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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光年间，清朝走向衰势十分明显，已无力改善对城镇的管理，国库不实，养活不起大批官吏，致使城镇管理落在“编外”人员的手中，流弊丛生。
关键词：官府;商会;梁山
清代官俸之薄亘古未有，地方办公经费不足，官、民地位悬殊，官员侵害商民利益的行为时常发生，也为州县官员收受贿赂、额外勒索大开方便之门[1]。
官府任用“编外”人员维护社会治安，曾是清末在城镇管理上的一项弊政，内蒙古塞外边城包头有许多的事例。其中一次商民告状竟能胜诉，着实让我们感到意外，胜诉的原因之一在于官方曾有限制官员、胥吏对商民进行欺诈的纸上明令，第二个原因是包头商民有告倒德厅主的决心，太原知府不得不如此处理结案。这些事例至今已成为城镇发展中的珍贵史料，值得整理和研究。
在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户区的拆迁工作中，发现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一通“严绝流弊”石碑，其碑高214厘米，宽80厘米，碑额大字“严绝流弊”。从碑文得知，内容是有关城镇管理的，碑文内容称包头镇（县级以下行政单位）铺民（在城镇开铺的商人）上告德厅主自莅任以来，“凡遇殴伤人命，匪情盗案，不以公断，且向商民强索银四千六百两;户书孟秉昭索银二百两”等情况，此案经由山西省巡抚批示，委托太原知府“王大老爷断案和结”。处理结果是“德厅主离任，门丁发落，户书孟秉昭斥革衙外”，由新委派的厅主按新立章程办事。兹后审理匪情盗案不得强索及侵扰铺民，铺民胜诉，故刻“严绝流弊”石碑向社会警示，以保护铺户的合法利益。由于碑文部分字迹已难辨认，且为古代词语，我们结合其他史料反复试读，对当年包头的社会状况进行说明。
清代包头城镇的社会管理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商会参政，丐帮管理监狱，官府萨拉齐厅（口外相当县级单位称厅）下设的包头镇分巡厅（俗称巡检衙门）对商会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并有守城巡查的任务，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近日见到报纸转载《南京通史·清代卷》一则史料，获知南京城也有包头镇类似的情况，我们不妨将南京城与包头镇进行对比，有助于讨论该碑所反映的问题。
南京是省会城市，衙门众多，人口稠密。包头是一个塞北小镇，地方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是很难详加比照的，但有相同点，即南京官府管事的“职官数量十分有限，在管理纷繁复杂的城市事务时，常显得捉襟见肘……各衙门的具体事务实际上大多由多家经制之外的胥吏（这里指编外的小官）、差役等完成”。由于“官府人手不足，还需借助保甲等城市基层组织来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甚至发动普通市民参与巡防”。胥吏和差役“不是国家的正式工作人员，不享受俸禄和升迁待遇，也不接受严格的考核。虽然他们只是从百姓中佥派或雇募的差役，但其行为代表官府”，这些“编外”的人员仗官侵害商民的行为时有发生。
包头镇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因为官府人手不足，经费短缺，致使城镇管理的具体事务落在官府“编外”人员的手中，这些人具有半官方的身份，凌驾于百姓之上，因而弊端丛生、乱收费问题突出。有权管理包头镇社会事务者，要首推民众组织的商会、官府萨拉齐厅和包头镇巡检衙门。
萨拉齐厅：光绪年间，萨拉齐厅新官到任，各镇商行例纳公费银1～2万两，同知周桂敷到任后，主动裁减，包头镇商行交1200两。例纳已是商户公开的负担，平日还有其他征税。
商会：包头是清代开始形成的一个移民城市，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不少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汉族人先后来包头垦荒定居，商业由此兴起。从事贸易的多是山西人，为了相互关照，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便成立了商会，最早的名称叫商贾会馆，道光元年（1812）改称大行，大行的负责人称总领。商会除主管包头镇工商业外，并受萨拉齐厅的委托，负责地面之事，如打架斗殴、民事诉讼、支应差傜、迎请官府、摊派款项等事宜，这些都由大行办理。道光三十年（1850），在今东门大街关帝庙后设大行办公所。1915年成立包头镇商会，以后又有更名，但性质未变。本文行文为了方便均称商会。道光年间包头商会内部组织不明，同治年间大行负责人仍称总领，下设会计、文牍、庶务和办差人员，又有文武甲头各1人，总计25～30人。在街上跑杂差的有13人，内部杂役5人，传达2人，上街收款4人，街头查办维修工程2人，共计26名。50多人已是人浮于事，每年花费银子3500～4000两[2]，俨然是一个兼管城镇的办事机构。碑文中言德某人在任内的4年多时间内，强索银4600两是接近事实的，厅主指的是职务，或是民间对其职务的俗称。1913年民国进行改制，裁撤清代所设置的包头镇巡检衙门，成立包头镇警务分局，由萨拉齐县委指派局长1名，共有警察50名，商会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之权告终。
园行：包头镇菜农的行业组织称园行，道光间加入了大行，同治年间从大行中分出，包头镇社会形成大行、园行“共管”的局面，在地面上有所分工，在园行辖管区出了事，由园行直接处理。在大行内设议事机构，由大行出代表4人、园行出代表1人组成，巡检和巡官对议事机构有监督之责。
巡检衙门：山西省归绥道萨拉齐理事厅（管理汉民的县或稍高于县在塞外的行政机构）包头镇分巡厅，文职称为巡检，从九品，武职称为把总，巡官相当于办事科员，在大行议事机构中只有监督之责。管理社会的职能在实际上由商会施行，“严绝流弊”碑文中称的“德厅主”，我们只知厅主是职务称呼，未敢确定他就是巡检衙门的人，但在当时的包头镇却是一个掌握实权者。孟秉昭属于胥吏一类人物，这种人依仗官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是由厅主雇佣的。
清代商会头领本是商人出身，是从各行业大商号经理中推选出来的，一旦这些经理在商会掌权，便觉得十分荣耀。有些人修养很差，耀武扬威，在商会内大吃大喝，多吃多占是最为平常之事，出行时坐着轿子，前有虎头牌、牛皮鞭开道，不是官员却像似官员，官味更足，经费收支没有制度管束。大行办公所具体处理地方各项行政事务，包括审理匪盗、调解民事纠纷等，实权在握。
碑文中的被告人德厅主颇似商会中实际的处理事务的掌权人，地位在总领之下，为什么德厅主很难被告倒，要一直把官司打到省里去，笔者认为他極可能是这样一类人物，即在官场上有活动能力，有处理社会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对上成了商会总领信得住的人，对下有一批胥吏、门丁一类的爪牙可供其驱使，社会上有个被称作“梁山”的组织可供其利用，白道、黑道结合起来，方可显示该人的威力和神通。 巡检衙门官名全称是包头镇分巡厅，巡检可称为是该厅的厅主，若有贪污渎职违法之事，至少有萨拉齐厅长官弹劾他。至于德厅主，我们总认为他不是巡检衙门的人。
“梁山”：包头的“梁山”是为商会打下手的，研究社会问题时，对“梁山”不可不知。“梁山”是包头流氓底层社会的总称，仅是命名为“梁山”，并没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思想，在统治阶级面前是顺民、爪牙、彻底的奴才。这种组织有许多帮派，包头的“梁山”是由“锁”“里”两家联合组成，“里”家人员以乞丐和打“莲花落”“数来宝”的行乞艺人为骨干，可以走遍天下到处流浪;“锁”家以吹鼓手和轿夫为骨干，“梁山”的领导权始终被“锁”家鼓房所把持。
“梁山”人员行使警察的权力，例如清朝和民国初年，在死人沟（地名，新中国成立后改称慈人沟）有关押人的“黑房”，凡是在包头逮捕的人犯，以及五原、东胜和萨拉齐厅后山地区送来的人犯，先押解到包头由死人沟看管，然后再往萨拉齐监狱解送。“梁山”人员执行警察和特务工作，外边看“梁山”的人是在为大行、园行办事，行乞人到处流浪，实际是在充作耳目。他们在赌场、庙会维持秩序，在街道巡查，在春节期间“闹社火”，历史上发现有斗殴和交通堵塞的情况，都有“梁山”的人出现，这些不怕死的人，人人见了都害怕。夜间巡逻打更时提着大行的灯笼，可以盘问、检查、逮捕夜不归宿的行人，守城门的兵丁离开城门时，甚至把城门房子里掌管的钥匙交给打更人，打更人便可利用机会营私舞弊，夜间私开城门，放行商旅，获得银两。他们还负责防火救火工作，掩埋无主的死人，协助官府的仵作检验尸体，充作法医破案的助手。做这些服务的工钱统由商会支付。
“梁山”是大社会中的一个小社会，对内管理极严，帮有帮规，家有家法。对乞讨人和在“梁山”中讨生活的人有刑罚生杀之权，且对外封锁一切有关“梁山”的消息，违者重罚。
清末民初，包头死人沟东西两沟住着“锁”“礼”两家，“梁山”弟兄有800余人，这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有各种偷盗的能手，有要饭的，这些人都有“头目”，这些“头目”都与“鼓扛房”有来往，办红白喜事时，派人为雇主抬轿子，以此开工钱，乞丐则到红白喜事家要钱讨吃，新中国成立初期讨吃窑只剩下200余人。“梁山”设有“忠义堂”，在门前“挂着大行的虎头牌和牛皮鞭，闲杂人等都要肃静回避，在神堂中供有祖师像，并设有囚室、伙房，有专供记账先生（户书一类人物）和“把式匠”（会武功的打手）居住的宿舍，“头儿”出门有保镖的跟在后边。他的“兵符”“印绶”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俗称打狗棍、杆儿），平时放在祖师牌位后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时候用它行刑打人。“梁山”的人一方面为大行缉盗[3]，一方面中饱私囊。
碑文中称“买空卖空”的句子，文意前后不相连，是被告人反驳原告的话，即不承认被控告的事实。“买空卖空”原是指包头粮油业资本家搞投机买卖，俗称“倒粮盘子”，其营业性质是“买空卖空”。交易粮食的时候，一般不动用现粮，只是存有足够现粮，以应付买主要求付现粮之需，投机者利用粮食涨跌来牟取暴利，有人“买空卖空”大发横财，有人落得倾家荡产。“买空卖空”在此处是比喻语，文中所说内外“规礼物色”，指的是对上级官员送财礼、物品进行打点的陈规陋习，即行贿、受贿，为非正常开支，不能将此转嫁于民。“街巷均立甲头”是指乾隆八年（1741）在包头实行的保甲制度，置“牌头”“总甲”，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在汉民中实行，从而加强对户籍的管理，“走西口”的晋陕汉人移居包头，并在包头落下户籍。甲头有治安巡查之责，像明代的南京那样。
道光年间，清朝走向衰势十分明显，已无力改善对城镇的管理，国库不实，养活不起大批官吏，处处保守，已无力改革，碑文所说侵扰商民的流弊却愈演愈烈，已成为旧社会是无法革除的顽症。包头近处的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右旗都存在类此现象。民国时期包头屡过大军，粮草由包头商民无偿提供，冯玉祥军队向商会垫借过现洋三百五十多万元，石友山军队向商会垫借过一百三十多万元，这些垫借多是有借无还，商会将此损失交给商户均摊。■
参考文献
[1]郝秉键.雍正帝：整治陋规 澄清吏治[N].中国文化报，2014-03-24.
[2]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包头史料荟要（第6辑）[M].包頭：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印刷厂，1983.
[3]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包头史料荟要（第2辑）[M].包头：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印刷厂，1983.
关键词：官府;商会;梁山
清代官俸之薄亘古未有，地方办公经费不足，官、民地位悬殊，官员侵害商民利益的行为时常发生，也为州县官员收受贿赂、额外勒索大开方便之门[1]。
官府任用“编外”人员维护社会治安，曾是清末在城镇管理上的一项弊政，内蒙古塞外边城包头有许多的事例。其中一次商民告状竟能胜诉，着实让我们感到意外，胜诉的原因之一在于官方曾有限制官员、胥吏对商民进行欺诈的纸上明令，第二个原因是包头商民有告倒德厅主的决心，太原知府不得不如此处理结案。这些事例至今已成为城镇发展中的珍贵史料，值得整理和研究。
在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户区的拆迁工作中，发现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一通“严绝流弊”石碑，其碑高214厘米，宽80厘米，碑额大字“严绝流弊”。从碑文得知，内容是有关城镇管理的，碑文内容称包头镇（县级以下行政单位）铺民（在城镇开铺的商人）上告德厅主自莅任以来，“凡遇殴伤人命，匪情盗案，不以公断，且向商民强索银四千六百两;户书孟秉昭索银二百两”等情况，此案经由山西省巡抚批示，委托太原知府“王大老爷断案和结”。处理结果是“德厅主离任，门丁发落，户书孟秉昭斥革衙外”，由新委派的厅主按新立章程办事。兹后审理匪情盗案不得强索及侵扰铺民，铺民胜诉，故刻“严绝流弊”石碑向社会警示，以保护铺户的合法利益。由于碑文部分字迹已难辨认，且为古代词语，我们结合其他史料反复试读，对当年包头的社会状况进行说明。
清代包头城镇的社会管理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商会参政，丐帮管理监狱，官府萨拉齐厅（口外相当县级单位称厅）下设的包头镇分巡厅（俗称巡检衙门）对商会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并有守城巡查的任务，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近日见到报纸转载《南京通史·清代卷》一则史料，获知南京城也有包头镇类似的情况，我们不妨将南京城与包头镇进行对比，有助于讨论该碑所反映的问题。
南京是省会城市，衙门众多，人口稠密。包头是一个塞北小镇，地方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是很难详加比照的，但有相同点，即南京官府管事的“职官数量十分有限，在管理纷繁复杂的城市事务时，常显得捉襟见肘……各衙门的具体事务实际上大多由多家经制之外的胥吏（这里指编外的小官）、差役等完成”。由于“官府人手不足，还需借助保甲等城市基层组织来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甚至发动普通市民参与巡防”。胥吏和差役“不是国家的正式工作人员，不享受俸禄和升迁待遇，也不接受严格的考核。虽然他们只是从百姓中佥派或雇募的差役，但其行为代表官府”，这些“编外”的人员仗官侵害商民的行为时有发生。
包头镇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因为官府人手不足，经费短缺，致使城镇管理的具体事务落在官府“编外”人员的手中，这些人具有半官方的身份，凌驾于百姓之上，因而弊端丛生、乱收费问题突出。有权管理包头镇社会事务者，要首推民众组织的商会、官府萨拉齐厅和包头镇巡检衙门。
萨拉齐厅：光绪年间，萨拉齐厅新官到任，各镇商行例纳公费银1～2万两，同知周桂敷到任后，主动裁减，包头镇商行交1200两。例纳已是商户公开的负担，平日还有其他征税。
商会：包头是清代开始形成的一个移民城市，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不少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汉族人先后来包头垦荒定居，商业由此兴起。从事贸易的多是山西人，为了相互关照，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便成立了商会，最早的名称叫商贾会馆，道光元年（1812）改称大行，大行的负责人称总领。商会除主管包头镇工商业外，并受萨拉齐厅的委托，负责地面之事，如打架斗殴、民事诉讼、支应差傜、迎请官府、摊派款项等事宜，这些都由大行办理。道光三十年（1850），在今东门大街关帝庙后设大行办公所。1915年成立包头镇商会，以后又有更名，但性质未变。本文行文为了方便均称商会。道光年间包头商会内部组织不明，同治年间大行负责人仍称总领，下设会计、文牍、庶务和办差人员，又有文武甲头各1人，总计25～30人。在街上跑杂差的有13人，内部杂役5人，传达2人，上街收款4人，街头查办维修工程2人，共计26名。50多人已是人浮于事，每年花费银子3500～4000两[2]，俨然是一个兼管城镇的办事机构。碑文中言德某人在任内的4年多时间内，强索银4600两是接近事实的，厅主指的是职务，或是民间对其职务的俗称。1913年民国进行改制，裁撤清代所设置的包头镇巡检衙门，成立包头镇警务分局，由萨拉齐县委指派局长1名，共有警察50名，商会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之权告终。
园行：包头镇菜农的行业组织称园行，道光间加入了大行，同治年间从大行中分出，包头镇社会形成大行、园行“共管”的局面，在地面上有所分工，在园行辖管区出了事，由园行直接处理。在大行内设议事机构，由大行出代表4人、园行出代表1人组成，巡检和巡官对议事机构有监督之责。
巡检衙门：山西省归绥道萨拉齐理事厅（管理汉民的县或稍高于县在塞外的行政机构）包头镇分巡厅，文职称为巡检，从九品，武职称为把总，巡官相当于办事科员，在大行议事机构中只有监督之责。管理社会的职能在实际上由商会施行，“严绝流弊”碑文中称的“德厅主”，我们只知厅主是职务称呼，未敢确定他就是巡检衙门的人，但在当时的包头镇却是一个掌握实权者。孟秉昭属于胥吏一类人物，这种人依仗官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是由厅主雇佣的。
清代商会头领本是商人出身，是从各行业大商号经理中推选出来的，一旦这些经理在商会掌权，便觉得十分荣耀。有些人修养很差，耀武扬威，在商会内大吃大喝，多吃多占是最为平常之事，出行时坐着轿子，前有虎头牌、牛皮鞭开道，不是官员却像似官员，官味更足，经费收支没有制度管束。大行办公所具体处理地方各项行政事务，包括审理匪盗、调解民事纠纷等，实权在握。
碑文中的被告人德厅主颇似商会中实际的处理事务的掌权人，地位在总领之下，为什么德厅主很难被告倒，要一直把官司打到省里去，笔者认为他極可能是这样一类人物，即在官场上有活动能力，有处理社会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对上成了商会总领信得住的人，对下有一批胥吏、门丁一类的爪牙可供其驱使，社会上有个被称作“梁山”的组织可供其利用，白道、黑道结合起来，方可显示该人的威力和神通。 巡检衙门官名全称是包头镇分巡厅，巡检可称为是该厅的厅主，若有贪污渎职违法之事，至少有萨拉齐厅长官弹劾他。至于德厅主，我们总认为他不是巡检衙门的人。
“梁山”：包头的“梁山”是为商会打下手的，研究社会问题时，对“梁山”不可不知。“梁山”是包头流氓底层社会的总称，仅是命名为“梁山”，并没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思想，在统治阶级面前是顺民、爪牙、彻底的奴才。这种组织有许多帮派，包头的“梁山”是由“锁”“里”两家联合组成，“里”家人员以乞丐和打“莲花落”“数来宝”的行乞艺人为骨干，可以走遍天下到处流浪;“锁”家以吹鼓手和轿夫为骨干，“梁山”的领导权始终被“锁”家鼓房所把持。
“梁山”人员行使警察的权力，例如清朝和民国初年，在死人沟（地名，新中国成立后改称慈人沟）有关押人的“黑房”，凡是在包头逮捕的人犯，以及五原、东胜和萨拉齐厅后山地区送来的人犯，先押解到包头由死人沟看管，然后再往萨拉齐监狱解送。“梁山”人员执行警察和特务工作，外边看“梁山”的人是在为大行、园行办事，行乞人到处流浪，实际是在充作耳目。他们在赌场、庙会维持秩序，在街道巡查，在春节期间“闹社火”，历史上发现有斗殴和交通堵塞的情况，都有“梁山”的人出现，这些不怕死的人，人人见了都害怕。夜间巡逻打更时提着大行的灯笼，可以盘问、检查、逮捕夜不归宿的行人，守城门的兵丁离开城门时，甚至把城门房子里掌管的钥匙交给打更人，打更人便可利用机会营私舞弊，夜间私开城门，放行商旅，获得银两。他们还负责防火救火工作，掩埋无主的死人，协助官府的仵作检验尸体，充作法医破案的助手。做这些服务的工钱统由商会支付。
“梁山”是大社会中的一个小社会，对内管理极严，帮有帮规，家有家法。对乞讨人和在“梁山”中讨生活的人有刑罚生杀之权，且对外封锁一切有关“梁山”的消息，违者重罚。
清末民初，包头死人沟东西两沟住着“锁”“礼”两家，“梁山”弟兄有800余人，这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有各种偷盗的能手，有要饭的，这些人都有“头目”，这些“头目”都与“鼓扛房”有来往，办红白喜事时，派人为雇主抬轿子，以此开工钱，乞丐则到红白喜事家要钱讨吃，新中国成立初期讨吃窑只剩下200余人。“梁山”设有“忠义堂”，在门前“挂着大行的虎头牌和牛皮鞭，闲杂人等都要肃静回避，在神堂中供有祖师像，并设有囚室、伙房，有专供记账先生（户书一类人物）和“把式匠”（会武功的打手）居住的宿舍，“头儿”出门有保镖的跟在后边。他的“兵符”“印绶”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俗称打狗棍、杆儿），平时放在祖师牌位后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时候用它行刑打人。“梁山”的人一方面为大行缉盗[3]，一方面中饱私囊。
碑文中称“买空卖空”的句子，文意前后不相连，是被告人反驳原告的话，即不承认被控告的事实。“买空卖空”原是指包头粮油业资本家搞投机买卖，俗称“倒粮盘子”，其营业性质是“买空卖空”。交易粮食的时候，一般不动用现粮，只是存有足够现粮，以应付买主要求付现粮之需，投机者利用粮食涨跌来牟取暴利，有人“买空卖空”大发横财，有人落得倾家荡产。“买空卖空”在此处是比喻语，文中所说内外“规礼物色”，指的是对上级官员送财礼、物品进行打点的陈规陋习，即行贿、受贿，为非正常开支，不能将此转嫁于民。“街巷均立甲头”是指乾隆八年（1741）在包头实行的保甲制度，置“牌头”“总甲”，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在汉民中实行，从而加强对户籍的管理，“走西口”的晋陕汉人移居包头，并在包头落下户籍。甲头有治安巡查之责，像明代的南京那样。
道光年间，清朝走向衰势十分明显，已无力改善对城镇的管理，国库不实，养活不起大批官吏，处处保守，已无力改革，碑文所说侵扰商民的流弊却愈演愈烈，已成为旧社会是无法革除的顽症。包头近处的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右旗都存在类此现象。民国时期包头屡过大军，粮草由包头商民无偿提供，冯玉祥军队向商会垫借过现洋三百五十多万元，石友山军队向商会垫借过一百三十多万元，这些垫借多是有借无还，商会将此损失交给商户均摊。■
参考文献
[1]郝秉键.雍正帝：整治陋规 澄清吏治[N].中国文化报，2014-03-24.
[2]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包头史料荟要（第6辑）[M].包頭：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印刷厂，1983.
[3]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包头史料荟要（第2辑）[M].包头：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印刷厂，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