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杂糅的学者伉俪

　　梅光迪1890年生于安徽宣城。1910年夏，与胡适同舟北上京城应考。胡适考中官费赴美留学，而梅光迪先是落榜，翌年再次应考，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遂入美国西北大学，后转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文学。期间，梅光迪与胡适探讨和争论“文学革命”，两人产生分歧，梅光迪此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反对者之一。1920年梅光迪学成归国，相继在南开、东南等校任教，与吴宓等发起创办《学衡》杂志，以“文化保守主义”著称于世。1936年，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梅光迪应竺校长之邀，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
　　梅夫人李今英原籍广东中山，也是著名教育家，历任中山女子师范校长和浙江大学、香港真光书院、澳门岭南学院、南中国大学、哈佛大学教授等。1920年，她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称东南大学）外文系，梅光迪遂得以师生关系与之相识。当时该校西洋文学教授还有吴宓先生，后来吴回忆说：“李今英尽管

梅光迪、李今英伉俪及子女

　　面有微麻，却气质高雅，才识俱佳。”国人最早培养的女大学生，正是“南高”李今英这一届。当时录取的8位女生，到1924年毕业时，她们成为获取国立大学学士学位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中国第一届男女同校的大学生。“中国最早的女大学生”，是此后李今英的一个头衔。
　　却说梅光迪在留学前已由父母包办结婚，原配王葆爱是他的安徽同乡，恰如当年其同乡胡适和江冬秀，以及浙江绍兴的鲁迅与朱安。不过，梅的个案与胡、鲁不同，胡是“痛并快乐着”，鲁是“绝望之于虚妄”，梅是新旧杂糅。原来，王夫人贤惠，能够忍受长期与丈夫的分离之苦，后来梅光迪成为大教授，将农村夫人接来同住，王夫人不惯洋学堂的生活，自动返归故里，行前且明言丈夫当另娶新妇，后在乡下生下儿子梅燮和。1923年秋，梅光迪写信给哈佛大师白璧德，请其推荐自己为哈佛的汉文教员，据说那是因他与李今英的恋情已至满城风雨，遂取躲避之计。行前，梅光迪与李今英约定：“待我三年不来而后嫁。”李答：“请待子。”于是，李今英毕业后，即在家乡任教，无所旁骛。因父逝返乡奔丧，得邑中各界人士恳留，乃辞去原职，就任广东中山女子师范校长。到了1927年，其时东南大學已改称中央大学，梅教授被聘任为代理文学院院长，遂与李今英在上海结为伉俪，然后相偕赴美。李今英入哈佛攻读教育学及“世界妇女”，得硕士学位。其间，她还任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三年，经常参加有关集会，介绍祖国情况。抗战前夕，夫妇返国，李随夫任教于浙江大学，亦为文学院外文系教授。梅、李两情相好，其间虽因战乱时有分离，两心却从不曾分开。

“人师典范”梅光迪

　　抗战爆发后，李今英一度赴香港真光书院任教。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困于孤岛。后经历诸多曲折，到达遵义，与梅光迪会合。除在浙大任教外，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因急需大量外交人员，遂委托浙大开设军官外语补习班，由李执教，并授予上校军衔，后又被授予“光华甲种奖章”。
　　战时的浙大，梅光迪是文学院院长，也是竺校长的肱股助手之一，在《竺可桢日记》中，时有其记录。特别是梅光迪病重乃至逝世期间，竺校长有许多记载。
　　就在抗战胜利不久，竺校长面见梅光迪时发现他“近来精神又不佳”，已有病重之兆。时恰抗战胜利，竺校长可谓心潮起伏，百感交加，他恍然知觉由杭州西迁西南的几位教授——历史学的张荫麟、教育学的黄翼等，“均已物故”，而训导长和政治学教授费巩则“仍然失踪”，眼下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又重病在身，对此，他“不能不为留念”。
　　1945年11月，竺校长于“复员”后会晤梅光迪，见其病况加重。梅拟赴贵阳、上海养病，竺校长关切地询问校医病人能否乘车，又建议病人就近赴贵阳治疗。其时，在贵州的文化人谢六逸、马宗融均因心脏病去世，竺校长极为担心梅光迪的身体。不久后的12月2日，竺校长夫妇再次看望梅光迪时，发现他“面肿，完全改变了本来面目，脚也肿，天天须吐，呼吸不畅，似心脏病已至严重时期”，遂安排他偕校医和夫人赴贵阳省立医院，“能住院完全休养自是佳事也。”于是，梅光迪夫妇如约前往。到了贵阳后，医生“均束手”，当时西药盘尼西林奇缺，且“每瓶价三万元”，竺校长咬牙支持，而“梅太太以昼夜服侍，倦极”。到了20日，梅光迪已病危，不省人事。竺校长多次反复询问校医李天助有关情况，同时对浙大同仁的身体情况忧心忡忡，他拿来校内肺病患者名单，将自己购自美国的鱼肝油精丸分发每人百粒，以做营养的加强。
　　梅光迪去世后，竺校长心情沉痛，他在日记中写道：“迪生与余在美国于民一二年间已相识，后至哈佛更熟稔，死后不能不前去执绋。”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蒋介石嘱人送上挽联一副，上书“人师典范”四字。在后来对梅光迪的评价当中，当时竺可桢的一段话是作为“经典”的。他说：梅光迪其人也，“其有不可及者三：（一）对于作（做）人、读书，目标甚高，一毫不苟。如读书，必读最佳者，甚至看报亦然。最痛恶为互相标榜、买空卖空。不广告，不宣传。
　　（二）其为人富于热情。初望之虽俨然不犯，但即之有日，始知其为热肠。恶恶如仇。对于青年尤爱护备至。（三）不骛利，不求名，一丝不苟。目今贪污之风盛行，欲求而不孳孳求利已属上乘，而何况不要名乎？但因陈义过高，故曲高和寡。为文落笔不苟，故著述不富，但临终以前尚有著作之计划。怀志不售，悲夫！迪生之死，浙大之损失，亦国家之损失。五十年、百年而后，余知其著作必为当时人所瑰宝，是亦可称不朽矣。” 　　追悼会上，李今英的《哭迪生》堪称民国祭祀文的上乘之作。文中忆及丈夫在抗战前决意放弃美国教职，“决心回国，船票已定，而学生顾立雅在芝加哥大学主持中文系，特来苦留，迄于深夜，子虽为所动，终不能克胜爱国爱家之热情，复不肯失信于浙大，遂决心回国。抗战八年，愤恨哀痛，恨敌之无知，伤城镇市民之受损……”国难期间，“同事中有一粥一饭者，有儿女停学者，有学生衣食不敷者，因营养不足病而休学者，子必摇头浩叹”。因为思念学生中之饥饿者，每每“为之饮食不快”，以至于“抗战八年，校中各种奖助金，绝不肯申请、谓‘汝我均作事，虽困苦，不至于最苦，我申请若得，无助者又增一人矣’。”梅光迪终生心怀家国，“病重时，梦中犹以生徒学业，浙大发展，国家分裂为怀，东北困境，上课开会，喃喃不息。医生护士摇头叹息，以其虽病而绝对不能休养也。除呼家人名字外，无一语及家事。”文末，妻子哀悼迪生“在天国稍待，英不久亦至矣。夫复何言，呜呼痛哉！”

李今英“很想返回祖国”

　　浙大“复员”之后，李今英仍在外文系任教，她与竺校长仍然亲密友好。1947年7月，两家人还赴莫干山欢度夏令营。是年梅光迪逝世两周年，竺校长夫妇与新任文学院院长张其昀专赴李今英宅，当时李交给竺校长一帧梅光迪生前在香港拍摄的照片，竺校长将之与黄翼遗像一同悬挂于浙大图书馆，并特意致函胡适，请其为梅光迪写一传记，拟在纪念周刊上刊用。其时《梅光迪日记》也曾在杭州《东南日报》的副刊《云涛》加以选录，竺校长阅后方知其病逝前曾往重庆寻医，以肾病当胃病治，又积劳成疾，乃“悔当时仍请其于秋间教课，应令其休息也”。
　　到了1948年5月，浙大学潮纷扰，受此影响，教师中也是波澜四起。当时外文系教授佘坤珊受到学生的抨击，不再上课，其同事李今英等因与之“有嫌隙”，竺校长遂以为“外文系从此多事矣”。到了8月，因戰乱频仍，人心惶惶，教师亦人心不定。竺可桢得知李今英也将“举家赴香港，担任真光中学教职。余责以大义，此时时间太迟，学校觅人不易。”当时的外文系，已有多位教员请假请辞，竺校长遂亲至李宅，详谈“留校事”。奈何李今英“去意已坚”，据说原因是“其女仪昭将赴金陵女子大学学习音乐，每学期学费即七担米，无力负担，惟有往香港始可”。竺校长打算给李加薪水20元，在校长薪水内扣除，可谓仁至义尽。然而，李今英依然在纷乱中决意携家南下。
　　此后，李今英受聘于澳门岭南学校，后又任澳门南中国大学教授。至1949年冬，三个女儿赴美读书;又至1952年，李偕子赴美，此后从事教学、学术研究和写作。李今英在美国曾详细收集并研究亡夫的资料，并着手整理出书，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梅光迪先生家书集》，在编辑说明中，她说：“自从光迪去世30多年来，我不知多少次把它们拿出来读了又读，当作家庭私有财产保护着，一而再地犹豫着是否公之于众。”她的两个女儿梅仪慈、梅仪超均曾回国开展学术活动，也曾在浙江大学讲学，据她们说：母亲李今英很想返回祖国，不过，想必其年事已高，其志难遂了。
　　竺可桢在晚年还想到了她们。1973年9月1日，竺可桢致信李天助（梅光迪患病时曾为浙大校医）时说：“这次梅仪慈回国，看了不少熟人，游了不少旧址，她母亲李今英迄今健在，并为仪慈姊妹招呼儿女。回顾我过去所收存照片，不少有梅家母女的留影，回忆前尘，真不胜感慨之至。”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