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韩萌在美国拍摄了被美国家长收养的中国孩子，即图片故事《中国弃儿》。为了那次拍摄，韩萌阅读了大量资料，除了那些被收养到美国的孩子，她还在字里行间注意到这样一个群体——因为重男轻女、计生政策而被改变命运的江南女孩们。因为性别而被遗弃，30年来，她们一直被“我从哪里来”所拷问。
　　人总要追寻自己的血缘，即使再难，这些女孩都通过寻亲想要弥补生命中残缺的部分，试着与父母、过去及自己和解。
　　于是，跟着她们，韩萌开始拍摄《江南弃儿》图片故事，并打算再制作一部纪录片。在韩萌的创作结构中，“弃儿”主题又被扩大了一点，丰满了一点，在对比探讨下，意义更深了一点。
　　这组图片故事是你拍摄的孤儿系列中的一部分吗？
　　韩荫：之前，在美国拍被收养的孩子时，我的签证要到期了，时间很紧，回国之后觉得这个选题没有做完。我跟这些孩子一直有很多联系，觉得应该拍拍他们回到中国的故事，因此就申请了腾讯的谷雨计划。不过，因为某些原因，这些孩子告诉我他们今年不能来中国了，但我并不想中断拍摄，于是决定寻找国内曾被遗弃的孩子，最终将范围设定在“被遗弃、计划生育大背景、女孩”上。项目完成后，希望能就收养这个问题，将不同环境下发生的故事做一个比较。
　　关于这个主题，除了这组图片故事你还在同期拍摄纪录片，为什么这么做？
　　韩荫：一开始只想做图片报道，我找到了17个女孩，跟踪报道她们的寻亲过程，观察每个家庭的差异。但我逐渐发现，这个题材值得拍一部纪录片。我可以用图片报道，来抓住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但是这些女孩寻亲之前是怎么想的，找到或没找到亲人，以及在剪断多年与亲生父母的联系后，重逢时候的尴尬状态——比如有个女孩被收养后在安徽长大，她和母亲见面时，发现因为方言问题，根本没法交流——杂糅着宽恕、后悔、血浓于水等复杂情感的瞬间，是照片说不清的。中国人讲究血浓于水，但是在与亲生父母见面后，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亲情是建立在沟通、交流、日积月累相处基础上的。而血缘对一个人来说又很重要，它是你开始的地方。纪录片可能可以更好地表达这种复杂的情感。
　　你在Sixth Tbne（澎湃传媒的一个新闻品牌）工作，平时也会偏重视频新闻报道吗？
　　韩荫：我们团队的记者基本上每个人都掌握视频报道技能。这点我很佩服负责人常河。我是在美国学习期间接触视频报道的，当时在马里兰大学选了一门课程，老师当初也是从摄影记者转型到视频记者。我大概用了—年时间跟她学习器材、拍摄、剪辑、伦理等。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报道非突发事件，节奏是一周拍摄，一周剪辑，一个人负责到底。如果是突发事件报道，会团队合作，最快一天就能完成全部制作过程。
　　做视频新闻的难度在哪？
　　韩荫：视频报道的难点在于前期准备和后期编辑。前期准备要看很多资料，想表达什么、现场问什么都得有数；但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是不确定的。后期编辑时，需要将事件本身、人物的情绪都重新梳理一遍，把要表达的问题进行提炼，需要录制质量很好的声音，怎么运用这些声音讲故事。之前只拍照片时是从不会考虑这些的。我是不太喜欢配乐的视频报道，因为音乐会过多传递记者的主观情绪。之前拍摄江苏高铁村的报道时，我请当地一个村民唱了首歌，和背景音一起配在视频里。
　　从摄影记者转型成为视频或者说多媒体记者，你觉得难吗？
　　韩萌：不难，顺其自然。拍视频是会有助于拍照片，用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去思考摄影。我现在的工作依然包括摄影和视频两部分。不过我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做新闻短视频，如何在几分钟之内讲透彻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的经历，这也是业内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