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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媒体的话语模式基本分为党报话语模式（主要指党报党刊及部分行业报刊）、都市报话语模式（主要指都市报、晚报及生活娱乐类报刊）。
两种话语模式的各自特征
党报话语模式在隶属上属于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或各行业的机关报，代表各级党委或各级行业部门党委等，本身“官方”色彩十分浓厚，在性质上代表官方话语，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宣传工具功能，记者“御用”色彩浓。体现在话语模式这一块则表现为：在语法上，长句多，复句多，多说理铺陈；在语言上，说教味浓，重理性，少叙事，理性有余，活泼不足；在语义上，官话套话多，看似逻辑严密实则无甚内容，很多句子没有实在意思，也少新闻信息；在语气上，是官腔多，高高在上，布道意味明显，语气不亲切不活泼，使读者没有接近欲。总之，可以归纳为党报报道模式是“官事—官体—官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对受众的考虑不足，主要是对上负责，在对受众负责这一点上做得不够。结果造成了受众对党报话语模式的排斥。
都市报话语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的产物，一创刊走的就是市场化的路子，必须考虑受众的需要，因而，在新闻方面，受众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新闻；在服务上需要的是媒体各方面尽量提供的详细资讯；在娱乐上，要尽量满足受众的口味与需求，并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都市报报道模式可以不严格地划为“民事—民体—民语”模式，“民事”就是刊登老百姓真正关注的新闻与其他方面的信息，“民体”就是用灵活的体裁与写作方式来表达信息，“民语”就是用老百姓所乐于接受的话语模式诉说信息，这种模式在话语方面的体现是：在语法上，多短句，单句多，戴帽式的“定、状、补”语少；在语言上，重说事，讲求叙事，重具体感性形象，通俗实在，少说理，道理及倾向体现在内容的选择与语言的感情色彩里面；在语义上，话语有实在内容，没有套话空话，信息量大；在语气上，以服务者的亲切话语，站在市民的角度来解说新闻或告知资讯。语气就显得亲切可亲，是一种平等交流，达到了精神交往的互动。因而，受众对这种话语模式易于接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两种模式
如今两种话语模式的存在状况，是由一个整体的体系相互作用形成的。首先，在我国，媒体是宣传工具，我们的宣传几十年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基本上一直没能跳出几十年来形成的宣传模式与条条框框，中国的新闻常常是报喜不报忧，宣传味很重。这些模式与框框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讲求口径一律，越是重要的事越是要求一致。其次，党报模式类报刊是属于同级党委的机关报，报刊“说话办事”就无形中有一种“官气”，长期的计划经济与文化氛围也使党报类报刊养成了懒惰思想与八股文习气。长而久之，这种文化氛围对党报的这种话语模式的成熟形成必然有巨大影响。在走向市场化的今天，这种话语模式也难有大的改变，因为在发行上，官方色彩的存在，无形的身份压力照样不影响其发行；在人事身份上，事业编制也使这些人没有压力，也就但求无过。这两种“力”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党报话语模式仍将长期存在。
都市类报纸的兴起，就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办报模式（包括管理模式、报道模式、发行模式等），从而使受众能接受这类报刊，基本办法就是走市民化路子，体现在话语模式的创新上就是尽力避免大话、空话、套话、官话。避免抽象说理、八股文气等，用具体感性的形象通过通俗亲切的诉说方式，来形成新闻与资讯。那就是用市民喜欢的“民间话语模式”办报。
在两难选择中，对一种话语模式的接受也就意味着对另一种话语模式的遗弃，两种话语模式的排斥就造成了今天都市类报纸火爆、党报萎缩的局面。
两种话语模式造成舆论引导的后果
我们一直强调党报党刊的舆论主导地位与龙头作用，谈到这里，就要先谈一下有关公共领域与舆论领袖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随着资本主义新兴媒体的出现逐渐消失。但他的悲观使他没看到现代媒体正以更有效的形式代替了以前的公共领域，媒体发行量与收视率以及影响力的大小代表着它们的舆论认可范围的大小，并与之成正比，公共领域“失而复得”的任务将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新兴的大众传媒上，它既是公共领域，又承担着舆论领袖的角色。如果这两种角色扮演得不好，就不能称得上是舆论领袖，也就不能引导舆论。
在我国理性公众不断增多，人们趋向于理性分析单面所传递的宣传信息，这对宣传性媒体是极大的考验，同时阶层多元性分化导致舆论的多元化，这时，大众媒体一方面提供讨论的公共领域，同时还要担当着舆论引导者的作用，而舆论领袖要想主导舆论就必须使理性公众信服，而党报话语模式则使党报类报刊在大众普遍接受上做得不足，大众基本不看这类媒体，所以，其难以成为舆论主导者与占领舆论龙头地位。虽然我们近来成立了不少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但党报的龙头地位并不能决定党报在舆论引导上的龙头地位。大众自愿看的多不是党报党刊，这就体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报党刊作为党的机关报刊，缺乏受众市场，何谈舆论引导与舆论主导。
都市报话语模式的大受欢迎在舆论引导上无疑有其积极意义，都市类报刊在定位上大都打着“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之牌，在内容上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办报，在为民鼓与呼上也极力塑造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形象，并着力做好为老百姓而监督的“青天”形象。这样，都市类报刊就能被大部分受众所拥护，绝大部分读者成了都市类报刊的固定受众。另一方面受众自然会拿党报党刊与都市类报刊对比，又会形成最主要的两个反差：党报党刊“空”，都市类报刊“实”；党报党刊高高在上，都市类报刊亲切可近，为民服务。人们对两者的对比思考使都市类报刊夺走了理性公众，也夺走了一般公众，如《南方周末》等深度报刊对理性公众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一般消遣类都市类报刊则夺走了大量一般受众，而关键是一般受众长期也会无意识地形成上述心理，从而在对两种话语模式的报刊优劣这一点上形成理性的认识，并使受众对党报党刊的消极看法与排斥心理延伸到对党的形象与政策认识上。长此下去，都市类报刊就会夺去党报党刊的舆论领袖地位，党报党刊就会失去舆论阵地与权威性。可以说党报自己为自己培养了舆论代替者。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其次，都市类报刊在一定程度上不惜以牺牲其社会责任与美好道德为代价，去迎合消费群体的低级趣味。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广告上性药性病广告等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在报道上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的考虑，在表现形式上热衷于“黄色”话语模式，如《饭爱岛“胸诱”张卫健》，在内容上热衷于男女不正当艳情方面的新闻等，都市类报刊在社会风俗与某些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对我国舆论引导上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两种话语模式的差异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差异，如今，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党报党刊在百姓中失语，舆论龙头、舆论权威的位置已不容乐观。在观念多元化、没有信仰的今天，对一个人口众多，整体素质相对较低的国家与民族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稍不注意，整个民族或在价值观念上被引上邪路，或很容易在错误舆论之下被轻易鼓动。所以，这时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需要强有力的媒体能成为受众心悦诚服的舆论领袖。否则，舆论的暗河就会越流越强大，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打开，或自己冲破表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党报话语模式如何确保舆论主导的对策分析
真正的对策还是找到毛病后能对症下药，且不讳疾忌医。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下，尊重“内容为王”的新闻规律，并与时俱进地改变僵化的教条主义观念，改变纯粹的从“正面”、“负面”来思考的方式，不再“要么是黑，要么就是白”地来指导新闻工作，而我们过分强调正面宣传，强调批评禁区，过分强调舆论一律与一个声音说话，其结果只能是舆论在私下里的七嘴八舌。“沉默的螺旋理论”并不是真正消除了其对舆论的不一致，在很多方面是受众感到势单力薄而只有“忍气吞声”，对外则给人以新闻专制的把柄。所以，应学习一下西方把宣传与舆论倾向隐藏在新闻之中的简单技巧，应重新修正我们几十年不变的宣传模式。正如美国东亚研究所所长刘康在谈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等五家媒体欲建立能跨入世界网站的网络版时所言：“传统的传播与宣传模式就必须有一番根本的转变。这种根本转变必须是全面的，不能局限于新闻宣传本身。”改变思维模式才能改变属于技巧上的话语模式。我国传媒要迫切改变旧的宣传模式与新闻观念，观念与思维模式话语模式改变了，专业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技巧方面的话语模式的改进上，党报话语模式的改革是其表现形式的改革。要做的就是改革旧的宣传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在都市报话语模式以及网络话语模式面前处于相对劣势，党报的那种宣传话语模式已经失去了对受众的感染力，在西方媒体的话语模式面前也是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应重新修正出一套新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要既能与老百姓接轨，也要能与国际接轨。过去那种“左”的并被沿用了几十年的宣传话语模式已经不合时宜。这种话语模式在语法、语义、语气、语言上存在着上述的拒人门外的缺陷，给人的是衙门形象，而不是可亲、可信的媒体形象。而都市报话语模式就正好瞄准了这一缺陷，因而一击便中。党报在话语模式的改革上要中和都市报话语模式的两种优点：一种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其话语模式深刻实在，事实与说理并存，是一种真正关注民生国事的知识分子话语模式；一种是以都市报命名的报纸或晚报，它们的话语模式亲切、活泼、通俗、实在，形象可感可亲，喜怒形于色，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之所以党报话语模式要中和两者的优点，是因为其既要作为舆论领袖，具有权威性可信度，又要能为受众所接受，具有亲民性。否则，一旦有失偏颇，正确的舆论主导作用就会丧失。
党报要想担当起舆论主导者的大任，承担起有效的主导宣传者角色，就必须全面改变其话语模式，着力寻找鱼和熊掌兼得的途径。
参考文献：
①李希光、孙静惟著：《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
②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开明出版社，2002年。
③廖永亮著：《舆论调控学》，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④刘夏塘主编：《比较新闻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新闻出版部）
编校：张红玲
两种话语模式的各自特征
党报话语模式在隶属上属于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或各行业的机关报，代表各级党委或各级行业部门党委等，本身“官方”色彩十分浓厚，在性质上代表官方话语，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宣传工具功能，记者“御用”色彩浓。体现在话语模式这一块则表现为：在语法上，长句多，复句多，多说理铺陈；在语言上，说教味浓，重理性，少叙事，理性有余，活泼不足；在语义上，官话套话多，看似逻辑严密实则无甚内容，很多句子没有实在意思，也少新闻信息；在语气上，是官腔多，高高在上，布道意味明显，语气不亲切不活泼，使读者没有接近欲。总之，可以归纳为党报报道模式是“官事—官体—官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对受众的考虑不足，主要是对上负责，在对受众负责这一点上做得不够。结果造成了受众对党报话语模式的排斥。
都市报话语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的产物，一创刊走的就是市场化的路子，必须考虑受众的需要，因而，在新闻方面，受众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新闻；在服务上需要的是媒体各方面尽量提供的详细资讯；在娱乐上，要尽量满足受众的口味与需求，并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都市报报道模式可以不严格地划为“民事—民体—民语”模式，“民事”就是刊登老百姓真正关注的新闻与其他方面的信息，“民体”就是用灵活的体裁与写作方式来表达信息，“民语”就是用老百姓所乐于接受的话语模式诉说信息，这种模式在话语方面的体现是：在语法上，多短句，单句多，戴帽式的“定、状、补”语少；在语言上，重说事，讲求叙事，重具体感性形象，通俗实在，少说理，道理及倾向体现在内容的选择与语言的感情色彩里面；在语义上，话语有实在内容，没有套话空话，信息量大；在语气上，以服务者的亲切话语，站在市民的角度来解说新闻或告知资讯。语气就显得亲切可亲，是一种平等交流，达到了精神交往的互动。因而，受众对这种话语模式易于接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两种模式
如今两种话语模式的存在状况，是由一个整体的体系相互作用形成的。首先，在我国，媒体是宣传工具，我们的宣传几十年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基本上一直没能跳出几十年来形成的宣传模式与条条框框，中国的新闻常常是报喜不报忧，宣传味很重。这些模式与框框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讲求口径一律，越是重要的事越是要求一致。其次，党报模式类报刊是属于同级党委的机关报，报刊“说话办事”就无形中有一种“官气”，长期的计划经济与文化氛围也使党报类报刊养成了懒惰思想与八股文习气。长而久之，这种文化氛围对党报的这种话语模式的成熟形成必然有巨大影响。在走向市场化的今天，这种话语模式也难有大的改变，因为在发行上，官方色彩的存在，无形的身份压力照样不影响其发行；在人事身份上，事业编制也使这些人没有压力，也就但求无过。这两种“力”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党报话语模式仍将长期存在。
都市类报纸的兴起，就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办报模式（包括管理模式、报道模式、发行模式等），从而使受众能接受这类报刊，基本办法就是走市民化路子，体现在话语模式的创新上就是尽力避免大话、空话、套话、官话。避免抽象说理、八股文气等，用具体感性的形象通过通俗亲切的诉说方式，来形成新闻与资讯。那就是用市民喜欢的“民间话语模式”办报。
在两难选择中，对一种话语模式的接受也就意味着对另一种话语模式的遗弃，两种话语模式的排斥就造成了今天都市类报纸火爆、党报萎缩的局面。
两种话语模式造成舆论引导的后果
我们一直强调党报党刊的舆论主导地位与龙头作用，谈到这里，就要先谈一下有关公共领域与舆论领袖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随着资本主义新兴媒体的出现逐渐消失。但他的悲观使他没看到现代媒体正以更有效的形式代替了以前的公共领域，媒体发行量与收视率以及影响力的大小代表着它们的舆论认可范围的大小，并与之成正比，公共领域“失而复得”的任务将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新兴的大众传媒上，它既是公共领域，又承担着舆论领袖的角色。如果这两种角色扮演得不好，就不能称得上是舆论领袖，也就不能引导舆论。
在我国理性公众不断增多，人们趋向于理性分析单面所传递的宣传信息，这对宣传性媒体是极大的考验，同时阶层多元性分化导致舆论的多元化，这时，大众媒体一方面提供讨论的公共领域，同时还要担当着舆论引导者的作用，而舆论领袖要想主导舆论就必须使理性公众信服，而党报话语模式则使党报类报刊在大众普遍接受上做得不足，大众基本不看这类媒体，所以，其难以成为舆论主导者与占领舆论龙头地位。虽然我们近来成立了不少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但党报的龙头地位并不能决定党报在舆论引导上的龙头地位。大众自愿看的多不是党报党刊，这就体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报党刊作为党的机关报刊，缺乏受众市场，何谈舆论引导与舆论主导。
都市报话语模式的大受欢迎在舆论引导上无疑有其积极意义，都市类报刊在定位上大都打着“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之牌，在内容上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办报，在为民鼓与呼上也极力塑造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形象，并着力做好为老百姓而监督的“青天”形象。这样，都市类报刊就能被大部分受众所拥护，绝大部分读者成了都市类报刊的固定受众。另一方面受众自然会拿党报党刊与都市类报刊对比，又会形成最主要的两个反差：党报党刊“空”，都市类报刊“实”；党报党刊高高在上，都市类报刊亲切可近，为民服务。人们对两者的对比思考使都市类报刊夺走了理性公众，也夺走了一般公众，如《南方周末》等深度报刊对理性公众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一般消遣类都市类报刊则夺走了大量一般受众，而关键是一般受众长期也会无意识地形成上述心理，从而在对两种话语模式的报刊优劣这一点上形成理性的认识，并使受众对党报党刊的消极看法与排斥心理延伸到对党的形象与政策认识上。长此下去，都市类报刊就会夺去党报党刊的舆论领袖地位，党报党刊就会失去舆论阵地与权威性。可以说党报自己为自己培养了舆论代替者。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其次，都市类报刊在一定程度上不惜以牺牲其社会责任与美好道德为代价，去迎合消费群体的低级趣味。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广告上性药性病广告等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在报道上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的考虑，在表现形式上热衷于“黄色”话语模式，如《饭爱岛“胸诱”张卫健》，在内容上热衷于男女不正当艳情方面的新闻等，都市类报刊在社会风俗与某些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对我国舆论引导上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两种话语模式的差异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差异，如今，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党报党刊在百姓中失语，舆论龙头、舆论权威的位置已不容乐观。在观念多元化、没有信仰的今天，对一个人口众多，整体素质相对较低的国家与民族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稍不注意，整个民族或在价值观念上被引上邪路，或很容易在错误舆论之下被轻易鼓动。所以，这时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需要强有力的媒体能成为受众心悦诚服的舆论领袖。否则，舆论的暗河就会越流越强大，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打开，或自己冲破表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党报话语模式如何确保舆论主导的对策分析
真正的对策还是找到毛病后能对症下药，且不讳疾忌医。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下，尊重“内容为王”的新闻规律，并与时俱进地改变僵化的教条主义观念，改变纯粹的从“正面”、“负面”来思考的方式，不再“要么是黑，要么就是白”地来指导新闻工作，而我们过分强调正面宣传，强调批评禁区，过分强调舆论一律与一个声音说话，其结果只能是舆论在私下里的七嘴八舌。“沉默的螺旋理论”并不是真正消除了其对舆论的不一致，在很多方面是受众感到势单力薄而只有“忍气吞声”，对外则给人以新闻专制的把柄。所以，应学习一下西方把宣传与舆论倾向隐藏在新闻之中的简单技巧，应重新修正我们几十年不变的宣传模式。正如美国东亚研究所所长刘康在谈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等五家媒体欲建立能跨入世界网站的网络版时所言：“传统的传播与宣传模式就必须有一番根本的转变。这种根本转变必须是全面的，不能局限于新闻宣传本身。”改变思维模式才能改变属于技巧上的话语模式。我国传媒要迫切改变旧的宣传模式与新闻观念，观念与思维模式话语模式改变了，专业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技巧方面的话语模式的改进上，党报话语模式的改革是其表现形式的改革。要做的就是改革旧的宣传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在都市报话语模式以及网络话语模式面前处于相对劣势，党报的那种宣传话语模式已经失去了对受众的感染力，在西方媒体的话语模式面前也是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应重新修正出一套新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要既能与老百姓接轨，也要能与国际接轨。过去那种“左”的并被沿用了几十年的宣传话语模式已经不合时宜。这种话语模式在语法、语义、语气、语言上存在着上述的拒人门外的缺陷，给人的是衙门形象，而不是可亲、可信的媒体形象。而都市报话语模式就正好瞄准了这一缺陷，因而一击便中。党报在话语模式的改革上要中和都市报话语模式的两种优点：一种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其话语模式深刻实在，事实与说理并存，是一种真正关注民生国事的知识分子话语模式；一种是以都市报命名的报纸或晚报，它们的话语模式亲切、活泼、通俗、实在，形象可感可亲，喜怒形于色，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之所以党报话语模式要中和两者的优点，是因为其既要作为舆论领袖，具有权威性可信度，又要能为受众所接受，具有亲民性。否则，一旦有失偏颇，正确的舆论主导作用就会丧失。
党报要想担当起舆论主导者的大任，承担起有效的主导宣传者角色，就必须全面改变其话语模式，着力寻找鱼和熊掌兼得的途径。
参考文献：
①李希光、孙静惟著：《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
②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开明出版社，2002年。
③廖永亮著：《舆论调控学》，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④刘夏塘主编：《比较新闻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新闻出版部）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