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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在她的《第一性》里说道:“妇女在大踏步前进。她们抛掉了第二性的地位，这是几千年前农耕时代确立时为她们铸就的角色。她们的水平——以及领导地位——将得到提高。她们正在企业、教育、专业、政府和民间团体中获得有影响的职位。她们在某些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她们是第一性。她们也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的性愿望，重新界定浪漫和家庭生活。当代妇女像冰川一样缓慢地切割出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景象，建造一个新世界。”[1]这就是我国孟悦、戴锦华等所说的妇女已“浮出历史地表”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女性形象应运而生。《作女》是张抗抗继《情爱画廊》后推出的又一部以现代都市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自2002年5月出版以来，小说一直近乎“洛阳纸贵”的热卖。仅就小说标题而言，作家创造出“作（zuō）女”这个词来概括一类女性形象，别出心裁，吸引了不少读者好奇的目光。伴随着大众阅读的“热潮”，以及众多媒体对“作女”现象的关注，《作女》便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我们的批评视线。由《北极光》到《情爱画廊》，再到《作女》，几部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张抗抗对男女两性理想境界的文化想象，但不同的是：《作女》超越了狭隘的人道主义立场，不再陶醉于情爱“乌托邦”之中，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到物欲时代女性自我价值的追寻及实现，并由此畅想人类自由灵魂的可能。
与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相比，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显得缓慢而畸形。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五四”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新思想的熏陶和启迪，当时的知识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由于长期封建伦理的侵淫沦为“第二性”的真实处境。在个性解放的大背景下，以丁玲、苏青为代表的知识女性开始用笔宣告自身性别权利的独特存在。遗憾的是，由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文化传统惯性，加上中国缺乏女权主义背景，独立的女性性别特质难以从国家、民族、社会、阶级和人伦宗族中剥离出来而独立呈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更多停留在口号、激情层面，但终究掀开了中国女性解放第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在男女平等的一统旗帜下，女性的解放却以性别差异的铲除为代价。直到新时期后，以张洁、王安忆为代表的女作家才开始表达出独特的女性立场。由于八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她们的话语不由自主地汇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文学思潮中。直到九十年代，妇女解放的问题才终于从人的解放中剥离出来，但由于历史传统观念的积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思想己然沉淀部分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妇女解放问题并未获得彻底解放，这使中国的女性解放道路任重而道远。
张抗抗作为始终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从《北极光》《隐形伴侣》到《情爱画廊》，她始终在思考女性自我完善及解放的道路。《作女》便是她奉献给21世纪女性的最佳指南。“作”字念平声，来自于北京、东北、上海、苏杭一带对那些不安分守己、不自量力、任性而天生爱折腾的女人的形容。在方言中，可以肯定不是褒义词，但贬义又有些含混。张抗抗表明，自己就是要通过《作女》为“作”正名：“进入21世纪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女性的境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许多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安于以往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对生活不再是被动无奈地承受，而是主动地出击和挑衅，她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精神享受，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直到头破血流、筋疲力尽……我把这样的女人誉为‘作女’”。[2]按张抗抗说法，所谓“作女”，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的一群城市女性，她们是传统女性的对立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秩序的反叛者，她们的经济、个性、情感都十分独立，充满挑战生活的勇气，不断尝试肉体与精神的冒险。更为广义的“作女”没有年龄、职业、阶层、教育程度的限制，她们是传统社会的“搅局者”。
张抗抗曾这样解释卓尔形象：“在我看来，如今作女的横空出世，是女性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泄、自我拯救的别样方式；是现代女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能力的检测与发问，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我在卓尔身上给予了我的女性理想，我希望中国女性能够更具独立意识，有一种阳光心态、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界对我们的伤害，假如真实的生活到处都是卓尔这样的女人，我也就不需要写这部小说了。”她就是“想写出一种中国本土自然的逐渐产生的自由诉求，写出当代女性自我解放这棵幼苗，究竟是怎么生长起来的”。[3]
《作女》对女性问题思考的起点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否定和颠覆上。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一直将女性视为“他者”，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如当代社会各种形式的大型选美活动昭示着，女性的外貌和身体受到越来越苛刻的审视。通俗文化中最著名的偶像——芭比娃娃，就充分代表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天使般的甜美的脸蛋，超级苗条、胸脯高耸的魔鬼身材。芭比娃娃的流行，导致成千上万的健康女性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有缺陷的，“种种迹象随处可见：从潜藏致命因素的整容手术和药物到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的节食、卷发、烫发和增氧健身运动，妇女们试图控制她们那不听话的肉身”。“利润丰厚的化妆品、减肥和时装工业助长了这个美的深化中关于女性身体的种种动人理念，而这些观念却反过来在女性身上起着不良作用，成了一条由对自我的憎恶、对身体的过度关注、对老龄的恐惧、对失控的忧虑组成的黑色脉络。”[4]传媒和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性感的女性形象，诱导女性为“悦己者”——男人，不断地规划自己的身体。
《作女》借陶桃与卓尔的对立颠覆了男性对女性身体及容貌的规划。陶桃代表着男性自古以来对女性的想象：身材修长、容貌秀丽、胸脯丰满，同时含蓄温柔、优雅贤惠、有着含而不露的欲望和魅力、能干顺从、可以成为淑女的典范。她上班办事，经过书店或是书摊，凡是有关美容、服装的时尚类杂志，一律统统买下毫不犹豫。“按照陶桃的理论，一个现代女性，首先要学会对自己的身体投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变为“身体是女人的本钱”。陶桃认为女人用挣得的钱回归自己的身体，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那姣好的容貌和身体，才能把丽人的最终归宿安置得妥妥帖帖”。[5]陶桃的最后一句话道破天机：对身体及容貌的修饰，是为了寻求一个完美的“最终归宿”。
在卓尔的设置中，张抗抗则颠覆了男性对女性的想象。她不再把她的女主人公设置成光艳照人、惊心动魄。卓尔短发、健康、精力充沛，有小小的乳房，像个男孩。她的平凡样貌、男孩气质，是对文学和极力将女性定位于性感尤物的企图的有力反驳。同时卓尔亦不屑于孜孜以求于自己的容貌，她的自信来自于自身的智慧、才情、丰富的内心世界及独立意识。卓尔从来不将自己的幸福托寄于男性身上。男人，或者仅是解决单身生活的合适伴侣，或者是创造事业的伙伴，或者是心灵相通的灵魂之友，他们是生活的一部分，却从来不是卓尔生活的目标和动力。卓尔总是与男性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却始终保持自己的完整和独立，她也会化妆打扮，但却不是为了男人，只为自己高兴。
此外，“作女”们始终对男权社会抱着警惕和抗拒之心，一切与男权话语中心相关的事物都成为她们颠覆的对象。卓尔是她们的典型代表。对于传统之于女性的种种规范，诸如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应该从一而终、努力成为贤妻良母的准则，她都嗤之以鼻，自由地行走在自己的意志中，甚至连跳舞，卓乐亦习惯于自己主导舞步，不愿跟随男性的步伐。她独立自主，对于女性依附男性的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酒店为一张“叫你如何花光男人的钱”的海报大动干戈；在为“天琛”所做的广告策划中，卓尔更是直奔主题，以响亮的口号“我是我自己”桀骜不驯地宣告自己的独特个性。
性爱是《作女》思考的另一主题。在谈到为什么选择以女性的审美观来写“性”时，张抗抗指出：“纵观历史，男性本位的文化为女人创造出两种文化境遇：一种是被‘包裹’——身体的包裹：如束胸、缠足、贞节带、非洲的阴部缝合术，还有行为规范和心理情感的严密约束，等等，全方位展示了男性将女性之‘性’作为私有财产的占有欲。另一种是被‘剥离’——女性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外衣被男权之手一层一层剥离，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赤裸裸的身体。”而“包裹”和“剥离”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用，“包裹”是为了把女人塑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商品以供出售，而“剥离”则是为了尽情享受这一商品的价值。在这种深厚的男权文化积淀下，我们何从奢望男性文学能够自脱窠臼——他们乐此不疲地用文学包裹女性再剥离女性，创造属于男性的“性文学”然后供男性欣赏享用。在这些作品中，男性是一切性爱活动的主宰和中心，爱情成为被男性之“性”噬朽了的空壳、一座被架空的云中楼阁”。[6]传统的性爱文本中，男性总是把握着性关系的操纵权，而“作女”们则以自我为主，她们从不刻意禁欲，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伙伴，但又绝不放纵自我沉湎肉体；卓尔在性方面上就是这样“作”着。小说开篇，卓尔便在策划典型的“性骚扰”场景中隆重登场，不同的是被骚扰的对象是男性。因为身体需要，卓尔定期找老吴做“理疗活动”，老吴于她，只是相对较为固定的性伙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深山，卓尔惊世骇俗地喊出“我要你”，颠覆了女性长期在性爱中被动状态；甚至在床上，卓乐亦不甘心被动承受，她常反客为主，将男人骑在身下，主动寻求性快感。在卓尔的观念中，女性身体是不能随便被侵犯的，但“人的任何部位和器官都属于自己，所以一个女人当然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出售还是出租”。[7]正是有这样的思想主导，作女们在性爱上，从未感觉到压制和窘迫，相反地，她们充分享受着生命本身带来的极大欢愉。
值得注意的是，《作女》“探讨的不单单是男人、女人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机，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关心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女性的命运。”[8]作女之“作”不仅是在文化和社会中受压抑的城市女性对传统规范的冲击与挑战，更是试图以独特的个体人格拯救人类被重重桎梏的灵魂，以期获得真正自由的生命腾飞。
参考文献：
[1] 王家湘译.海伦·费希尔.第一性.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333.
[2] 张抗抗.眼中笔下的作女.光明日报，2002-6-6.
[3] 张抗抗.我为什么写《作女》.文艺报（文学周刊），2002-6-25（2）.
[4] 杰奎琳·厄拉艾伦·C·斯韦伦德.芭比与人体测量学：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体理想.后身体 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86.
[5][7] 张抗抗.作女.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0，26.
[6] 张抗抗.当代文学中的性爱与性书写.北京文学，2000，（3）.
[8] 张杭杭.你是先锋吗?——张杭杭访谈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女性形象应运而生。《作女》是张抗抗继《情爱画廊》后推出的又一部以现代都市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自2002年5月出版以来，小说一直近乎“洛阳纸贵”的热卖。仅就小说标题而言，作家创造出“作（zuō）女”这个词来概括一类女性形象，别出心裁，吸引了不少读者好奇的目光。伴随着大众阅读的“热潮”，以及众多媒体对“作女”现象的关注，《作女》便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我们的批评视线。由《北极光》到《情爱画廊》，再到《作女》，几部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张抗抗对男女两性理想境界的文化想象，但不同的是：《作女》超越了狭隘的人道主义立场，不再陶醉于情爱“乌托邦”之中，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到物欲时代女性自我价值的追寻及实现，并由此畅想人类自由灵魂的可能。
与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相比，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显得缓慢而畸形。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五四”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新思想的熏陶和启迪，当时的知识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由于长期封建伦理的侵淫沦为“第二性”的真实处境。在个性解放的大背景下，以丁玲、苏青为代表的知识女性开始用笔宣告自身性别权利的独特存在。遗憾的是，由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文化传统惯性，加上中国缺乏女权主义背景，独立的女性性别特质难以从国家、民族、社会、阶级和人伦宗族中剥离出来而独立呈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更多停留在口号、激情层面，但终究掀开了中国女性解放第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在男女平等的一统旗帜下，女性的解放却以性别差异的铲除为代价。直到新时期后，以张洁、王安忆为代表的女作家才开始表达出独特的女性立场。由于八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她们的话语不由自主地汇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文学思潮中。直到九十年代，妇女解放的问题才终于从人的解放中剥离出来，但由于历史传统观念的积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思想己然沉淀部分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妇女解放问题并未获得彻底解放，这使中国的女性解放道路任重而道远。
张抗抗作为始终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从《北极光》《隐形伴侣》到《情爱画廊》，她始终在思考女性自我完善及解放的道路。《作女》便是她奉献给21世纪女性的最佳指南。“作”字念平声，来自于北京、东北、上海、苏杭一带对那些不安分守己、不自量力、任性而天生爱折腾的女人的形容。在方言中，可以肯定不是褒义词，但贬义又有些含混。张抗抗表明，自己就是要通过《作女》为“作”正名：“进入21世纪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女性的境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许多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安于以往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对生活不再是被动无奈地承受，而是主动地出击和挑衅，她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精神享受，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直到头破血流、筋疲力尽……我把这样的女人誉为‘作女’”。[2]按张抗抗说法，所谓“作女”，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的一群城市女性，她们是传统女性的对立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秩序的反叛者，她们的经济、个性、情感都十分独立，充满挑战生活的勇气，不断尝试肉体与精神的冒险。更为广义的“作女”没有年龄、职业、阶层、教育程度的限制，她们是传统社会的“搅局者”。
张抗抗曾这样解释卓尔形象：“在我看来，如今作女的横空出世，是女性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泄、自我拯救的别样方式；是现代女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能力的检测与发问，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我在卓尔身上给予了我的女性理想，我希望中国女性能够更具独立意识，有一种阳光心态、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界对我们的伤害，假如真实的生活到处都是卓尔这样的女人，我也就不需要写这部小说了。”她就是“想写出一种中国本土自然的逐渐产生的自由诉求，写出当代女性自我解放这棵幼苗，究竟是怎么生长起来的”。[3]
《作女》对女性问题思考的起点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否定和颠覆上。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一直将女性视为“他者”，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如当代社会各种形式的大型选美活动昭示着，女性的外貌和身体受到越来越苛刻的审视。通俗文化中最著名的偶像——芭比娃娃，就充分代表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天使般的甜美的脸蛋，超级苗条、胸脯高耸的魔鬼身材。芭比娃娃的流行，导致成千上万的健康女性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有缺陷的，“种种迹象随处可见：从潜藏致命因素的整容手术和药物到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的节食、卷发、烫发和增氧健身运动，妇女们试图控制她们那不听话的肉身”。“利润丰厚的化妆品、减肥和时装工业助长了这个美的深化中关于女性身体的种种动人理念，而这些观念却反过来在女性身上起着不良作用，成了一条由对自我的憎恶、对身体的过度关注、对老龄的恐惧、对失控的忧虑组成的黑色脉络。”[4]传媒和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性感的女性形象，诱导女性为“悦己者”——男人，不断地规划自己的身体。
《作女》借陶桃与卓尔的对立颠覆了男性对女性身体及容貌的规划。陶桃代表着男性自古以来对女性的想象：身材修长、容貌秀丽、胸脯丰满，同时含蓄温柔、优雅贤惠、有着含而不露的欲望和魅力、能干顺从、可以成为淑女的典范。她上班办事，经过书店或是书摊，凡是有关美容、服装的时尚类杂志，一律统统买下毫不犹豫。“按照陶桃的理论，一个现代女性，首先要学会对自己的身体投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变为“身体是女人的本钱”。陶桃认为女人用挣得的钱回归自己的身体，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那姣好的容貌和身体，才能把丽人的最终归宿安置得妥妥帖帖”。[5]陶桃的最后一句话道破天机：对身体及容貌的修饰，是为了寻求一个完美的“最终归宿”。
在卓尔的设置中，张抗抗则颠覆了男性对女性的想象。她不再把她的女主人公设置成光艳照人、惊心动魄。卓尔短发、健康、精力充沛，有小小的乳房，像个男孩。她的平凡样貌、男孩气质，是对文学和极力将女性定位于性感尤物的企图的有力反驳。同时卓尔亦不屑于孜孜以求于自己的容貌，她的自信来自于自身的智慧、才情、丰富的内心世界及独立意识。卓尔从来不将自己的幸福托寄于男性身上。男人，或者仅是解决单身生活的合适伴侣，或者是创造事业的伙伴，或者是心灵相通的灵魂之友，他们是生活的一部分，却从来不是卓尔生活的目标和动力。卓尔总是与男性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却始终保持自己的完整和独立，她也会化妆打扮，但却不是为了男人，只为自己高兴。
此外，“作女”们始终对男权社会抱着警惕和抗拒之心，一切与男权话语中心相关的事物都成为她们颠覆的对象。卓尔是她们的典型代表。对于传统之于女性的种种规范，诸如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应该从一而终、努力成为贤妻良母的准则，她都嗤之以鼻，自由地行走在自己的意志中，甚至连跳舞，卓乐亦习惯于自己主导舞步，不愿跟随男性的步伐。她独立自主，对于女性依附男性的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酒店为一张“叫你如何花光男人的钱”的海报大动干戈；在为“天琛”所做的广告策划中，卓尔更是直奔主题，以响亮的口号“我是我自己”桀骜不驯地宣告自己的独特个性。
性爱是《作女》思考的另一主题。在谈到为什么选择以女性的审美观来写“性”时，张抗抗指出：“纵观历史，男性本位的文化为女人创造出两种文化境遇：一种是被‘包裹’——身体的包裹：如束胸、缠足、贞节带、非洲的阴部缝合术，还有行为规范和心理情感的严密约束，等等，全方位展示了男性将女性之‘性’作为私有财产的占有欲。另一种是被‘剥离’——女性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外衣被男权之手一层一层剥离，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赤裸裸的身体。”而“包裹”和“剥离”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用，“包裹”是为了把女人塑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商品以供出售，而“剥离”则是为了尽情享受这一商品的价值。在这种深厚的男权文化积淀下，我们何从奢望男性文学能够自脱窠臼——他们乐此不疲地用文学包裹女性再剥离女性，创造属于男性的“性文学”然后供男性欣赏享用。在这些作品中，男性是一切性爱活动的主宰和中心，爱情成为被男性之“性”噬朽了的空壳、一座被架空的云中楼阁”。[6]传统的性爱文本中，男性总是把握着性关系的操纵权，而“作女”们则以自我为主，她们从不刻意禁欲，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伙伴，但又绝不放纵自我沉湎肉体；卓尔在性方面上就是这样“作”着。小说开篇，卓尔便在策划典型的“性骚扰”场景中隆重登场，不同的是被骚扰的对象是男性。因为身体需要，卓尔定期找老吴做“理疗活动”，老吴于她，只是相对较为固定的性伙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深山，卓尔惊世骇俗地喊出“我要你”，颠覆了女性长期在性爱中被动状态；甚至在床上，卓乐亦不甘心被动承受，她常反客为主，将男人骑在身下，主动寻求性快感。在卓尔的观念中，女性身体是不能随便被侵犯的，但“人的任何部位和器官都属于自己，所以一个女人当然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出售还是出租”。[7]正是有这样的思想主导，作女们在性爱上，从未感觉到压制和窘迫，相反地，她们充分享受着生命本身带来的极大欢愉。
值得注意的是，《作女》“探讨的不单单是男人、女人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机，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关心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女性的命运。”[8]作女之“作”不仅是在文化和社会中受压抑的城市女性对传统规范的冲击与挑战，更是试图以独特的个体人格拯救人类被重重桎梏的灵魂，以期获得真正自由的生命腾飞。
参考文献：
[1] 王家湘译.海伦·费希尔.第一性.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333.
[2] 张抗抗.眼中笔下的作女.光明日报，2002-6-6.
[3] 张抗抗.我为什么写《作女》.文艺报（文学周刊），2002-6-25（2）.
[4] 杰奎琳·厄拉艾伦·C·斯韦伦德.芭比与人体测量学：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体理想.后身体 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86.
[5][7] 张抗抗.作女.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0，26.
[6] 张抗抗.当代文学中的性爱与性书写.北京文学，2000，（3）.
[8] 张杭杭.你是先锋吗?——张杭杭访谈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