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哲(Jim Hammond)先生，当代美国学者，这些短文选自他的笔记(未刊稿)，由胡亚非女士译为中文，原稿中引文出处注解从略。这是第一批，以后将续刊。本刊久已有志发表学人的读书笔记，现在由一位洋学者肇其端，可谓有缘！
　　
　　两百年前，西方世界的许多人都很博学，甚至可以说过分地博学。他们既懂现代语言，也懂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们既研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也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有些人认为，那时候知识过剩到了窒息创造力的地步。李奇登伯格(Lichtenberg)就持有这种观点。一七七五年，李奇登伯格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当时的文化需要“具有强心作用的新文盲状态”。尼采也认为知识窒息了创造力。一八七八年，尼采谈到一种“令人感到压抑的文化的负担”，并认为只有在这个负担被解除之后，第二次文艺复兴才会到来。
　　从李奇登伯格和尼采发表这些评论到现在，知识过剩的年代已让位于知识稀少的年代，知识稀少的年代又已几乎让位于知识全无的年代。
　　然而，也许正因为我们摆脱了知识过剩的包袱，过去文化遗产再也不使我们感到压抑，我们将重新发现古典文化，准备着第二次文化复兴的到来。
　　过去，艺术总是表现生活或美化生活。现代艺术却完全脱离生活，它似乎是在说：“丑陋的现实令人沮丧，我不愿跟它沾边儿，让我躲进油彩、画框和创作过程吧。”由于现代艺术只注重过程，所以，只有少数内行人欣赏它。一般人对现代艺术都有莫名其妙之感。
　　现代艺术部分地是无神论即“上帝已经死了”说的产物，也部分地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无神论和世界大战使人们无法认识世界之美好神奇或辉煌绚丽。
　　在过去的文化中，艺术家总是为某种宗教、世界观或哲学服务。例如，古希腊艺术家为奥林匹亚宗教、即荷马和何西亚德所建立的多神教服务。然而，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似乎无所侍奉。因为当今的世界抛弃了基督教，却还未曾找到一种新的世界观来代替基督教。
　　中世纪时期，艺术创作过程总是被艺术品所表现的主题掩盖。这个主题总是重要的，有时更是神圣的。中世纪时期，艺术与生活密切相关，它服务于一个社会目的。那时的艺术不是孤立的，它本身并不是结果。相反，现代艺术除了为艺术本身服务以外，不为任何其它目的服务。现代艺术是孤立的。
　　过去，艺术一直是循规蹈矩，并不越雷池一步。无论是诗人、雕刻家或画家，他们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练习，才能掌握一种艺术的规则。而只有在他们掌握了这些规则以后，他们才有资格称自己为艺术家，并进而去尝试创作。
　　与此相反，现代艺术摒弃了一切规则和条例，这就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先抛出某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就声称自己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是天才。
　　天才有两个特征：第一，天才有赖于无意识的活动；第二，天才的创造是崭新的、前所未有的。现代艺术对无意识的表现是做作的；现代艺术有意地夸大创造力。现代艺术的混乱和疯狂，部分地归咎于对无意识和创造力的刻意追求。天才的创造是出于自然，而现代艺术家的创造是矫揉造作。现代艺术是天才的拙劣模仿。
　　时下，人人都想成为天才。天才病四处泛滥。现代社会像一个由无数将军所组成的军队。人们认为，做一个普通的士兵，满足于读书而不轻易提笔写作或甘居默默无闻，是一种空虚、丢人和没有意义的生活。
　　当代美术界的现状是西方文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当西方人的注意力完全被宗教与上帝所占据时，他就无力探求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无力探求心理学和灵学。然而，一旦宗教信仰趋向衰落，西方人就开始探求自己的内心世界。叔本华是第一个反对宗教并探求心理学的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强调无意识的重要性，并重视对性的研究。他对灵学也有强烈的兴趣。他常常谈到自己在灵学方面的体验。他用康德的时空理念说来解释自己的灵学经历。
　　叔本华的继承人尼采也反对宗教，并转向对心理学的研究。他们两人是弗洛伊德的先驱。弗洛伊德曾说：“在很大程度上，心理分析与叔本华的哲学吻合。”弗洛伊德还说，尼采是“另一位这样的哲学家：他的许多猜测和直觉都常常令人吃惊地与心理分析的实验结果相符。”
　　然而，尽管尼采也对心理学感兴趣，他并不像叔本华那样对灵学也有同样的兴趣。这正如同弗洛伊德不像容格那样对灵学也有同样的兴趣。由于弗洛伊德急于使心理分析科学化，他对灵学避而不谈。与之相反，容格却对灵学全盘接受，他甚至对星象学也持容纳态度。和叔本华一样，容格也用“意识的时空相对性”来解释灵学现象。
　　蒙田自由地、公开地讨论性问题。这是由于在蒙田的时代，法国未受禁欲的新教主义的影响，也未受反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蒙田是文艺复兴的产物，他向我们表明文艺复兴精神与古代的异教精神是多么地相似。古典文化对蒙田的影响要比基督教对他的影响大得多。
　　蒙田对性问题的态度使爱默生大吃一惊。爱默生说：“粗俗与半原始状态的下流使他的(蒙田的)书一钱不值。”蒙田与爱默生之间的比较使我们看到禁欲的新教主义的影响之深，甚至对一个像爱默生这样的人也是如此；爱默生与新教主义的传统已有几代之隔了。莎士比亚和密尔顿之间的比较也使我们看到禁欲的新教主义的影响。莎士比亚体现文艺复兴的精神，密尔顿体现清教主义的精神。莎士比亚在谈及性问题时比密尔顿要开放得多。
　　蒙田在哲学家中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一个——人人都喜欢他。比如，爱默生在谈及蒙田的文章时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他的书那样对我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当福楼拜收到一个心情抑郁的女人的来信时，他在回信中写道：“你问我读什么书好。读蒙田的书吧……他能使你平静……你会喜欢他的。你会发现我说的没有错。”帕斯卡尔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常顾虑重重地受到良心的折磨。他对蒙田那颗纯静的良心和他那对生活的热情持有怀疑态度，但他并不讨厌蒙田。卢梭坚持说自己的《忏悔录》是坦率而真实的。他批评蒙田假装坦诚地谈论自己却从不透露任何丢脸的事。但是，卢梭也并不讨厌蒙田。何曾有人讨厌过蒙田呢？蒙田在二十世纪也还是最受欢迎的哲学家。二十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郝佛就最喜欢蒙田。
　　为什么蒙田如此受人爱戴呢？蒙田的诚恳和真实令人感到他可亲可爱。他把读者带入他灵魂的深处，他与读者分享他个人的体验。他用他的博学和深刻打动人心。蒙田的哲学尽涉及与人生有关的重大题目，如教育、死亡、真理、友谊和爱情等。对古人的广征博引使他的文章生动有趣(蒙田对学问的热情和对引语的嗜好是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典型表现)。蒙田不代表某个特殊的学派、党派或理论——他是作为一个人而写作，他为了人类而写作。
　　然而，无论蒙田曾是多么地倍受欢迎，他还是被今天的哲学教授们所唾弃。今天的哲学教授对蒙田的大众性、深刻性和现实性视而不见。他们坚持把哲学改变成一种空洞、抽象而又毫无生命力的智力游戏。而这是不会使蒙田愕然的，因为他早已对学术界抽取哲学精髓和血液的现象不以为奇了。“很遗憾，”蒙田写道：“现在，甚至在思想界，哲学也已变成了一个空洞而虚幻的名字，一种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东西……我想，其原因在于诡辩术堵塞了通向哲学的道路。”
　　富有创造性的人不附庸思想界的风雅，他往往既不被他的同代人所理解，也不被他的同代人所赏识。人们要么把他打入冷宫，要么向他群起而攻之，要么就对他横加迫害，人们有时甚至将他处以极刑。
　　然而，正是那些漠视他、谴责他和迫害他的人争先恐后地向过去的创造性人物大唱赞歌。他们说，我们是不会投票赞成毒死苏格拉底的；我们是不会朝卢梭的住所投掷石块的；我们是不会嘲笑克尔恺郭尔细瘦的双腿和长短不一的裤脚的；我们是不会骚扰或羞辱梵高的。
　　但是，假使你让一个当代的苏格拉底，或一个当代的布鲁诺，或一个当代的卢梭，或一个当代的克尔恺郭尔，或一个当代的梵高站在这些人面前，假使你让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出现在这些人面前，他们就漠视他、谴责他或迫害他。
　　一首新的乐曲总让人觉得不那么悦耳，正如希腊谚语说的：“新乐刺耳。”然而，不厌其烦地听同一首乐曲也是同样的乏味。就欣赏音乐而言，在新奇与厌烦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一个人只有实际上变成另外一个人，才有可能理解另外一个人和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待世界。
　　人们在社交场合下常常互相模仿面部表情、手式和姿式。这种模仿通常是下意识的。社交场合的友善、和谐的气氛部分地有赖于这种相互间的模仿。一个不介入这种模仿的人往往打破社交场合的和谐气氛。
　　习惯性的面部表情最终会变为永久性的面部表情。因此，习惯于模仿各自面部表情的夫妻最终就变得相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