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哈佛商学院的西蒙斯发表了一篇攻击美国企业和商学院的文章。他说，美国公司变得愚蠢、注意力分散、竞争力低下，部分原因是商学院说服他们认同许许多多浮华的、看起来很美的价值观，比如社会责任、环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等。
　　西蒙斯让人们想起了1970年弗里德曼的尖锐批评。弗里德曼指出，一个公司的唯一任务是“竞争并胜出”。除了赚钱，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务正业。
　　这一观点十分简洁。但事实却非常复杂。
　　首先，引用弗里德曼论点者大多忽略了他对商业行为约束的认识。弗里德曼说，公司应该“赚尽可能多的钱，同时要遵守社会基本规则，这既包括法律中写的规则，也包括世俗伦理规则”。
　　其次，并非所有的股东都是一样的。正如康奈尔商学院的史陶特所指出的，他们是“时间框架不同、先验和后验利益不同、多样化程度不同、对为了追随伦理规则和避免伤害他人牺牲个人财富的态度也不同的人类”。
　　简单的利润最大化论假设多样化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但在现实中，企业在做决策时必须平衡这些利益。
　　再次，假以时日，企业也可以影响股东利益。个人被与个体偏好相容的组织吸引，因此公司可以通过支持不同的价值、使命和文化来吸引观念相近的股东。
　　最后，所有公司既依赖也影响它所处的社会。一家公司规模越大、越全球化，其社会效应就越大、越全球化。
　　公司需要能购买得起它们产品的顾客，这意味着企业从社会稳定和全面繁荣中获益。公司也需要教育程度高、工作努力、道德端正的员工和可靠、高效的供应商。公司还需要公共基础设施——不仅是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实体设施，也包括好学校、安全社区、有效司法制度等社会基础设施。
　　忽视经营活动的广义社会和环境约束的企业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如名声损坏、品牌价值损失、销量下滑、难以吸引人才、工人生产率低下、腐败，等等。
　　比如，最近苹果公司的名声就受到了影响。据报道，iPhone和iPad的主要生产线——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工作环境恶劣。为了回应客户、员工和股东的担忧，苹果公司改善了工作条件，并同意接受独立观察者的定期检视。
　　“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这一观点假设政府能够提供繁荣经济所必须的公共品，并消除来自私人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如污染和气候变化。但在企业经营所处的实际社会环境中，政府往往无法或不愿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或遏制“负外部性”。
　　但企业无法靠自身克服这些问题。解决办法取决于私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创新性合作。比如，沃尔玛和美国环保协会合作开发了一套旨在让沃尔玛货架上的产品碳排量减少2000万吨的战略。类似的，欧盟、国际劳工组织和孟加拉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合作签署了改善孟加拉国制衣工人工作环境的契约。
　　公司需要对股东负责，也需要对给予它们经营活动权利的社会负责。它们可以在承担这两大责任的同时仍有盈利。西蒙斯所说致力于社会或环境价值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社会和环境责任可以成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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