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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在赣江岸边的南昌市，这是一个不大的南方城市，人口不过百万，在省会城市中显得更小。文革前我小的时候南昌市内只有五、六所公共电影院，这些电影院就是南昌的标志性建筑。那时滕王阁还没有修，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位置，但是一说起洪都电影院、百花洲电影院、工人文化宫、胜利电影院等，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时除了这些公共影院放电影外，一些代表特权的礼堂也会隔三差五地放一些内部片，比如像省委礼堂、军区礼堂、党校礼堂，普通老百姓能在那儿看一场电影，就觉得自己身价也高了一点，感觉非常好。此外一些大的工厂和院校自己也有礼堂，周末给职工放一些电影作为福利，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景。我的家就在江西医学院内，大院里有一所50年代修的大礼堂，红墙大厅，门口有巨大的廊柱，上下层，有1000个座位，在当时看来已经非常不错。我的电影生涯就是从这所礼堂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还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是稀罕物，老百姓唯一的视觉享受就是看电影。所以星期六晚上跟着父母看一场电影是我们一周的企盼。那时候电影院里也不禁烟，放电影时场内烟雾弥漫，小孩的哭声喊声此起彼伏，就这样好像也不会影响大家看电影的效果。偶尔电影放到中途突然片子卡住，银幕上一个小黑点变成一个大黑点，大家就会喊“烧片子了”，于是只好等放映员把烧掉的一段剪掉，接起来再继续放。电影散场后我们这些男孩还要到电影院里去捡烟盒，收集烟盒是当时男孩流行的时尚，一场电影下来说不定能捡到一两个大中华烟盒。当时电影对社会的影响的确很大。每上映一部电影，剧中的人物就成了我们模仿的对象，李向阳、董存瑞、小兵张嘎这些正面人物不用说，反面人物渡边小队长、胖翻译、张军长等也是我们模仿的对象。记得有一年上映电影《飞刀华》，影片是描写旧社会一位杂技团的飞刀艺人的悲惨生活，但是没有几天，几乎所有的男孩每人都带着几把锯条磨成的锋利的钢刀，课间把同学的眼睛蒙上从远处向他飞刀，那险状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最后好像是把电影停演了。
上世纪60年代初还是三年困难时期，吃的虽然不好，但电影却看了不少。那时候除了我们都熟悉的国产片外，外国片也有挺多，现在能想起来的有《三剑客》《鬼魂西行》《贵族之家》等，后两部影片里有鬼，吓得我够呛，所以印象特深。那时苏联影片也很多，南昌八一大道上的江西省文联那时叫中苏友好馆，专门放苏联影片，《侦察员的功勋》《攻克柏林》等都是在那儿看的。文革开始以后电影少了许多，许多电影都受到批判，有一段时间只剩下三战一平，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反复看，有的看过十几遍。此外电影院里的新闻片变得越来越重要。那时候家里没电视，所以也没有新闻联播，要想看到新闻节目只有在电影正片放映以前看10分钟左右的《新闻简报》。那个时候的电影票价长期不变，一直是2角和3角两种，学生票减半，但如果前面有新闻简报就要加5分钱。新闻简报的内容主要是文革的情景，比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的活动等，西哈努克成了当时出镜率最高的电影明星。以后电影院还放过一些阿尔巴尼亚电影、罗马尼亚电影和朝鲜电影，所以那时有个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外国电影搂搂抱抱。”非常形象。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放映时引起很大的轰动，看电影时场内哭声一片。
文革时，外国片很抢手，很多电影只在内部放映。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哪里管这么多，为了看外国片到处托关系搞内部票。我记得我是在工人文化宫看的，那是6月天，南昌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我站在门窗密闭的电影院的最后一排，从密密麻麻的人头缝中，从中午看到天黑连续6个多小时看完了3部电影，出来时人都快虚脱了。
文革后电影也迎来了它的春天。我记得离我们家最近的洪都电影院每天从早晨7点就开始放电影，一直放到夜里12点，场场人满为患。买张热门的票要排半天的队。我父亲也是个影迷，他因为挤不过年轻人，只好每次开场以前到门口去等退票。可能是别人看他一把年纪，又是个知识分子，总把退票让给他，他因此很得意，因为我去等退票总是空手而归。
1979年我考上大学来到北京。这时电视已经进入家庭，但节目很少，只有几个频道，而且只有晚上才有节目。我在学校更没有条件看电视了。正好学校的邻居单位是个部队，每周借学校的操场放一部露天电影。每到星期六晚上，各个楼里的学生纷纷扛着板凳来到大操场，把大操场塞得满满的。《小花》《小街》《星光灿烂的日子》《庐山恋》《沙鸥》等都是在这个操场上看的，无论是夏日的炎热，春天的风沙还是冬季的严寒，我们都坚持这一保留节目，一直到两年后部队撤走，我们也没电影可看了。
…………
时间过得真快，如今人们娱乐的方式有了多种选择，电视机、影碟机甚至手机都可以看电影了。电影院已经不是人们周末唯一可去之处。但是几十年前那些让人难忘的老电影以及随之逝去的无数记忆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可能明天或者后天这些城市的记忆将永远永远消失了。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精神遗存只有在老电影或是老照片上才能找到。历史真的就消失得这么快么？
潘天强 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教授，文艺学、电影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家瑜
上世纪60年代还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是稀罕物，老百姓唯一的视觉享受就是看电影。所以星期六晚上跟着父母看一场电影是我们一周的企盼。那时候电影院里也不禁烟，放电影时场内烟雾弥漫，小孩的哭声喊声此起彼伏，就这样好像也不会影响大家看电影的效果。偶尔电影放到中途突然片子卡住，银幕上一个小黑点变成一个大黑点，大家就会喊“烧片子了”，于是只好等放映员把烧掉的一段剪掉，接起来再继续放。电影散场后我们这些男孩还要到电影院里去捡烟盒，收集烟盒是当时男孩流行的时尚，一场电影下来说不定能捡到一两个大中华烟盒。当时电影对社会的影响的确很大。每上映一部电影，剧中的人物就成了我们模仿的对象，李向阳、董存瑞、小兵张嘎这些正面人物不用说，反面人物渡边小队长、胖翻译、张军长等也是我们模仿的对象。记得有一年上映电影《飞刀华》，影片是描写旧社会一位杂技团的飞刀艺人的悲惨生活，但是没有几天，几乎所有的男孩每人都带着几把锯条磨成的锋利的钢刀，课间把同学的眼睛蒙上从远处向他飞刀，那险状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最后好像是把电影停演了。
上世纪60年代初还是三年困难时期，吃的虽然不好，但电影却看了不少。那时候除了我们都熟悉的国产片外，外国片也有挺多，现在能想起来的有《三剑客》《鬼魂西行》《贵族之家》等，后两部影片里有鬼，吓得我够呛，所以印象特深。那时苏联影片也很多，南昌八一大道上的江西省文联那时叫中苏友好馆，专门放苏联影片，《侦察员的功勋》《攻克柏林》等都是在那儿看的。文革开始以后电影少了许多，许多电影都受到批判，有一段时间只剩下三战一平，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反复看，有的看过十几遍。此外电影院里的新闻片变得越来越重要。那时候家里没电视，所以也没有新闻联播，要想看到新闻节目只有在电影正片放映以前看10分钟左右的《新闻简报》。那个时候的电影票价长期不变，一直是2角和3角两种，学生票减半，但如果前面有新闻简报就要加5分钱。新闻简报的内容主要是文革的情景，比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的活动等，西哈努克成了当时出镜率最高的电影明星。以后电影院还放过一些阿尔巴尼亚电影、罗马尼亚电影和朝鲜电影，所以那时有个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外国电影搂搂抱抱。”非常形象。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放映时引起很大的轰动，看电影时场内哭声一片。
文革时，外国片很抢手，很多电影只在内部放映。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哪里管这么多，为了看外国片到处托关系搞内部票。我记得我是在工人文化宫看的，那是6月天，南昌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我站在门窗密闭的电影院的最后一排，从密密麻麻的人头缝中，从中午看到天黑连续6个多小时看完了3部电影，出来时人都快虚脱了。
文革后电影也迎来了它的春天。我记得离我们家最近的洪都电影院每天从早晨7点就开始放电影，一直放到夜里12点，场场人满为患。买张热门的票要排半天的队。我父亲也是个影迷，他因为挤不过年轻人，只好每次开场以前到门口去等退票。可能是别人看他一把年纪，又是个知识分子，总把退票让给他，他因此很得意，因为我去等退票总是空手而归。
1979年我考上大学来到北京。这时电视已经进入家庭，但节目很少，只有几个频道，而且只有晚上才有节目。我在学校更没有条件看电视了。正好学校的邻居单位是个部队，每周借学校的操场放一部露天电影。每到星期六晚上，各个楼里的学生纷纷扛着板凳来到大操场，把大操场塞得满满的。《小花》《小街》《星光灿烂的日子》《庐山恋》《沙鸥》等都是在这个操场上看的，无论是夏日的炎热，春天的风沙还是冬季的严寒，我们都坚持这一保留节目，一直到两年后部队撤走，我们也没电影可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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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如今人们娱乐的方式有了多种选择，电视机、影碟机甚至手机都可以看电影了。电影院已经不是人们周末唯一可去之处。但是几十年前那些让人难忘的老电影以及随之逝去的无数记忆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可能明天或者后天这些城市的记忆将永远永远消失了。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精神遗存只有在老电影或是老照片上才能找到。历史真的就消失得这么快么？
潘天强 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教授，文艺学、电影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