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著名出版人、文化学者，1951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在他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中，策划出版了《情爱论》《宽容》《第三次浪潮》《随想录》《蔡志忠漫画》《金庸选集》《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中外文化、文学著作，引发广泛影响。其主编的知名杂志《读书》，被誉为中国图书界的典范，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近日，这位出版界的泰斗级人物因病去世，享年90岁。
　　●小伙计出身的文化人
　　沈昌文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親因病去世，母亲靠做佣工维持一家生计。因为不忍心母亲受苦，14岁的沈昌文从初中辍学，半工半读考上了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靠在银楼当伙计来维系学费，但最终还是断粮肄业。后来赶上人民出版社招聘，由于招聘条件对学历、专业有限制，沈昌文无奈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化身记者参加应聘，结果考上了校对员，从此开始了编辑生涯。
　　初到编辑部时，主管领导曾告诉他，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身段。这一点在沈昌文后来的为人处世中始终有所体现：“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沈昌文从不自称知识分子，也毫不避讳自己银楼伙计的出身。这反而让沈昌文深谙社会运行之道，时刻把自己放空、放低，进而海纳百川。
　　● “三无掌柜”
　　有趣的是，后来的《读书》编辑部承袭了沈昌文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辑部除沈昌文任主编之外，由三位女编辑共挑大梁。而三位女编辑在进入编辑部之前，一位是油漆工，一位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一位则是卡车司机。四个人，一半没受过系统、正规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强强的中学毕业。沈昌文笑称自己是“三无掌柜”：无能、无为、无我。“说起来大家都挺伤心，但却因此而少了点束缚，多了点跑野马的不羁之气;又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算是不幸之幸。”曾任《读书》杂志编辑的赵丽雅这样回忆当年的编辑部。
　　在这种不羁之气的助推下，1986年至1995年沈昌文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间，相继推出西方经典著作《情爱论》《宽容》《第三次浪潮》，推出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推出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同样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它主张广开言路、兼收并蓄，汇集了科学、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思想性的专栏。在他的主持下，《读书》形成了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的独特风格。
　　作家王蒙为沈昌文《阁楼人语》一书所作的序言《有无之间》特意提到了这项特质：出版人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的动机，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而这，正是沈昌文的独特魅力所在。
　　●三联扫地僧
　　1996年从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任上退休之后，沈昌文并没有闲下来。1998年，他与“三结义”的两位“义弟”陆灏、俞晓群创办了《万象》杂志，同时又先后担任多家出版机构的顾问，期间策划出版了《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吕叔湘全集》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系列图书。工作之余，他隔三差五还要跑一趟三联书店，喝杯咖啡、复印文件、翻阅新书。
　　直到2017年，每逢月末最后一个周五——三联书店传统的“《读书》服务日”——沈昌文还会背着自己的双肩包到书店晃荡一圈，满脸带笑。只有看到新书展台布置不当，他才会板起面孔，亲自摆放妥当。
　　学者江晓原记得，第一次见沈昌文，他对着在场的记者自我介绍：“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 随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这样半真半假、亦庄亦谐的介绍实在符合沈昌文的风格。但在熟读金庸的有心人听来，这句话又别有洞天——《天龙八部》中就有一位在少林寺打扫藏经阁的无名老僧，武艺高强却从不外露，有大智慧却无大架子。拿这位扫地僧自比，真是恰如其分。
　　从银楼小学徒，到出版社校对员，再到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执掌《读书》杂志，沈昌文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在《书商的旧梦》一书里，他记录了一个出版人“以文会友”办杂志，“谈情说爱”当编辑的历历往事，刻画出一个为人做嫁衣而不计劳苦的出版人的生动形象。正如沈昌文对自己的评价一样：“我这一生，就是在温和地奋斗。”
　　《也无风雨也无晴》（节选）
　　在上海天天奔来走去，发现住处不远有一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设有新闻电讯系，可以晚上上课。我想，还是设法去通讯社当报务员吧，于是立即报名应试，想提高一下收报速度，再去考通讯社。想不到这一来，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是顾执中先生，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这家学校在上海有很高的名望。可是我之所以报考，只不过想由此去做报务员。
　　于是天天准备应考，想不到考取之后，校方告诉我，新闻电讯系不办了，因为学生太少。教务处一位先生鼓励我上别的系。我一看时间表，采访系是晚上上课的，就进了这个系。从这以后，想不到由此不再去“嘀嗒嘀嗒”地敲电键，而是变成耍笔杆的了。
　　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从自己打工的商店里拖着疲乏的身躯出来，在马路上买一块点心，就去上学。如是，要到晚上九点来钟才回去。尽管辛苦，我还是很快活——因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我看到与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
　　许多老师的课，我实在爱听。例如，潘孑农先生讲电影时，一次举美国电影Golden Boy（《千金之子》）为例。剧中Joe的父亲举着Joe的手，痛苦地讲述拳击如何毁了Joe的音乐天才。这一段警句，潘老师用英文朗诵，我听了简直毕生难忘。潘先生还常找学生去做临时演员，我最愿意参加。一次是演排队挤着买黄金的群众。在拥挤不堪的人堆中奋斗了好一阵，弄得一身汗。最后电影厂赏我吃一碗阳春面回家。又如许杰教授，他在学界也可算名人了。他讲中国现代文学，我在这方面毫无基础，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爱听。这些，都吸引我这个缺“文”少“化”的穷孩子进入文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