用动作捕捉技术对指挥动作进行数字化的视觉呈现，实现了数字影像与音乐的结合，这甚至成为伦敦交响乐团的新宣言，叫做“永动”（Always Moving）。
董 夔：这个名字鲜活，影像让音乐表演得到新的动力和生命。所以我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在线音乐会的形式会不断完善，会发展成为一大产业。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表演形式，人们会逐渐在虚拟世界找到新的快乐诉求。其实，流行音乐和网络游戏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值得高雅艺术学习。
臧 娜：这不就是艺术的“韧性”么？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快乐诉求，不论在现实还是虚拟的时空环境中。这也是这场文化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观念上的收获和改变。
【作者简介】
臧 娜：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媒介文化。
董 夔：音乐艺术博士，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终身作曲教授，研究方向为作曲、现代音乐、世界音乐。
注释：
[1]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20/jun/10/orchestras-might-not-survive-after-coronavirus-pandemic-uk-conductors。
[2][3][5][7]〔英〕理查德·奧斯本 ：《卡拉扬访谈录》，秦启越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第43-44页，第155页，第46页。
[4]卡拉扬认为：“一个管弦乐队，如果以最佳的方式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团体。一群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来重新创造某种漂亮的东西。这种东西比我仅仅通过阅读总谱所意识到的东西更漂亮。”〔英〕理查德·奥斯本：《卡拉扬访谈录》，秦启越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6]王劲森：《疫情之下的剧院困境——浅析大都会歌剧院解聘降薪背后的财务危机》， https：//new.qq.com/rain/a/20200519A0RS1R00。
（责任编辑 刘艳妮）
臧 娜：据我所知，面对这场突然袭来的文化危机，作为享誉世界的歌剧院，大都会歌剧院是美国第一个采取大规模降薪解聘措施的艺术机构，这代表着整个行业正面临困境。还有哈雷管弦乐团音乐总监马克·埃尔德（Mark Elder）和伦敦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曾经联名写信给《卫报》（The Guardian），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帮助那些“置身荒野”的音乐家以及艰难求生的古典音乐界。[1]
董 夔：这场危机确实对很多行业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大多数艺术演出活动被取消，我的很多音乐家朋友也失业了。面对这种短期之内难以战胜的灾难，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探索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不仅人的生活方式要随之改变，教育、文化、艺术这些领域也都要相应地改变。特殊时期，很多音乐活动不得不转移到网上。
臧 娜：是的。比如2020年3月10日，德国政府限制千人以上的群众活动，但居尔泽尼希管弦乐团（Gürzenich Orchestra）当晚的音乐会提前很久就准备完毕了，这场音乐会不得不面对空荡荡的观众席，用在线直播的方式进行。这种表演方式随即被很多艺术团体沿用。3月14日，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在空荡荡的上交演艺厅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开始复工之后的首场演出。还有伦敦的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也宣布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恢复现场演奏。
董 夔：这种线上音乐会虽然很难弥补演出团体的经济损失，但是它代表了艺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在线化”。只要遇到这类突发状况，这种没有现场观众的在线表演方式就会有存在价值，因为观众都在网上，所以我认为在线的艺术是一种发展方向。
臧 娜：是的。在线艺术确实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人类的艺术活动，就像上面提到的没有观众的音乐会。我看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弹性”的美术馆》，说的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包括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还有盖蒂博物馆，世界各地的艺术展馆很多都安排了线上互动项目，来保持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弹性”（resilience），来自生态学，说的是让生态系统保持或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
董 夔：这个“弹性”用来描述在线艺术很合适。因为在突发情况下，它确实能保持艺术家和大众之间的联系。我一直关注的柏林爱乐乐团居然在官网上免费开放了一段时间的数码音乐厅，在家里听他们的音乐会，真是很享受，可以净化灵魂，让人暂时忘掉灾难。
臧 娜：好像越是这样的时候，人们越需要艺术来净化灵魂，要感谢互联网。
董 夔：这是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福祉吧。其实在媒介技术的运用上，柏林爱乐乐团起步非常早，它有今天的名气，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绝妙的交响乐团，还因为它的每一代艺术总监都非常有远见。比如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作为艺术总监跟这个乐团合作了30多年。他对留声机、电影等新技术非常感兴趣，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希望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更好的音乐。
臧 娜：当时很多人批评这个音乐家不务正业。
董 夔：当时的人认为搞音乐的人不懂技术很正常，且留声机里的声音不能取代音乐厅里的声音。但是，卡拉扬认为这并不是绝对的。
臧 娜：卡拉扬的想法很有趣，我在一本关于他的访谈录里看到过。他认为音乐厅里的优质音响也许只属于那些有门路进入合适的音乐厅，而且拥有合适座位的一小批特权群体。如果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大多数位置的音效并不令人满意，那么在家里收听无线电台的转播，也许是很多人更好的选择。[2]
董 夔：这个想法很特别，也很超前。剧场表演的现场感确实重要，但是如果这种体验受到经济实力和社会阶层的限制，对普通人来说，留声机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卡拉扬是一个热衷于使用录音技术的指挥家。在录音室里，他用技术手段努力创造一种更加亲切的音乐氛围，就是那种音乐厅里听不到的想象中的声音，他还说如果唱片公司不用激光压缩唱片，他就不跟他们签合同录制新唱片，所以推动了当时数字录音技术和激光唱片技术的发展。[3]
臧 娜：这是艺术倒逼媒介技术进步呀。
董 夔：这位音乐家就是这么爱技术！卡拉扬还有个梦想，就是把音乐搬上银幕，他甚至跟法国导演学会了电影制作。他一直在探索用更多的方式来表现音乐，比如在影像制作中用乐器表现音乐情节，在用小提琴表现主旋律时，把镜头放在小提琴的琴弓上，甚至乐手现场表演过程中的神态和表情也是影像表现的内容。[4]卡拉扬是一个指挥家，在拍一部交响乐电影的时候，整部作品在他心里就已经完成了，因为他知道他的音乐要表现的是什么，他不仅是在指挥乐队，而且是用自己敏感的耳朵和对音乐的理解指挥完成了音乐电影。
臧 娜：用视觉来表现音乐形象，这是又一种音乐创作。卡拉扬在音乐影像的拍摄上确实作出很多贡献，引导人们通过影像来聆听音乐，而且是一種不同于现场演出的音乐形象。
董 夔：卡拉扬生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音乐电影，有管弦乐作品，有歌剧。
臧 娜：凭借唱片、电影、电视，把原来只属于少数人的音乐形式带给更多的人。我在他的访谈录中看到的一句印象至深的话，就是“把音乐带给如此多的人是我人生的最大满足”[5]。如果卡拉扬生活在现在这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恐怕会有更多惠及大众的作为。
董 夔：从卡拉扬开始，柏林爱乐乐团在音乐和大众媒介相互融合这方面就体现出自己的远见。21世纪初，另一位指挥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担任乐团的首席指挥，乐团开始发展在线音乐，他们提出了“数字音乐厅”（Digital Concert Hall）的概念。 臧 娜：据我所知，这个概念最早是2005年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奥拉夫·曼宁格尔（Olaf Maninger）提出来的，当时乐团在台北演出，音乐会结束之后，上万名欢呼的乐迷在广場上迎接从音乐厅走出来的乐手。这个演奏家受到启发，他认识到更多的音乐受众是在剧场之外的，于是产生了把音乐厅虚拟化的想法。
董 夔：是的，乐团的指挥西蒙·拉特尔推动了数字音乐厅项目的进程。他看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希望古典音乐能被青少年一代以及更多人了解和接受，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柏林爱乐乐团数字音乐厅，到现在大概有10多年时间。所以很多人才能在特殊时期在家里继续享受“柏林爱乐”的音乐。他们的数字音乐厅是所有乐团中最早发展起来的，很早就采用了付费的方式，确实非常有远见。就像你说的，让古典音乐变得很有“弹性”，能适应更多人和不同情况的需要。我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在线观看是一种好的选择，如果偶尔错过一场音乐会，在网上只要支付5.99美元，或者10多美元就能欣赏到音乐会。尤其是在这种特殊时期，线上音乐表演从现场演出的附属物变成了替代品，让艺术变得更有“弹性”。
这么看起来“柏林爱乐”不只是一个乐团，它在古典音乐领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先是卡拉扬把音乐搬上银幕，然后是数字音乐厅，延伸了古典音乐的触角，创造了数字化的经营模式和传播模式。
臧 娜：这个乐团确实了不起。从他们的经历中我感觉到，不管是特殊时期，还是正常情况下，在线传播对艺术来说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在艺术活动常态化的情况下，在线这种方式更是推动了艺术作品的大众化。比如之前提到的大都会歌剧院，他们早在2006年就创造性地推出了Met HD高清影院项目，在每个演出季选择一些歌剧作品，用直播或者录播的方式传送给世界各地的影剧院合作方，以影像的方式扩大剧场艺术的影响力。2011年，这个项目登陆中国，在上海大剧院公映了“高清歌剧”《魔笛》，由华裔女高音歌唱家黄英主演，独特的视觉和声音技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Met HD成为大都会歌剧院的一大亮点，据说，也是他们难得的一个盈利项目。 [6]这种剧场艺术线上传播的创新模式，实际上拓展了歌剧观众的数量和边界，看起来，跟“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 夔：特殊时期，柏林爱乐乐团把每年一次的“欧洲圣城音乐会”（European Concert）也搬到网上播出。德国总统致辞时说，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艺术是慰藉人类灵魂的食粮。
我觉得人的存在最终是在寻求一种快乐。当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之后，思想上一般都会有所追求。艺术为什么会存在，因为它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快乐。人们在艺术中获得快乐是有一个过程的，很多阳春白雪的艺术，大多数人感觉看不懂，但是往往是这种看不懂的东西，你一旦看懂了，它带给你的快乐是非比寻常的。创作这种艺术作品的人，虽然经历了痛苦的创作过程，但他是在享受这种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心灵的快乐。所以我认为，“柏林爱乐”这种古典音乐线上传播的方式，确实有助于把高品位的艺术形式带给更多的人，相应地，也能提升人们精神追求的层次。所以，为什么说“文化艺术是慰藉人类灵魂的食粮”，因为它能满足人们对精神快乐的追求，更能让这种快乐的层次得到不断提升。
臧 娜：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艺术的娱乐功能，它是艺术的一种根本属性。人们对艺术的接近确实出于这种快乐诉求，如您所说，这种快乐是分层次的。我记得曾经有教科文组织发起过一场叫做“坚韧艺术”的全球运动，就是要提醒大家正视我们正面临的这场全球性的文化危机，希望从业者能够在危机中寻求出路，彰显艺术的“韧性”。其实，我觉得艺术的“韧性”主要在于这种适应不同层次的娱乐功能，也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对它不离不弃的重要原因。
董 夔：我更喜欢用“快乐”这个词，我的乐趣也在于对这种“快乐”的追求。比如2018年我带队去维也纳，正好有一个大的交响音乐节，很多世界顶级的乐团都参加。我听了很多场音乐会，但我一直在寻找一场能够让我达到一种欣喜若狂状态的演出。这种状态你在卡拉扬的书里也能找到，他说他指挥的时候不喜欢看乐谱，不希望自己被摆在面前的印刷品束缚住，他喜欢跟乐团、合唱团和观众有直接的交流，也是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吧。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种状态，直到我们要离开欧洲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场音乐会。那场音乐会乐队水平非常高，音响完美，指挥和演奏家的合作极其默契，三首作品都是大师级的，这正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一个人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力求把整场演出传递给我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这就是我说的欣喜若狂的状态，这么多年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音乐会。
这也是现场演出的魅力，它带给人的那种快乐是隔着屏幕聆听不能替代的。虽然线上也有不错的音乐会，比如卡拉扬的音乐会，但是它没有原始声音的那种磁性和细腻感，很多层次的声音被过滤掉了。屏幕只是间接传递了现场的这种快乐，还是比不上身临其境，跟亲耳聆听的感觉不一样。
臧 娜：拉特尔在写给媒体的一封信中，曾经绝望地说过，“聆听交响乐本质上是一种现场体验”，无法重返现场的音乐家就像置身荒野。这样说来，在观众的快乐诉求方面，在线艺术是难以与现场体验相提并论的。
董 夔：我认为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卡拉扬认为，录音室能创造出音乐厅里听不到的想象中的音乐氛围。但是艺术的形式是随着人的需求不断变化的，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尝试在线表演，这种形式虽然缺少了现场观众，音乐家也很难听到观众的鼓掌叫好，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完美，因为社会有需求。
目前来看，现场感的缺乏好像是在线艺术发展的一个壁垒。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也许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线表演有自己的优点，当人们发现虚拟和现实之间的那道墙永远难以跨越的时候，也许就会选择不去逾越它，而是继续完善在线表演的优点。我们虽然难以感受到现场表演的快乐，但是会有新的快乐等待着我们，也许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 臧 娜：你刚才说的没有现场观众的音乐表演，让我想到了“静默聆听”这个词。这是德国学者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提出的，认为在一种无声的聆听环境中，人们更能够通过聆听音乐来获得思考。这显然跟哲学中所说的绝对理念有关系，算是一种自律论的音乐观。在线上音乐表演中，没有现场成群结队的观众，人们也许更容易沉心静气地聆听音乐，聆听内心的声音。这也许会成为在线音乐表演或者在线艺术的一个优点，回到审美的自律状态。
董 夔：这可以看成在线艺术的一个优势。但同时，我认为音乐会之类的剧场艺术，很大程度上观众不仅是在聆听，也是在看表演，比如王羽佳的表演、郎朗的表演。就像“柏林爱乐”不只是一个乐团，它开创了古典音乐视听融合的传播方式。
臧 娜：是的，在录音和电影的时代，卡拉扬就对影像在音乐中的植入非常感兴趣。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们在看经过剪辑的“柏林爱乐”演出的影像资料时，看到的不是卡拉扬，也不是乐团，而是听觉和视觉相互作用之后，产生的新的东西。[7]数字时代，拉特尔主导的“数字音乐厅”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传统。
之后拉特尔执棒伦敦交响乐团，采用动作捕捉技术对指挥动作进行数字化的视觉呈现，实现了数字影像与音乐的结合，这甚至成为伦敦交响乐团的新宣言，叫做“永动”（Always Moving）。
董 夔：这个名字鲜活，影像让音乐表演得到新的动力和生命。所以我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在线音乐会的形式会不断完善，会发展成为一大产业。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表演形式，人们会逐渐在虚拟世界找到新的快乐诉求。其实，流行音乐和网络游戏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值得高雅艺术学习。
臧 娜：这不就是艺术的“韧性”么？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快乐诉求，不论在现实还是虚拟的时空环境中。这也是这场文化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观念上的收获和改变。
【作者简介】
臧 娜：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媒介文化。
董 夔：音乐艺术博士，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终身作曲教授，研究方向为作曲、现代音乐、世界音乐。
注释：
[1]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20/jun/10/orchestras-might-not-survive-after-coronavirus-pandemic-uk-conductors。
[2][3][5][7]〔英〕理查德·奧斯本 ：《卡拉扬访谈录》，秦启越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第43-44页，第155页，第46页。
[4]卡拉扬认为：“一个管弦乐队，如果以最佳的方式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团体。一群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来重新创造某种漂亮的东西。这种东西比我仅仅通过阅读总谱所意识到的东西更漂亮。”〔英〕理查德·奥斯本：《卡拉扬访谈录》，秦启越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6]王劲森：《疫情之下的剧院困境——浅析大都会歌剧院解聘降薪背后的财务危机》， https：//new.qq.com/rain/a/20200519A0RS1R00。
（责任编辑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