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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来说,世博会不单单是一场发生在家门口的科技与文化展览,它是世界对于上海的一次全面检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吞吐了超过七千万游客。这些人为了世博会进入上海,轻触到这座城市后随即离开,再将浅或深的体验传播出去。
从中国各地涌来的参观者们看到了科技的奇观也见识了令人绝望的长队,外国的客人们惊艳这座远东的城市也领略了中国转型时期令人尴尬的国民素质。
从筹备到结束历时5年多的上海世博更像一次宣告,向世界证明中国可以为世界瞩目的聚会做东,并以此与两年前的北京奥运会遥相呼应。但相比于只持续十几天的奥运会,上海世博更加复杂,它绵延半年的跨度以及以多重解读的内涵都在考验着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在世博会闭幕之际,《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上海世博会顾问夏骏,让其回顾与反思本届世博的得失。
中国新闻周刊:你考察过世博会的历史,也参观过其他国家的世博会。这次有七千万观众的上海世博,大多数参观者是中国人。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世博,这次有什么特殊性吗?
夏骏:在任何国家,本国的人总是参观者的主体。巴黎世博会的参观总人数超过了法国的总人口,他们本国与国外的参观者约一半一半。但是欧洲本身就是一个板块,各国之间关系比较近,文化都同色,其他国家去看的人数和法国本地的人数相当是正常的。但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而我们周边国家的人消费能力和人的总体文化水平弱一些,国情不一样,民族情感也不一样。不过这次我们邻国,日本、韩国来了几十万。
而且这次世博会,我们是举国之力,跟其他国家的“玩法”也不太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媒体都愿意举这样的例子,说日本有“世博一代”,世博成为日本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上海世博会将给国家或者上海留下哪些精神遗产?
夏骏:从组委会来讲,它是想给上海给中国留下一些东西。对于上海的直接影响很多,首先把那块场馆的土地清出来了,对上海来讲它是一块价值巨大的土地。举办世博会,这对城市的知名度、城市的权威性、影响力和国际化都有提升。毕竟几百万的外国人来了,能够拉动更多国际化合作。还有一些目前看不到的、无法统计的合作,比如外国人到上海自己发现了一些商业合作机会等等。
其次这个城市和整个中国的互动性都加强了,上海其实是中国最早的殖民地,最早的现代化城市,但上海人也很排外。这次是上海进一步打开的机会,而且加强了基础设施的丰富性,让这个城市更成熟和完善。
但是,文明意义上的冲击稍差些——也不是没有。像英国的零碳馆,很多人看了还是有启发。但缺失有巨大冲击力的场馆,我觉得还是很遗憾。不像以往的世博会,有的甚至带来了技术革命,比如电梯技术的亮相,让人类直接进入了摩天大楼时代,这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多了不得。但上海世博会没有这样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是世博会在这个传媒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尴尬吧?人们可以轻易看到各种最新的科技,不再对世博会上出现的内容感到惊奇了。
夏骏:对,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这也是世博会所面临的挑战。传媒太发达了,很多发明在其他通道上已经展示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他们现在不是很爱办世博会的原因。我们更多地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华盛典来做: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活动,咱们也能玩一把。
客观地来看,世博会在一个信息传播多元化快捷化的时代,它的展览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七八千万人通过飞机跑来跑去,也不低碳。
我觉得这届世博会在主题上聚焦不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是个太丰富的概念。我们做很多事都有大而化之的问题。如果这一届世博它主题更聚焦,比如叫“低碳时代的到来”,或者“低碳的呼唤”,可能它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力和推动力会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世博会期间许多媒体一直关注着游客的素质问题,很多人在排队时的插队、哄抢东西等等。这个情况是你们预想过的吗,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夏骏:我观察到是有这些不文明的现象,这是个过程。因为我们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间太短了,中国的文明本身是个家门口的道德自律,是熟人社会,一到陌生人中就可以放松。西方不一样,他内心的道德自律都是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下的。这涉及到一个文明更替的问题。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巨大尴尬之地:已经开始国际化了,但是还停留在一个村庄文明的层面。这次世博既表现出我们的尴尬,倒也是一次检验。这次肯定做得还不够地道,也不可能地道,但也唤起了我们的思考,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提升和自我现代化。这个过程中路还是很远。
但我觉得世博会对此是有推动,看排队太长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有人坚持排下来了,我想这次是很多人一生中排的最长的队了。这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能把一个四小时的队排下来了,磨炼本身也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需要秩序和忍耐。这也是一种教育,尽管有少部分人依然越轨。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世博会已经结束了,反思这半年的历程,对比你们最初的设想,有哪些实现了初衷哪些没有实现?
夏骏:对于主办方中国来讲,这次世博会的目标基本达到了。就是在中国做一次东,请世界来做一次当下文明的展览。我们把这个“局”撺掇起来了,维持到最后没有出大事,最后还很体面地结束。这个城市获得许多直接的、间接的、无形的、有形的财富;对第三产业拉动很大,比如上海的酒店业和航空业,半年的餐饮住宿持续地兴隆,包括出租车持续爆满。
但从一届世博会本身应该达到的深刻程度来讲,它的遗憾还是很多。比如主题大而泛化,如果把低碳作为主题,做成一个深刻的理念,我们国家可能日后走的弯路会少一些。很多话题聚焦了以后才能非常有效地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城市化,哪怕我们的主题是“城市的堵与疏”,只说交通,实际意义也很大。主题泛化是中国人做事的一个问题,凡事都要囊括全部话题,一下子想解决所有问题。要求框里边要有最全面、最宏观、最重大的话题。实际上这不一定是最有效的。
而且我们过于举重若重,不愿意也不敢以小见大。而以小见大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办法。★
(实习生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从中国各地涌来的参观者们看到了科技的奇观也见识了令人绝望的长队,外国的客人们惊艳这座远东的城市也领略了中国转型时期令人尴尬的国民素质。
从筹备到结束历时5年多的上海世博更像一次宣告,向世界证明中国可以为世界瞩目的聚会做东,并以此与两年前的北京奥运会遥相呼应。但相比于只持续十几天的奥运会,上海世博更加复杂,它绵延半年的跨度以及以多重解读的内涵都在考验着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在世博会闭幕之际,《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上海世博会顾问夏骏,让其回顾与反思本届世博的得失。
中国新闻周刊:你考察过世博会的历史,也参观过其他国家的世博会。这次有七千万观众的上海世博,大多数参观者是中国人。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世博,这次有什么特殊性吗?
夏骏:在任何国家,本国的人总是参观者的主体。巴黎世博会的参观总人数超过了法国的总人口,他们本国与国外的参观者约一半一半。但是欧洲本身就是一个板块,各国之间关系比较近,文化都同色,其他国家去看的人数和法国本地的人数相当是正常的。但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而我们周边国家的人消费能力和人的总体文化水平弱一些,国情不一样,民族情感也不一样。不过这次我们邻国,日本、韩国来了几十万。
而且这次世博会,我们是举国之力,跟其他国家的“玩法”也不太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媒体都愿意举这样的例子,说日本有“世博一代”,世博成为日本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上海世博会将给国家或者上海留下哪些精神遗产?
夏骏:从组委会来讲,它是想给上海给中国留下一些东西。对于上海的直接影响很多,首先把那块场馆的土地清出来了,对上海来讲它是一块价值巨大的土地。举办世博会,这对城市的知名度、城市的权威性、影响力和国际化都有提升。毕竟几百万的外国人来了,能够拉动更多国际化合作。还有一些目前看不到的、无法统计的合作,比如外国人到上海自己发现了一些商业合作机会等等。
其次这个城市和整个中国的互动性都加强了,上海其实是中国最早的殖民地,最早的现代化城市,但上海人也很排外。这次是上海进一步打开的机会,而且加强了基础设施的丰富性,让这个城市更成熟和完善。
但是,文明意义上的冲击稍差些——也不是没有。像英国的零碳馆,很多人看了还是有启发。但缺失有巨大冲击力的场馆,我觉得还是很遗憾。不像以往的世博会,有的甚至带来了技术革命,比如电梯技术的亮相,让人类直接进入了摩天大楼时代,这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多了不得。但上海世博会没有这样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是世博会在这个传媒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尴尬吧?人们可以轻易看到各种最新的科技,不再对世博会上出现的内容感到惊奇了。
夏骏:对,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这也是世博会所面临的挑战。传媒太发达了,很多发明在其他通道上已经展示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他们现在不是很爱办世博会的原因。我们更多地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华盛典来做: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活动,咱们也能玩一把。
客观地来看,世博会在一个信息传播多元化快捷化的时代,它的展览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七八千万人通过飞机跑来跑去,也不低碳。
我觉得这届世博会在主题上聚焦不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是个太丰富的概念。我们做很多事都有大而化之的问题。如果这一届世博它主题更聚焦,比如叫“低碳时代的到来”,或者“低碳的呼唤”,可能它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力和推动力会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世博会期间许多媒体一直关注着游客的素质问题,很多人在排队时的插队、哄抢东西等等。这个情况是你们预想过的吗,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夏骏:我观察到是有这些不文明的现象,这是个过程。因为我们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间太短了,中国的文明本身是个家门口的道德自律,是熟人社会,一到陌生人中就可以放松。西方不一样,他内心的道德自律都是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下的。这涉及到一个文明更替的问题。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巨大尴尬之地:已经开始国际化了,但是还停留在一个村庄文明的层面。这次世博既表现出我们的尴尬,倒也是一次检验。这次肯定做得还不够地道,也不可能地道,但也唤起了我们的思考,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提升和自我现代化。这个过程中路还是很远。
但我觉得世博会对此是有推动,看排队太长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有人坚持排下来了,我想这次是很多人一生中排的最长的队了。这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能把一个四小时的队排下来了,磨炼本身也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需要秩序和忍耐。这也是一种教育,尽管有少部分人依然越轨。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世博会已经结束了,反思这半年的历程,对比你们最初的设想,有哪些实现了初衷哪些没有实现?
夏骏:对于主办方中国来讲,这次世博会的目标基本达到了。就是在中国做一次东,请世界来做一次当下文明的展览。我们把这个“局”撺掇起来了,维持到最后没有出大事,最后还很体面地结束。这个城市获得许多直接的、间接的、无形的、有形的财富;对第三产业拉动很大,比如上海的酒店业和航空业,半年的餐饮住宿持续地兴隆,包括出租车持续爆满。
但从一届世博会本身应该达到的深刻程度来讲,它的遗憾还是很多。比如主题大而泛化,如果把低碳作为主题,做成一个深刻的理念,我们国家可能日后走的弯路会少一些。很多话题聚焦了以后才能非常有效地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城市化,哪怕我们的主题是“城市的堵与疏”,只说交通,实际意义也很大。主题泛化是中国人做事的一个问题,凡事都要囊括全部话题,一下子想解决所有问题。要求框里边要有最全面、最宏观、最重大的话题。实际上这不一定是最有效的。
而且我们过于举重若重,不愿意也不敢以小见大。而以小见大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办法。★
(实习生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