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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割裂，也不容割裂。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作一株参天大树的话，这棵大树的种子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种下的，萌芽、滋长、培育，并经受住严酷的风雨洗礼，终于在今天开花结果。改革开放前的探索，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进行的，探索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的全部奋斗和未竟事业，正在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进中结出丰硕之果。
从“上下篇”到“两步走”：毛泽东领导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设计，概括说来，就是整个中国革命必须分“上下篇”、必须分“两步走”。
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即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 。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阐述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时，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上下篇”的思想。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在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作了更加明确完整的论述，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的民主革命，到1949年10月，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第一步”。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正确结合的最主要代表，扮演了中国民主革命“总设计师”的角色。
在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第一步”完成之后，“下篇文章”和“第二步”自然也就提出来了。何时着手具体实施呢？对这个问题，党和毛泽东一度极为谨慎。毛泽东强调和阐述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何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相联系，绝不能坠入脱离国情和实际的“空想”；而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中国革命“第一步”完成、“上篇文章”结束之后，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可以允许资本主义一定程度地存在和发展。1936年7月，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中国革命当前的目标“不能是社会主义”，“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1939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地方，能不能有资本主义生长呢？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 。1945年3月，在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毛泽东说：“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特别提醒：“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这就是说，按照毛泽东这时的设想，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步”走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大致要有“几十年”的间隔，来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但是，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中国经济内部关系、社会经济矛盾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在1952年 9 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新的设想，并于1953年 12月完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毛泽东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
为了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毛泽东带领全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至1956年底，我们党在实现生产关系急遽变革而又保证了国民经济基本稳定发展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这个异常复杂而艰巨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规划和推进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
“一波多折”的开创性探索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 毋庸讳言，就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探索，我们党对于革命“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 ，已是一个经验丰富成熟的“大人”了。
但是，恰如列寧所指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比较容易”，建设就“十分困难” 。以1949年为界标，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历史方位和角色发生了巨大转换，新的难题和挑战也随之而来。毛泽东就曾清醒地预计：“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而在这个很不“熟习”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特别是在1956年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又的确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经验的“懵懵懂懂”的“小孩子”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建法”的问题，现实性地提出来了。 最初，我们提出了“以苏联为榜样”的口号 ，苏联共产党成了中共“最好的先生” ，苏联也确实给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以很多帮助。但是，党和毛泽东很快发现，简单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此路不通。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严重弊端；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又以新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简单效仿移植苏联经验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在打破了对斯大林模式社會主义的“神化主义”膜拜后 ，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又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 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重大任务，这是一个满怀雄心壮志而又极富历史挑战性的重大任务。
为了推动“第二次结合”，就在中国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从1956年起，毛泽东带领全党进行了20年披荆斩棘的开创性探索，走过了一条成功与失误交织互现的曲折之路。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即中共八大召开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全方位思考，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价值的新认识新成果，有了“自己的一套内容” ，探索的开局良好。但是，从“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 ，探索出现严重曲折。面对严峻形势，1961年初党中央作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决策，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然而，随着调整工作的展开和不断深入，党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判断又出现扩大化和绝对化，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探索步入歧途。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老朋友斯诺时讲的这句话，极为形象地道出了他带领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0年历程的主要特点。举目四顾，迄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走“S形”弯路，区别只在于弯曲的性质、形式各异，弯曲的程度和纠错方法不同罢了。要奋斗就会有曲折，而曲折和“碰壁”往往会加速一个政党的成熟和成长。应该说，正是在这20年“磕磕绊绊”又大开大阖的开创性探索中，我们党积累了在中国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又正是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获得新的认识后，中国共产党人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告别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懵懵懂懂”、“不甚了了”的状态 。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珍贵成果
从实践上看，尽管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里，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53至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2%。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原煤从1956年的1.1亿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原油从1956年的1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发电量从1956年的166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钢产量从1956年的447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汽车产量从1956年年产17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科学技术特别是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成果显著。总之，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探索中的独创性成果主要有：首次提出了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次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以及“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总方针；提出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要坚持和巩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等。以上观点和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始于毛泽东 ，毛泽东的开创之功以及在艰辛探索中取得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珍贵成果应用浓墨重彩永远书写、铭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史册上。
（作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杜梅萍
从“上下篇”到“两步走”：毛泽东领导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设计，概括说来，就是整个中国革命必须分“上下篇”、必须分“两步走”。
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即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 。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阐述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时，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上下篇”的思想。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在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作了更加明确完整的论述，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的民主革命，到1949年10月，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第一步”。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正确结合的最主要代表，扮演了中国民主革命“总设计师”的角色。
在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第一步”完成之后，“下篇文章”和“第二步”自然也就提出来了。何时着手具体实施呢？对这个问题，党和毛泽东一度极为谨慎。毛泽东强调和阐述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何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相联系，绝不能坠入脱离国情和实际的“空想”；而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中国革命“第一步”完成、“上篇文章”结束之后，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可以允许资本主义一定程度地存在和发展。1936年7月，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中国革命当前的目标“不能是社会主义”，“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1939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地方，能不能有资本主义生长呢？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 。1945年3月，在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毛泽东说：“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特别提醒：“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这就是说，按照毛泽东这时的设想，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步”走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大致要有“几十年”的间隔，来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但是，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中国经济内部关系、社会经济矛盾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在1952年 9 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新的设想，并于1953年 12月完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毛泽东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
为了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毛泽东带领全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至1956年底，我们党在实现生产关系急遽变革而又保证了国民经济基本稳定发展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这个异常复杂而艰巨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规划和推进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
“一波多折”的开创性探索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 毋庸讳言，就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探索，我们党对于革命“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 ，已是一个经验丰富成熟的“大人”了。
但是，恰如列寧所指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比较容易”，建设就“十分困难” 。以1949年为界标，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历史方位和角色发生了巨大转换，新的难题和挑战也随之而来。毛泽东就曾清醒地预计：“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而在这个很不“熟习”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特别是在1956年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又的确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经验的“懵懵懂懂”的“小孩子”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建法”的问题，现实性地提出来了。 最初，我们提出了“以苏联为榜样”的口号 ，苏联共产党成了中共“最好的先生” ，苏联也确实给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以很多帮助。但是，党和毛泽东很快发现，简单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此路不通。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严重弊端；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又以新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简单效仿移植苏联经验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在打破了对斯大林模式社會主义的“神化主义”膜拜后 ，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又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 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重大任务，这是一个满怀雄心壮志而又极富历史挑战性的重大任务。
为了推动“第二次结合”，就在中国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从1956年起，毛泽东带领全党进行了20年披荆斩棘的开创性探索，走过了一条成功与失误交织互现的曲折之路。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即中共八大召开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全方位思考，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价值的新认识新成果，有了“自己的一套内容” ，探索的开局良好。但是，从“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 ，探索出现严重曲折。面对严峻形势，1961年初党中央作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决策，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然而，随着调整工作的展开和不断深入，党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判断又出现扩大化和绝对化，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探索步入歧途。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老朋友斯诺时讲的这句话，极为形象地道出了他带领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0年历程的主要特点。举目四顾，迄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走“S形”弯路，区别只在于弯曲的性质、形式各异，弯曲的程度和纠错方法不同罢了。要奋斗就会有曲折，而曲折和“碰壁”往往会加速一个政党的成熟和成长。应该说，正是在这20年“磕磕绊绊”又大开大阖的开创性探索中，我们党积累了在中国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又正是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获得新的认识后，中国共产党人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告别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懵懵懂懂”、“不甚了了”的状态 。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珍贵成果
从实践上看，尽管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里，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53至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2%。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原煤从1956年的1.1亿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原油从1956年的1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发电量从1956年的166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钢产量从1956年的447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汽车产量从1956年年产17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科学技术特别是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成果显著。总之，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探索中的独创性成果主要有：首次提出了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次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以及“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总方针；提出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要坚持和巩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等。以上观点和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始于毛泽东 ，毛泽东的开创之功以及在艰辛探索中取得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珍贵成果应用浓墨重彩永远书写、铭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史册上。
（作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杜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