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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今天在座的，没少看杨学进老师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台前幕后帮了很多忙，但基本上都是观众。上海老歌音乐会，我们做了两年了，不同形态和不同方向都做过一些尝试。召开上海老歌专题研讨会，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做些回顾、总结、检讨和展望。我从事上海老歌的整理、研究、传播已经整整20年了。为了让很多尘封多年的上海老歌重见天日，我花费很长的时间，钻到中国唱片公司的仓库里，从上万首歌曲中仔细挑选，再对选出的作品进行词曲作者的考证，搜集作者和演唱者的资料，撰写歌曲的分析。为了让这套合集既有历史文化价值，也有学术意义，我还采访当事人的家属，在图书馆里研究各种史料。我尽量把上海老歌的演唱建立在近现代音乐史料的基础上，并在主持过程中，将这些丰富的素材爆料给观众。
杨学进（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我真的是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帮助我们把20多场上海老歌音乐会开成，帮助我们出上海老歌CD，还包括出版《上海老歌精选》这本书。9年前，我在德国开完音乐会，接着去上海大学开。钱伟长校长要亲自给我颁特聘教授的证书，因为钱老身体的原因，就安排了我到钱教授的家里。钱老提出，要打破三堵墙，要打破学科之间的一堵墙，要打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墙，打破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我们一口气在上海、广东、台北等地举办近20多场上海老歌音乐会，录制了《爱侬上海——上海老歌》CD，发表了上海老歌演唱研究系列论文，编撰了《上海老歌精选》专业声乐教材，都是在打破墙的情形下做出来的，都是协同创新的成果。这个研讨会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力量。上海老歌和上海老建筑一样，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它就像是流动的老上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枝与叶，每一首老歌都是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一道车辙，是东方大都会永恒的声音形象，值得我们典藏与传唱。大多数上海老歌歌唱的是人性，表现的是真情。
褚保杰（上海轻音乐团团长）：上海轻音乐团是伴随着杨学进老师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个团队。3年前，我刚刚调到上海轻音乐团，对乐团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我第一次和王勇博士还有资深记者杨建国一起讨论“上海老歌”这个选题时，我对上海老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一些很简单的曲目。等真的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发现上海老歌真是浩瀚如海，几百首曲目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出来。有很多的歌，被港台歌手唱出来，我们才知道这首曲目是我们上海的。我们到广州召开上海老歌音乐会，他们说，广州的流行音乐有3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出现了很多明星，很多名歌。然而，上海的流行音乐却有8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唱上海老歌，其实是在补课。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加拿大的华人歌手都唱过上海老歌，而上海反而没有专业的歌唱家、歌手来演唱这些歌，出现了断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损失，我们要把这一课补起来。在两年时间里，上海轻音乐团和杨学进教授合作，已经演了10多场上海老歌。从受众来看，学生、白领、中老年观众都有。一场上海老歌音乐会，两年可以演十几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是做音乐剧，也不是做贝多芬交响曲，目前在上海两年里演十几场贝多芬交响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上海老歌音乐会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做下来，做出了影响，做出了成绩，还走出了上海，走向广州，走向台湾，走向国外。杨学进教授又主编了《上海老歌精选》，将上海老歌的演唱提高到了学术的层面。我们感觉，上海老歌音乐会质量真是“步步高”，上海老歌在上海文艺界的地位无形当中提升了。尽管我们没有做上海老歌大型商业演出，一上来就演个几十场的，但是我们和杨学进教授密切合作，陆续在各个层面、各个观众群中推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算我们对海派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屠巴海（上海轻音乐团指挥）：非常荣幸，我担当了杨学进上海老歌演唱会的指挥。其实，我已经十几年不指挥了。我做的事情比较杂，有一段时间做音乐监制，有一段时间做演奏，东搞西搞的。褚保杰让我来做杨学进上海老歌的指挥，我也不想这么快老下去，正好也可以恢复一下指挥的技艺。杨学进唱上海老歌，分了好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录制 CD，录得非常好，非常专业。第二阶段是做演唱会。杨学进上海老歌音乐会的演出形式非常多样，有的规模还很大，反映也很好，报上也经常表扬。第三阶段是做钢琴伴奏的教材，这种形式是很好的。
有人说上海老歌都是靡靡之音，这是不对的。上海老歌的曲目远比想象的丰富，其中有很多艺术性的歌曲，也有很多很有正能量的、表现民族气节的歌曲。比如聂耳创作的两首歌《梅娘曲》和《铁蹄下的歌女》。还有像贺绿汀院长创作的《天涯歌女》，其中有很多传统的音乐元素。某些港台歌手唱《天涯歌女》，唱得特别夸张，其实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那么低级，也没那么直露。现在一些人听了他们的演唱会对上海老歌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些写上海老歌的作曲家，培养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替邓丽君写歌。他们写出来的歌曲，感情细腻，旋律性很强，经邓丽君一唱，风靡整个华语地区。今天我们唱上海老歌，就是要把歌曲中的人性唱出来，把真善美唱出来。这也是我们今后歌曲整理、创作、演唱、演奏、传播的方向。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创作、演唱新歌曲，新歌曲一定要非常的人性化，唱到观众的心里去。
今天我们唱上海老歌，传播海派文化，还展现了新上海人的风貌。其实，我是四川人，5岁不到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已经生活了60多年了。我还是觉得我祖宗不是上海人，自己是一个新上海人。今天的上海人，不就是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吗？浙江人、江苏人、四川人，来到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又到世界各地去开拓，成为一个世界人。这很好。上海是东西文化聚集的地方，也不排挤人。你们大可放心，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找到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地方，那你就可以说：我是上海人，我在为上海的文化作贡献。上海的城市就有这样的气派，杨学进老师不断推广上海老歌，提倡新上海人的精神。她教学很忙，但是她的劲头十足，她的演唱，气息的运用越来越纯熟，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歌曲处理得也很到位，带有叙述性的歌曲也演唱得非常好。作为指挥，我很开心。
杨霖希（浙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我是《上海老歌精选》的钢琴编配者，作为80后，对怀旧老歌的感情没有父辈那么深，但是自从开始编配上海老歌，反复聆听各种翻唱的版本，慢慢发现原来这些歌曲，并不是人们以前定义的靡靡之音，它既有记录人们喜怒哀乐的民歌小调，也有唤起民众抗战的激昂旋律，更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抒情吟唱，是一笔可以让当今人们共同分享的“文化遗产”。作为编配者，我运用新颖的和声、时尚的织体尽量让老歌贴近现代人的口味，同时又保留它当年的风韵与摩登。
唐吟（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作为《上海老歌精选》的责任编辑，我和三位杨老师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们严谨认真的态度也让我非常感动——杨赛老师在文稿上反复修订，杨霖希老师经常晚上也在不停地修改，杨学进老师就更不用说了。这支团队是高效的，是富有凝聚力的，都是热爱上海老歌、热爱上海文化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一批优秀流行歌曲词曲作家，后来又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杨学进老师主编的这本教材，一共收录了35首歌曲，钢琴编配都是新写的，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这本书配了两张光盘，一张是杨学进老师自己演唱的示范盘，还有一张是伴奏盘，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文谱图音俱全的上海老歌教材，为上海老歌作为声乐教学学科走入高校、走进课堂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用于日常的教学实践，开设相关课程，相信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胡雪桦（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我是做电影、戏剧导演的。音乐在电影中非常重要。音乐给电影提供了血液，而电影歌曲实际上是血液当中最重要的原素。中国电影的起源地在上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很多明星，也出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即使电影情节被人们淡忘了，但是歌曲还是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流传在人民的嘴边上。中国歌曲与中国文化是一个大题目，对我们今天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电影工作、音乐工作的人来讲，也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歌曲创作，实际上是很落后的，跟国外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怎样改变这个面貌，需要专家们来研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我们本身的文化更加关注。歌曲是唱给人听的，一定要和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系，这样的歌曲才有生命力。
我刚刚看了《上海老歌精选》这本书，我觉得杨老师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么多歌，每一首后面都有解释，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歌唱得好，真正的歌唱不是单纯的唱，而是唱的人用音乐在讲故事。有了这本书之后，今后要去宣传，或者学生们共同参与，包括对唱法的研究，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式。我们去研究，和别人一起研究把这个作为一个学科来发展。
文革刚刚结束，我那时还很小，突然我爸拿了一个卡带，拎着一台三洋录音机，关好门窗，我们一起听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当时觉得这是天籁之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何日君再来》就是一首上海老歌。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承载了很多上海当时的文化。什么是上海？就是上善若水，海纳百川，前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上海。什么是上善若水，就是包容。海纳百川是一种开阔的心态，可以进行一个重新的创造，要开拓，开拓了之后才可能海纳百川，是一个再创作。杨老师是云南的，是彝族人，她问我能不能唱上海老歌，当时我说，你肯定是能唱的。你不是唱周璇唱的上海老歌，而是杨学进唱的上海老歌。上海文化的根基就是现代文化，和北京不一样。北京是传统文化、京城文化，两者不是一个语系。上海的艺术，骨子里就是现代文化。七八十年过去了，这些歌依然还有力量。好的艺术作品，是有灵魂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几天就过去了。就像中国的电影市场一样，现在中国电影票房很厉害，但是真正的好电影不多，这些电影基本上留不下来的。
我觉得，上海老歌对今天在座的声乐专业的孩子们，就是一个机遇。让他们可以既学唱民族歌曲，也学唱上海老歌，艺多不压身，多学一点总是好的。特别是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混搭的。黄豆豆练功从来不和他团里的人练，他和跳芭蕾的人一起练。他努力学芭蕾，但是他演出的还是民族舞蹈。唱上海老歌，对青年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既传承了海派文化，也丰富了民族唱法。上海老歌中除了流行元素，还有很多布鲁斯，很多爵士。
我有一个想法，把上海老歌做成音乐剧。这需要有一个人来统，有一个像音乐总监一样的人，把所有的好歌都选出来。上海老歌里面悲欢离合都有，设置相应的人物、情节和场景，把歌和剧都贯穿起来。比如说《夜来香》，李香兰的人生曲折而精彩，她最后被判了汉奸罪。她说她不是汉奸，她是一个日本人，在沈阳长大，因为她是日本人，最后被宣布无罪释放。就在她乘船离开上海港的时候，响起一首歌就是她唱的《夜来香》，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还有一首歌叫《再见上海》，这是一个很好的戏剧情景。上海要系统整理这些素材，创造出新的音乐剧。李香兰刚刚过世，吴茵茵也走了，只剩下一个姚丽了。这项工作要抓紧做。
柴建珊（音乐会大屏幕导演）：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海老歌，接受上海老歌，我们在音乐会中加入了大屏幕，配合演唱和演奏，播放一些老电影片段和旧上海风景。我们还在音乐会舞台上布置了一些小的实景，添加了一些小道具，如桌子、沙发、留声机等，效果很不错。
赵翎雅（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硕士研究生）：我非常喜欢在上海老歌中运用一些新唱法。最早的民歌是偏向于单声道的，后来加入了美声的混声，最早也是新的尝试，现在是主流了。我觉得如果上海老歌另外一种唱法加入进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非常愿意去学习。
但上海老歌有根深蒂固的一种音调，有一种特别的旋律感，有一些小味道，我们学生拿捏起来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民族唱法要求腔体共鸣很正统，很难唱出上海老歌那种特别的味道来。上海老歌音高并不是很高，大多数是浅吟低唱，越是这样，越难以把握。
王伟栋（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本科生）：我是上海人，但我过去听的大多数都是港台歌曲，真正接触上海老歌，还是从杨学进老师的演唱开始。我曾经在《文汇报》上读到杨学进老师写的《我和“上海老歌”背后的故事》。杨老师提到，在一个初冬的夜晚听到一首《恨不相逢未嫁时》，开始爱上了上海老歌。这一点和我不约而同。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快要走进婚礼殿堂的人，给她过去的故事写的一封告别的信，不一定要娇柔做作地去唱。
有一点小幸运，杨老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开上海老歌专场音乐会，请我当嘉宾。我有机会和杨老师同台演唱《花好月圆》。我是学民族唱法的，平时几乎没有唱过上海老歌，心里有点犯虚，临近上台时手还在抖，韵律都掌握不到，最后老师不断跟我讲《花好月圆》的感觉，要我一定要紧紧抓住第一句歌词。
杨学进（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我真的是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帮助我们把20多场上海老歌音乐会开成，帮助我们出上海老歌CD，还包括出版《上海老歌精选》这本书。9年前，我在德国开完音乐会，接着去上海大学开。钱伟长校长要亲自给我颁特聘教授的证书，因为钱老身体的原因，就安排了我到钱教授的家里。钱老提出，要打破三堵墙，要打破学科之间的一堵墙，要打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墙，打破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我们一口气在上海、广东、台北等地举办近20多场上海老歌音乐会，录制了《爱侬上海——上海老歌》CD，发表了上海老歌演唱研究系列论文，编撰了《上海老歌精选》专业声乐教材，都是在打破墙的情形下做出来的，都是协同创新的成果。这个研讨会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力量。上海老歌和上海老建筑一样，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它就像是流动的老上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枝与叶，每一首老歌都是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一道车辙，是东方大都会永恒的声音形象，值得我们典藏与传唱。大多数上海老歌歌唱的是人性，表现的是真情。
褚保杰（上海轻音乐团团长）：上海轻音乐团是伴随着杨学进老师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个团队。3年前，我刚刚调到上海轻音乐团，对乐团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我第一次和王勇博士还有资深记者杨建国一起讨论“上海老歌”这个选题时，我对上海老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一些很简单的曲目。等真的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发现上海老歌真是浩瀚如海，几百首曲目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出来。有很多的歌，被港台歌手唱出来，我们才知道这首曲目是我们上海的。我们到广州召开上海老歌音乐会，他们说，广州的流行音乐有3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出现了很多明星，很多名歌。然而，上海的流行音乐却有8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唱上海老歌，其实是在补课。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加拿大的华人歌手都唱过上海老歌，而上海反而没有专业的歌唱家、歌手来演唱这些歌，出现了断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损失，我们要把这一课补起来。在两年时间里，上海轻音乐团和杨学进教授合作，已经演了10多场上海老歌。从受众来看，学生、白领、中老年观众都有。一场上海老歌音乐会，两年可以演十几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是做音乐剧，也不是做贝多芬交响曲，目前在上海两年里演十几场贝多芬交响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上海老歌音乐会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做下来，做出了影响，做出了成绩，还走出了上海，走向广州，走向台湾，走向国外。杨学进教授又主编了《上海老歌精选》，将上海老歌的演唱提高到了学术的层面。我们感觉，上海老歌音乐会质量真是“步步高”，上海老歌在上海文艺界的地位无形当中提升了。尽管我们没有做上海老歌大型商业演出，一上来就演个几十场的，但是我们和杨学进教授密切合作，陆续在各个层面、各个观众群中推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算我们对海派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屠巴海（上海轻音乐团指挥）：非常荣幸，我担当了杨学进上海老歌演唱会的指挥。其实，我已经十几年不指挥了。我做的事情比较杂，有一段时间做音乐监制，有一段时间做演奏，东搞西搞的。褚保杰让我来做杨学进上海老歌的指挥，我也不想这么快老下去，正好也可以恢复一下指挥的技艺。杨学进唱上海老歌，分了好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录制 CD，录得非常好，非常专业。第二阶段是做演唱会。杨学进上海老歌音乐会的演出形式非常多样，有的规模还很大，反映也很好，报上也经常表扬。第三阶段是做钢琴伴奏的教材，这种形式是很好的。
有人说上海老歌都是靡靡之音，这是不对的。上海老歌的曲目远比想象的丰富，其中有很多艺术性的歌曲，也有很多很有正能量的、表现民族气节的歌曲。比如聂耳创作的两首歌《梅娘曲》和《铁蹄下的歌女》。还有像贺绿汀院长创作的《天涯歌女》，其中有很多传统的音乐元素。某些港台歌手唱《天涯歌女》，唱得特别夸张，其实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那么低级，也没那么直露。现在一些人听了他们的演唱会对上海老歌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些写上海老歌的作曲家，培养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替邓丽君写歌。他们写出来的歌曲，感情细腻，旋律性很强，经邓丽君一唱，风靡整个华语地区。今天我们唱上海老歌，就是要把歌曲中的人性唱出来，把真善美唱出来。这也是我们今后歌曲整理、创作、演唱、演奏、传播的方向。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创作、演唱新歌曲，新歌曲一定要非常的人性化，唱到观众的心里去。
今天我们唱上海老歌，传播海派文化，还展现了新上海人的风貌。其实，我是四川人，5岁不到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已经生活了60多年了。我还是觉得我祖宗不是上海人，自己是一个新上海人。今天的上海人，不就是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吗？浙江人、江苏人、四川人，来到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又到世界各地去开拓，成为一个世界人。这很好。上海是东西文化聚集的地方，也不排挤人。你们大可放心，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找到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地方，那你就可以说：我是上海人，我在为上海的文化作贡献。上海的城市就有这样的气派，杨学进老师不断推广上海老歌，提倡新上海人的精神。她教学很忙，但是她的劲头十足，她的演唱，气息的运用越来越纯熟，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歌曲处理得也很到位，带有叙述性的歌曲也演唱得非常好。作为指挥，我很开心。
杨霖希（浙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我是《上海老歌精选》的钢琴编配者，作为80后，对怀旧老歌的感情没有父辈那么深，但是自从开始编配上海老歌，反复聆听各种翻唱的版本，慢慢发现原来这些歌曲，并不是人们以前定义的靡靡之音，它既有记录人们喜怒哀乐的民歌小调，也有唤起民众抗战的激昂旋律，更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抒情吟唱，是一笔可以让当今人们共同分享的“文化遗产”。作为编配者，我运用新颖的和声、时尚的织体尽量让老歌贴近现代人的口味，同时又保留它当年的风韵与摩登。
唐吟（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作为《上海老歌精选》的责任编辑，我和三位杨老师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们严谨认真的态度也让我非常感动——杨赛老师在文稿上反复修订，杨霖希老师经常晚上也在不停地修改，杨学进老师就更不用说了。这支团队是高效的，是富有凝聚力的，都是热爱上海老歌、热爱上海文化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一批优秀流行歌曲词曲作家，后来又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杨学进老师主编的这本教材，一共收录了35首歌曲，钢琴编配都是新写的，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这本书配了两张光盘，一张是杨学进老师自己演唱的示范盘，还有一张是伴奏盘，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文谱图音俱全的上海老歌教材，为上海老歌作为声乐教学学科走入高校、走进课堂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用于日常的教学实践，开设相关课程，相信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胡雪桦（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我是做电影、戏剧导演的。音乐在电影中非常重要。音乐给电影提供了血液，而电影歌曲实际上是血液当中最重要的原素。中国电影的起源地在上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很多明星，也出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即使电影情节被人们淡忘了，但是歌曲还是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流传在人民的嘴边上。中国歌曲与中国文化是一个大题目，对我们今天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电影工作、音乐工作的人来讲，也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歌曲创作，实际上是很落后的，跟国外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怎样改变这个面貌，需要专家们来研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我们本身的文化更加关注。歌曲是唱给人听的，一定要和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系，这样的歌曲才有生命力。
我刚刚看了《上海老歌精选》这本书，我觉得杨老师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么多歌，每一首后面都有解释，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歌唱得好，真正的歌唱不是单纯的唱，而是唱的人用音乐在讲故事。有了这本书之后，今后要去宣传，或者学生们共同参与，包括对唱法的研究，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式。我们去研究，和别人一起研究把这个作为一个学科来发展。
文革刚刚结束，我那时还很小，突然我爸拿了一个卡带，拎着一台三洋录音机，关好门窗，我们一起听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当时觉得这是天籁之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何日君再来》就是一首上海老歌。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承载了很多上海当时的文化。什么是上海？就是上善若水，海纳百川，前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上海。什么是上善若水，就是包容。海纳百川是一种开阔的心态，可以进行一个重新的创造，要开拓，开拓了之后才可能海纳百川，是一个再创作。杨老师是云南的，是彝族人，她问我能不能唱上海老歌，当时我说，你肯定是能唱的。你不是唱周璇唱的上海老歌，而是杨学进唱的上海老歌。上海文化的根基就是现代文化，和北京不一样。北京是传统文化、京城文化，两者不是一个语系。上海的艺术，骨子里就是现代文化。七八十年过去了，这些歌依然还有力量。好的艺术作品，是有灵魂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几天就过去了。就像中国的电影市场一样，现在中国电影票房很厉害，但是真正的好电影不多，这些电影基本上留不下来的。
我觉得，上海老歌对今天在座的声乐专业的孩子们，就是一个机遇。让他们可以既学唱民族歌曲，也学唱上海老歌，艺多不压身，多学一点总是好的。特别是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混搭的。黄豆豆练功从来不和他团里的人练，他和跳芭蕾的人一起练。他努力学芭蕾，但是他演出的还是民族舞蹈。唱上海老歌，对青年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既传承了海派文化，也丰富了民族唱法。上海老歌中除了流行元素，还有很多布鲁斯，很多爵士。
我有一个想法，把上海老歌做成音乐剧。这需要有一个人来统，有一个像音乐总监一样的人，把所有的好歌都选出来。上海老歌里面悲欢离合都有，设置相应的人物、情节和场景，把歌和剧都贯穿起来。比如说《夜来香》，李香兰的人生曲折而精彩，她最后被判了汉奸罪。她说她不是汉奸，她是一个日本人，在沈阳长大，因为她是日本人，最后被宣布无罪释放。就在她乘船离开上海港的时候，响起一首歌就是她唱的《夜来香》，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还有一首歌叫《再见上海》，这是一个很好的戏剧情景。上海要系统整理这些素材，创造出新的音乐剧。李香兰刚刚过世，吴茵茵也走了，只剩下一个姚丽了。这项工作要抓紧做。
柴建珊（音乐会大屏幕导演）：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海老歌，接受上海老歌，我们在音乐会中加入了大屏幕，配合演唱和演奏，播放一些老电影片段和旧上海风景。我们还在音乐会舞台上布置了一些小的实景，添加了一些小道具，如桌子、沙发、留声机等，效果很不错。
赵翎雅（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硕士研究生）：我非常喜欢在上海老歌中运用一些新唱法。最早的民歌是偏向于单声道的，后来加入了美声的混声，最早也是新的尝试，现在是主流了。我觉得如果上海老歌另外一种唱法加入进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非常愿意去学习。
但上海老歌有根深蒂固的一种音调，有一种特别的旋律感，有一些小味道，我们学生拿捏起来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民族唱法要求腔体共鸣很正统，很难唱出上海老歌那种特别的味道来。上海老歌音高并不是很高，大多数是浅吟低唱，越是这样，越难以把握。
王伟栋（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本科生）：我是上海人，但我过去听的大多数都是港台歌曲，真正接触上海老歌，还是从杨学进老师的演唱开始。我曾经在《文汇报》上读到杨学进老师写的《我和“上海老歌”背后的故事》。杨老师提到，在一个初冬的夜晚听到一首《恨不相逢未嫁时》，开始爱上了上海老歌。这一点和我不约而同。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快要走进婚礼殿堂的人，给她过去的故事写的一封告别的信，不一定要娇柔做作地去唱。
有一点小幸运，杨老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开上海老歌专场音乐会，请我当嘉宾。我有机会和杨老师同台演唱《花好月圆》。我是学民族唱法的，平时几乎没有唱过上海老歌，心里有点犯虚，临近上台时手还在抖，韵律都掌握不到，最后老师不断跟我讲《花好月圆》的感觉，要我一定要紧紧抓住第一句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