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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全国文协在上海举办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这次纪念会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开得庄严隆重。会上，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说了这样一句话：鲁迅、闻一多都是最踏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
在这里，鲁迅和闻一多第一次在他们所尊崇的共产党人眼里“并肩”站到了一起，话落间，我们仿佛听到了闻一多先生的笑声。
爱国的大学生
闻一多到美国留学之前，就有很强的爱国心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出于此，他对当时黑暗腐败的中国社会现实更加痛恨，对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虑更为忧愤深广。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前一天晚上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贴这张《满江红》的，就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瞒着学校报名，后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1919年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6月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备好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有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所以，他一度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对鲁迅的误解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今天，我们得以掂量这硬度。
鲁迅的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有人能够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比如闻一多。
1922年7月，留学美国的闻一多专攻美术，兼学西洋文学。留美期间，感情上甚觉压抑。祖国不富强，人民就挺不起腰杆，闻一多早就理解了这个道理。到了美国后，有了更深的体验。闻一多当时学的是绘画，但他觉得光凭颜色和线条不足于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想着祖国，想着家庭，想着母校，想着故人”这些深沉的感情，像火山似地噴发出来，形成了他的许多爱国诗篇。
1925年6月，闻一多归国后，历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7校教授及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在新诗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继《红烛》之后，又出版了《死水》。他在新诗理论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其《女神之时代精神》、《诗的格律》等文皆颇有影响。他的诗作、诗评、诗论对中国新诗发展有重要贡献。他潜心学术，订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庞大计划，并为着这个新的理想而日夜奋斗。
1928年，《新月》杂志诞生，主要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沈从文等，闻一多也是组织者之一。《新月》诸人谈历史、讲学理，都有特别的地方，惟独对现实发言时，少了穿透力。而鲁迅对留学英、美的学者们一直有着某种反感，觉得在魑魅魍魉的世间，以精神的躯体去肉搏惨淡的黑夜，也许更为紧迫。反抗与挣扎，甚至用溅血的声音叫出世间的苦楚，让无数人知道今天还是奴隶，且挣脱这种奴隶之锁是何等的重要!因此，鲁迅讽刺他们，与他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埋头学术的闻一多不能理解鲁迅的“讽刺”，不能理解鲁迅为啥一篇篇杂文写得那么狠，那么不留情面。因此他很看不起鲁迅，总以为鲁迅的杂文在找茬，整天攻击这个，攻击那个，骂来骂去，拿不出解决的方法……
现在看来，他们的这种龃龉，主要在于二人对待艺术的态度不同。闻一多所取的是诗人的态度，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鲁迅所取的是文人的态度，主张艺术为人生。鲁迅进行的文学活动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是为了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
闻一多和鲁迅在对待艺术态度方面，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能不让我们从其出身、经历乃至年龄方面去寻找答案。闻一多后来之所以改变文艺观乃至世界观，反过来去赞扬鲁迅，原因在于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闻一多经历了诸多动乱和磨难，光明磊落的人格使他看清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罪恶，更加理解鲁迅的用心良苦。真诚的忏悔
抗日战争爆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一场血与火的考验。闻一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隐匿于“世外桃源”，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抗战初期，他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并准备随时响应征调。他从此蓄起胡须，发誓要留到抗战胜利的那天。但是，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对爱国进步力量进行迫害，物价暴涨，民生凋敝，士气低落，闻一多激动了，愤怒了，他走出书斋，投入了现实的斗争，成了民主斗士!他痛感“国家糟成这个样，再不出来讲话，便是无耻的自私!”因为这一切，闻一多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行动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闻一多是这样表述的：
鲁迅生前所处的环境异常危险，他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但是他无所畏惧，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他勇敢、坚决地做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难怪有的人 为什么那么恨他!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就是分不开的。
这里，鲁迅的斗争精神，鲁迅的“骂人”，已不再是与人合得来、合不来的问题了，已不再十之八九是“仇人”的问题了。闻一多认识到鲁迅是旧时代的叛逆者，是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战士。闻一多还对不喜欢鲁迅的人作了具体的分析与批判，这足以说明，闻一多的认识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绝对不是一时冲动的信口开河。
闻一多毕竟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无畏的人，他在谈了不喜欢鲁迅的两种人以后，说除了这以外，“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
闻一多为当年看不起鲁迅而忏悔。在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大会上，闻一多毫不隐讳自己的过去，坦诚地检讨了自己的过失。他说：“从前我们骂鲁迅，看不起他；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是对的，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我们过去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和‘帮凶’。”
这表明闻一多在经历长时间的探求之后，终于找到了与鲁迅之间在精神上的某种呼应与契合。闻一多提出不能再当“帮闲”和“帮凶”，要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这正是纪念鲁迅的意义所在。
他说：“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现在，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间某某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纪念鲁迅，我想应该正是这样。”
多几个鲁迅，就不会“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中国才有救，这就是闻一多的结论。不久，闻一多为了实践这用生命历程体会出来的结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闻一多从书斋走向了人生、社会，从与鲁迅价值观的不同，又回归到了鲁迅的这一边。
从此以后，闻一多与民主运动融在了一起。人們到处可见一个身着破旧长袍，带着一根白藤手杖，长髯飘拂，双目炯炯有神的学者出现在各种集会上和游行队伍的前头。闻一多为揭露黑暗写下了一系列杂文。他用笔、用嘴，希望喊醒整个民族，争取抗战的胜利。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和谈，闻一多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极具号召力，结束时他高喊：“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燃起了内战的烽火，闻一多不顾特务的威胁，带领联大的学生一起高唱反内战歌曲，领导学生罢课。受民盟组织的指派，他到教授中多方面做工作，争取通过支持学生正义要求的决定。他还和昆明进步人士组织了“争取和平联络会”，发起反内战签名活动。
闻一多既是站在第一线的民主斗士，又是有胆识的民主运动的倡导者。
1946年7月11日，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李公朴先生惨遭特务杀害。闻一多先生抚着战友的尸体，痛哭疾呼：“此仇必报!公朴没死!”?月15日召开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参加，因为据可靠消息，特务下一个暗杀的对象就是他。
可是，闻一多先生临危不惧，他说：“李先生为民主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闻一多用他手中的武器，对腐败的国民政府发射最大的能量，他讲演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如同子弹射向敌人：“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
他气势磅礴的声音，揭露了敌人的卑鄙和无耻，表现了一个民主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次演讲成了闻一多先生最后的绝唱!在屠刀下，闻一多铸就了历史!
在这里，鲁迅和闻一多第一次在他们所尊崇的共产党人眼里“并肩”站到了一起，话落间，我们仿佛听到了闻一多先生的笑声。
爱国的大学生
闻一多到美国留学之前，就有很强的爱国心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出于此，他对当时黑暗腐败的中国社会现实更加痛恨，对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虑更为忧愤深广。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前一天晚上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贴这张《满江红》的，就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瞒着学校报名，后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1919年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6月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备好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有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所以，他一度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对鲁迅的误解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今天，我们得以掂量这硬度。
鲁迅的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有人能够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比如闻一多。
1922年7月，留学美国的闻一多专攻美术，兼学西洋文学。留美期间，感情上甚觉压抑。祖国不富强，人民就挺不起腰杆，闻一多早就理解了这个道理。到了美国后，有了更深的体验。闻一多当时学的是绘画，但他觉得光凭颜色和线条不足于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想着祖国，想着家庭，想着母校，想着故人”这些深沉的感情，像火山似地噴发出来，形成了他的许多爱国诗篇。
1925年6月，闻一多归国后，历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7校教授及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在新诗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继《红烛》之后，又出版了《死水》。他在新诗理论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其《女神之时代精神》、《诗的格律》等文皆颇有影响。他的诗作、诗评、诗论对中国新诗发展有重要贡献。他潜心学术，订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庞大计划，并为着这个新的理想而日夜奋斗。
1928年，《新月》杂志诞生，主要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沈从文等，闻一多也是组织者之一。《新月》诸人谈历史、讲学理，都有特别的地方，惟独对现实发言时，少了穿透力。而鲁迅对留学英、美的学者们一直有着某种反感，觉得在魑魅魍魉的世间，以精神的躯体去肉搏惨淡的黑夜，也许更为紧迫。反抗与挣扎，甚至用溅血的声音叫出世间的苦楚，让无数人知道今天还是奴隶，且挣脱这种奴隶之锁是何等的重要!因此，鲁迅讽刺他们，与他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埋头学术的闻一多不能理解鲁迅的“讽刺”，不能理解鲁迅为啥一篇篇杂文写得那么狠，那么不留情面。因此他很看不起鲁迅，总以为鲁迅的杂文在找茬，整天攻击这个，攻击那个，骂来骂去，拿不出解决的方法……
现在看来，他们的这种龃龉，主要在于二人对待艺术的态度不同。闻一多所取的是诗人的态度，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鲁迅所取的是文人的态度，主张艺术为人生。鲁迅进行的文学活动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是为了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
闻一多和鲁迅在对待艺术态度方面，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能不让我们从其出身、经历乃至年龄方面去寻找答案。闻一多后来之所以改变文艺观乃至世界观，反过来去赞扬鲁迅，原因在于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闻一多经历了诸多动乱和磨难，光明磊落的人格使他看清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罪恶，更加理解鲁迅的用心良苦。真诚的忏悔
抗日战争爆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一场血与火的考验。闻一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隐匿于“世外桃源”，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抗战初期，他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并准备随时响应征调。他从此蓄起胡须，发誓要留到抗战胜利的那天。但是，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对爱国进步力量进行迫害，物价暴涨，民生凋敝，士气低落，闻一多激动了，愤怒了，他走出书斋，投入了现实的斗争，成了民主斗士!他痛感“国家糟成这个样，再不出来讲话，便是无耻的自私!”因为这一切，闻一多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行动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闻一多是这样表述的：
鲁迅生前所处的环境异常危险，他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但是他无所畏惧，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他勇敢、坚决地做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难怪有的人 为什么那么恨他!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就是分不开的。
这里，鲁迅的斗争精神，鲁迅的“骂人”，已不再是与人合得来、合不来的问题了，已不再十之八九是“仇人”的问题了。闻一多认识到鲁迅是旧时代的叛逆者，是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战士。闻一多还对不喜欢鲁迅的人作了具体的分析与批判，这足以说明，闻一多的认识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绝对不是一时冲动的信口开河。
闻一多毕竟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无畏的人，他在谈了不喜欢鲁迅的两种人以后，说除了这以外，“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
闻一多为当年看不起鲁迅而忏悔。在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大会上，闻一多毫不隐讳自己的过去，坦诚地检讨了自己的过失。他说：“从前我们骂鲁迅，看不起他；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是对的，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我们过去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和‘帮凶’。”
这表明闻一多在经历长时间的探求之后，终于找到了与鲁迅之间在精神上的某种呼应与契合。闻一多提出不能再当“帮闲”和“帮凶”，要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这正是纪念鲁迅的意义所在。
他说：“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现在，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间某某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纪念鲁迅，我想应该正是这样。”
多几个鲁迅，就不会“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中国才有救，这就是闻一多的结论。不久，闻一多为了实践这用生命历程体会出来的结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闻一多从书斋走向了人生、社会，从与鲁迅价值观的不同，又回归到了鲁迅的这一边。
从此以后，闻一多与民主运动融在了一起。人們到处可见一个身着破旧长袍，带着一根白藤手杖，长髯飘拂，双目炯炯有神的学者出现在各种集会上和游行队伍的前头。闻一多为揭露黑暗写下了一系列杂文。他用笔、用嘴，希望喊醒整个民族，争取抗战的胜利。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和谈，闻一多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极具号召力，结束时他高喊：“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燃起了内战的烽火，闻一多不顾特务的威胁，带领联大的学生一起高唱反内战歌曲，领导学生罢课。受民盟组织的指派，他到教授中多方面做工作，争取通过支持学生正义要求的决定。他还和昆明进步人士组织了“争取和平联络会”，发起反内战签名活动。
闻一多既是站在第一线的民主斗士，又是有胆识的民主运动的倡导者。
1946年7月11日，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李公朴先生惨遭特务杀害。闻一多先生抚着战友的尸体，痛哭疾呼：“此仇必报!公朴没死!”?月15日召开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参加，因为据可靠消息，特务下一个暗杀的对象就是他。
可是，闻一多先生临危不惧，他说：“李先生为民主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闻一多用他手中的武器，对腐败的国民政府发射最大的能量，他讲演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如同子弹射向敌人：“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
他气势磅礴的声音，揭露了敌人的卑鄙和无耻，表现了一个民主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次演讲成了闻一多先生最后的绝唱!在屠刀下，闻一多铸就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