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先生的《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先生的《全唐诗续补遗》汇为一书的《全唐诗外编》的出版，是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一大成果。
　　清初编纂的《全唐诗》，虽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计九百卷，但由于修纂时间之短(仅一年零九个月)，入局人员之少(仅十人)，存在着不少讹舛疏漏之处，其中尤以漏收、误收为突出。至于以此人诗误作彼人诗，以后人诗误为唐人诗，以赋体误入诗体的情况，前人已多著文。所以，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虽号称“全”，其实还不是那么“全”的。这样，对它的辑逸就成了学术界的一大课题。
　　辑逸，是一项苦事；唐诗的辑逸，更不容易。唐已相隔千年，唐以后的文献浩如烟海，没有功力、毅力是无从谈起的。陈援庵先生曾把一些工具书的编纂称为“智者不为”，对《全唐诗》的辑逸就是这种“智者不为”之举。其实，没有甘为人梯、耐得寂寞之精神者不愿“为”，没有韦编三绝、披砂淘金之功力者不能“为”矣！难能可贵的是早在清乾隆时期，日本人上毛河世宁就辑成《全唐诗逸》三卷，“虽断篇零章”然“不无搜玉之功”。以后的数百年中，学人有感于此者甚众，但实际行动者尚阙。可喜的是王重民先生、孙望先生、童养年先生积数十年之功，或搜索于敦煌，或搜集于旧典，披览群书，随见随钞，排比校雠，终于辑成了这四十余卷、四十八万多字的《外编》，则不能不视为盛世的文功了。
　　《外编》共搜辑逸诗二千余首(包括摘句、词)，收入作者五百余人，其中数十人为《全唐诗》所未载，仅这些数字就足以说明它的价值。象刘知几(子玄)，《全唐诗》仅收诗一首，而《外编》就补出了三首，其中的《读<汉书>作》和《咏史》(上册16页)，可以使读者从诗歌这一面领略到这位著名史学家的史论。辑者还注意到了出土文物的搜集，如一九五九年新疆羌县半兰古城清理遗址中所得的一首回纥族人坎曼尔的《诉豺狼》就至为珍贵。我们可以从诗中略窥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状况和文化状况。特别应提到的是象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也补出了数十首，李白一人竟补了三十多首(包括逸句)。此类多卷集的大家名家的辑佚是最难的了，非僻书罕本，则不易辑得；非殚精竭力，则不易校对。有耗数日数十日而结果徒劳的。此种甘苦，不行者不深知矣。
　　辑者还补校结合，以补带校，纠正了一些前人的谬误。如席刻百家有《于邺集》，江标五十家小集有《于武陵集》，《全唐诗》和《唐诗纪事》都分作两家，辑者据《唐才子传》，考武陵系邺之字，实为一人。对于某些拿不准的问题，辑者持说严谨，如王维的乐府诗，张巡的《铁笔歌》等，均作存疑附录。
　　另王稿《补全唐诗》，间有俞平伯先生、刘盼遂先生及王仲闻先生的校语，灼见高识，阅者受益匪浅。
　　可能由于校对失严，书中一些作者名字搞错了。如王泠然误为王冷然(上册22页)，杨齐哲误为杨齐(上册18页)，权误为权澈(上册107页)，顾误为顾况(上册125页)，林楚才误为林楚材(下册651页)。另外，王、孙、童三稿的体例不尽相同，虽旨在“保持原貌”，但从读者角度看，一书而三种体例，风格欠统一，篇幅不节省，阅读和翻检亦将不便。
　　从“出版说明”中得知，在该书付梓中，刘修业先生又发现了王重民先生《补全唐诗拾遗》遗稿，其中有五十二首《外编》未收。并闻童养年先生又发现几十首逸诗，均可惜书已付型而无法补充。为此则不能不使人深感我国出版印刷技术的落后了。但愿经过整理的更加完备的《全唐诗》能早日问世，以无愧于先人和来者。
　　(《全唐诗外编》，王重民等辑录，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版，2.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