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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为政》篇集中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此篇一共24章，大致内容从如何谋得官职、为官从政的基本守则以及怎么样学习与思考到对孝、悌等关于道德的范畴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历经千年，孔子思想依旧拥有其合理性的普适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的包涵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亦或是在现在看来极为保守性的一面。笔者便通过此篇文章大致谈谈简单的想法。
《为政篇》第一：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篇》第三：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毫无疑问，孔子所提倡的是用德行来治理国家，但却不能一概而论。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老百姓衣食都出无法保证的话，而只是一味的讲道德，那便只能是天方夜谭，相反，如果这时候用法制来约束的话会国家才得以有保证。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孔子的意思，将这句话放到一定的语境中，或者给予一定的社会条件，这样的德政举措才有可能实现，而不是一味的只依靠“德”。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作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第四章“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中，细谈到“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压的时候反而社会稳定，当路易十六打算进行改革时，反而立刻丧失了自己政权，况且，从国家起源上来说，政府本属于剥削机构，世间有政府的地方都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与自由，所以单纯的依靠孔子所说的以德治国是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的。
此外，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里说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样无疑是鼓励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德政，从现代生态环境学的意义上出发，孟子的思想确实值得提倡。但若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看却不尽然，事实上，大部分的君王并不是以此而掌握并且巩固政权的。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明洪武皇帝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可以看到，这些最高权利拥有者无一不是通过高压政策加强管理的，从侧面佐证孔子的那一套为政以德思想并不能成为君主单一的“外王”手段。
《为政篇》第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经》在孔子看来是最为雅正的东西，朱熹在《朱子集注》上也批示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唯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可以看到朱熹认为《诗经》是“思无邪”的，可以规范改正自己有邪即不正的思想，给予《诗经》很高的地位。但是，让人不解的是，恰巧是“思无邪”确反映出了孔子思想上的矛盾性，在《诗经》中存在很多篇章，其讽刺性非常强烈，完全是违背他本人纯正思想的。如，《大雅·板》，这首诗根据《毛诗序》记载，是“凡伯刺厉王之作”。大致记载西周从夷王开始便衰落不振，厉王执政又朝纲大坏，民不堪命，具体内容如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
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孔子推行仁政，却也不排斥讽刺性批判，又进一步主张“思无邪”让人很是费解。此外，孔子在评《诗经》时，排斥了其他节奏感较快的作品，认为这些更能引发人的欲望，不利于仁德的道德教化，这样的轻视民间文艺，也是后世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为低贱之作的根源，无疑是孔子思想的局限之处。
《为政篇》第二十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众所周知，孔子一直主张恢复周礼，在此篇中更是指出继承周朝而当政的人，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朱子集注》对于“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是这样描述的“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实际上，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文化惯有的氏族制度保守性所决定的。如上朱子所言，周礼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历史总是在不停的前进中，不能一味缅怀过去，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这样的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时，当我们封闭状态的“天朝大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立即不堪一击，顷刻坍圮，变革的思潮迫在眉睫。
在张周志所著《全球化视域的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会通》的第八章“传统道德理性与现代制度理性思维的融通”中提到了近代以破产终结的戊戌变法和其变革的“中体西用”思维方式。“中体西用”最早于1861年，由冯桂芬这样表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是明显“中体西用”这样的变革思想是“势变而道不变”。继而张周志谈到“事实上，用自己不变的模式，去学人家先进的有用的东西，必然是酱缸泡菜原味必变。”所以，我们不仅要变，而且要变的彻底。对于现今中国社会而言，需要法制对其进行约束，西方近代的公平民主自由思潮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新加坡典型的成功模式—“新马模式”就将儒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给陈旧的儒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3月
[2]张周志《全球化视域的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会通》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2月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2012年9月
《为政篇》第一：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篇》第三：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毫无疑问，孔子所提倡的是用德行来治理国家，但却不能一概而论。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老百姓衣食都出无法保证的话，而只是一味的讲道德，那便只能是天方夜谭，相反，如果这时候用法制来约束的话会国家才得以有保证。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孔子的意思，将这句话放到一定的语境中，或者给予一定的社会条件，这样的德政举措才有可能实现，而不是一味的只依靠“德”。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作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第四章“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中，细谈到“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压的时候反而社会稳定，当路易十六打算进行改革时，反而立刻丧失了自己政权，况且，从国家起源上来说，政府本属于剥削机构，世间有政府的地方都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与自由，所以单纯的依靠孔子所说的以德治国是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的。
此外，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里说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样无疑是鼓励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德政，从现代生态环境学的意义上出发，孟子的思想确实值得提倡。但若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看却不尽然，事实上，大部分的君王并不是以此而掌握并且巩固政权的。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明洪武皇帝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可以看到，这些最高权利拥有者无一不是通过高压政策加强管理的，从侧面佐证孔子的那一套为政以德思想并不能成为君主单一的“外王”手段。
《为政篇》第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经》在孔子看来是最为雅正的东西，朱熹在《朱子集注》上也批示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唯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可以看到朱熹认为《诗经》是“思无邪”的，可以规范改正自己有邪即不正的思想，给予《诗经》很高的地位。但是，让人不解的是，恰巧是“思无邪”确反映出了孔子思想上的矛盾性，在《诗经》中存在很多篇章，其讽刺性非常强烈，完全是违背他本人纯正思想的。如，《大雅·板》，这首诗根据《毛诗序》记载，是“凡伯刺厉王之作”。大致记载西周从夷王开始便衰落不振，厉王执政又朝纲大坏，民不堪命，具体内容如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
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孔子推行仁政，却也不排斥讽刺性批判，又进一步主张“思无邪”让人很是费解。此外，孔子在评《诗经》时，排斥了其他节奏感较快的作品，认为这些更能引发人的欲望，不利于仁德的道德教化，这样的轻视民间文艺，也是后世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为低贱之作的根源，无疑是孔子思想的局限之处。
《为政篇》第二十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众所周知，孔子一直主张恢复周礼，在此篇中更是指出继承周朝而当政的人，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朱子集注》对于“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是这样描述的“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实际上，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文化惯有的氏族制度保守性所决定的。如上朱子所言，周礼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历史总是在不停的前进中，不能一味缅怀过去，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这样的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时，当我们封闭状态的“天朝大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立即不堪一击，顷刻坍圮，变革的思潮迫在眉睫。
在张周志所著《全球化视域的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会通》的第八章“传统道德理性与现代制度理性思维的融通”中提到了近代以破产终结的戊戌变法和其变革的“中体西用”思维方式。“中体西用”最早于1861年，由冯桂芬这样表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是明显“中体西用”这样的变革思想是“势变而道不变”。继而张周志谈到“事实上，用自己不变的模式，去学人家先进的有用的东西，必然是酱缸泡菜原味必变。”所以，我们不仅要变，而且要变的彻底。对于现今中国社会而言，需要法制对其进行约束，西方近代的公平民主自由思潮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新加坡典型的成功模式—“新马模式”就将儒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给陈旧的儒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3月
[2]张周志《全球化视域的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会通》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2月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