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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孩子冻死在垃圾箱,8个孩子死于火灾,我都快急疯了!”轮椅上的洛林是中共中央党校离休干部,提起留守儿童和孤儿的这些事,已近90高龄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叹道。
这些天,她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改一封无处投递的公开信,洋洋数千言。她说,当年要不是有香山慈幼院,让同为孤儿的她在天堂一样的学校里度过了童年,“我心里哪能有爱”。
洛林所说的香山慈幼院(习称“香慈”),建在北京香山脚下。从1920年建校到1949年迁址,共培养孤寒儿童6000余名。校友中,仅洛林所知道的,就有中共部级以上干部十几名,北京市模范教师数不胜数。
当年的孤儿如今已七老八十,都把香山慈幼院当成自己的家。不过,无论是希望保留其遗址的公开信,还是恢复其建制的政协委员提案,都撞在现实的墙壁上,少有回音。
上世纪90年代初,香山慈幼院校友一聚数百人,洛林只是小字辈。如今,能和她共忆香慈的师友越来越少。更让她心焦的是,民国时期熊希龄探索出的这条对孤儿的教养结合之路,解放后反而中断了。“香慈教育财富,谁来继承?”
现在的香山公园,当年是香慈幼童的乐土。
1927年,父亲去世后,3岁的方亭进入了香山慈幼院。她父亲生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去世后,她随母亲进入了香慈。
在幼小的她眼里,蒙养园简直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70人的小幼儿园,建筑讲究,甚至还有养着梅花鹿的动物园。孩子们冬天在眼镜湖滑冰,秋天登鬼见愁摘红叶,“全都玩疯了”。退休前在北京市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方亭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仅是方亭,到蒙养园参观的美国记者团也大吃一惊,认为这里较之美国所办的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记者们甚至预言,倘若能一直坚持不懈,香山慈幼院将来会成为“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洛林比方亭晚进香山慈幼院几年。1932年,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在18个月间先后死于肺结核,唯一的妹妹也失散了。她被姑姑送进了香山慈幼院,入读小学部二年级。
她进来的时候,正是香山慈幼院最好的时光。
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所学校也太贵族化了。除了教室、宿舍、图书馆等日常设施外,玩具陈列馆、音乐馆、体育馆、室内体操场、跑冰场、跑马场、球场、游泳池等,一应俱全。
从组织体系看,香慈既是学校和家庭,又是小社会。孤儿来到这里,若不满1岁,可在婴儿园接受一对一的悉心看护;然后入蒙养园,游乐嬉戏;进而上初小,升高小,入初中,进高中,学习知识。如果急于自立,小学毕业后即可接受师范等多种职业训练。
但刚入香慈的洛林,麻木到完全无视香山的风景和学校的良好设施。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从来不跟人说话,也不跟小朋友们玩耍,精神恍惚,时常哭泣。学校教唱的歌里,她只哼《孤儿歌》。她在日记中写道,“别人的微笑都是假的”。
观察了她几个月之后,学校确定,她确实是真正的孤儿。身份确定后,她正式成为学校的“正生”。
在香慈的制度里,“正生专以孤贫为限”,费用全免,占总数的95%。富家子弟需要缴纳学费,而且只能叫“附生”。
齐白石和周作人的孩子都是洛林的同班同学,是班上的“附生”。所有孩子同吃同住,“正生”因为更得老师关注,反而更有优越感。沉默了两个多月的洛林终于开口说话了。
一年后,洛林搬入了“佟宅”。
小家庭是香慈的特殊设置,设在现在的香山饭店旧址,由10个三面合围的小院组成,每院里有一位“娘”,带着12名孩子一起生活。这种用家庭模式抚养孤儿的思路,比SOS国际儿童村还早15年。
洛林所住的第11宅是后建的,在半山腰,如同小别墅,由一位姓佟的“娘”负责,故名“佟宅”。
在洛林的印象中,“娘”皮肤白净,长相秀美。“也许因为我爱她,所以觉得她比别宅的娘俏。”“娘”最大的优点是不爱唠叨,会鼓励人。她认识一些字,会念《三字经》,但不会写信,每每还要请洛林代笔。
洛林是“佟宅”中年纪最大的孩子,所以要帮忙干活。这期间,她学会了养猪、喂鸡、打猪草等农活,还学会了做饭,会烙饼、擀面、做窝窝头。
除了家的温暖,香慈最让洛林怀念的,是精神的启蒙与熏陶。
她是在歌海里长大的,当年学校自编了200多首歌,吃饭、睡觉前都要先唱歌。即便到晚年,洛林仍能用五线谱记谱,写下词曲。如《香山慈幼院院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
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发现洛林常常在琴房外偷听,而且能将拜耳的曲谱烂熟于心,就给了她很多乐理方面的书看。在家校评议会上,洛林的特长被拿出来讨论,根据学校因材施教的原则,她被特批学弹钢琴,师从著名音乐人老志诚。洛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坎坷的一生中,可以说是音乐支撑着她走过来的。
洛林进入香山慈幼院的1932年,熊希龄已在这里苦心经营了近12年。
熊希龄,少时有“湖南神童”之誉。据传,湖南沉州知府曾在一次饭局上请举人们画花明志。众人皆画兰花、牡丹,唯独他画了一株棉花,并题“此君一出天下暖”。
前半生,熊希龄是政坛上风云人物。晚清时期,他在东三省主持财务,被誉为“第一流之财政家”。民国以降,他先做财政总长,后任内阁总理。 抗战胜利,熊希龄继妻毛彦文归来,主持香山慈幼院。当年熊希龄与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结婚时,曾引起轰动。熊希龄说,他不仅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晚年的伴侣,也希望为慈幼院找一个稳妥的继承人。
毛彦文决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香慈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为了筹款,这位民国名媛频繁地拜访各方政要,“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广受赞誉,也饱受冷眼。但是,香慈已经难拾往日辉煌了。
苦撑到了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找慈幼院借用香山校舍,时任副院长雷动和院董事会董事雷洁琼只提了一个条件:“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儿童,如要借用,需给与妥善安置。”
1949年3月,解放军派出一个汽车团,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慈幼院迁入新址。
毛泽东在入住熊希龄故居双清别墅时,曾动情地提到:“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北京市领导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招待全体师生,感谢他们为中共中央腾出了3000多间房间。
1954年,香山慈幼院再次搬家,校舍变成苏联式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都解放了,哪能还有孤儿?”受此思想影响,该校变为一个综合性干部子弟学校。与众不同的是,这是北京唯一一所名义上的私立学校。
文革期间,“造反派”一把大火,香慈所有史料文件焚烧殆尽。1973年1月,香山慈幼院改名为北京立新学校,意为“破旧立新”。
香慈自此永远消失。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洛林和一些香慈老人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香慈校史,研究院长熊希龄。
仿佛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聚在一处,1992年,熊希龄骨灰归葬香山。
儿时的伙伴再相聚时,已是白发苍苍。香慈旧迹多半湮灭无闻。
同游香山时,看到昭庙,他们说,那是校医院;见心斋,是慈幼院幼稚师范;香山饭店,是他们的住处。香山风景管理处那座二层小楼,是香慈总部“镇芳楼”。它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只不过上面多了一颗红五星。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洛林随口哼起了她最爱唱的“饭后歌”。歌词前一半是冯玉祥在香慈吃饭时随口念的,后一半是熊希龄写的:
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如今生活比天堂,精神体魄强;堂以外,可心伤,穷孩满四乡;如何救彼出饥荒,时时不可忘。
这些天,她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改一封无处投递的公开信,洋洋数千言。她说,当年要不是有香山慈幼院,让同为孤儿的她在天堂一样的学校里度过了童年,“我心里哪能有爱”。
洛林所说的香山慈幼院(习称“香慈”),建在北京香山脚下。从1920年建校到1949年迁址,共培养孤寒儿童6000余名。校友中,仅洛林所知道的,就有中共部级以上干部十几名,北京市模范教师数不胜数。
当年的孤儿如今已七老八十,都把香山慈幼院当成自己的家。不过,无论是希望保留其遗址的公开信,还是恢复其建制的政协委员提案,都撞在现实的墙壁上,少有回音。
上世纪90年代初,香山慈幼院校友一聚数百人,洛林只是小字辈。如今,能和她共忆香慈的师友越来越少。更让她心焦的是,民国时期熊希龄探索出的这条对孤儿的教养结合之路,解放后反而中断了。“香慈教育财富,谁来继承?”
孤儿为“正”
现在的香山公园,当年是香慈幼童的乐土。
1927年,父亲去世后,3岁的方亭进入了香山慈幼院。她父亲生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去世后,她随母亲进入了香慈。
在幼小的她眼里,蒙养园简直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70人的小幼儿园,建筑讲究,甚至还有养着梅花鹿的动物园。孩子们冬天在眼镜湖滑冰,秋天登鬼见愁摘红叶,“全都玩疯了”。退休前在北京市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方亭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仅是方亭,到蒙养园参观的美国记者团也大吃一惊,认为这里较之美国所办的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记者们甚至预言,倘若能一直坚持不懈,香山慈幼院将来会成为“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洛林比方亭晚进香山慈幼院几年。1932年,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在18个月间先后死于肺结核,唯一的妹妹也失散了。她被姑姑送进了香山慈幼院,入读小学部二年级。
她进来的时候,正是香山慈幼院最好的时光。
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所学校也太贵族化了。除了教室、宿舍、图书馆等日常设施外,玩具陈列馆、音乐馆、体育馆、室内体操场、跑冰场、跑马场、球场、游泳池等,一应俱全。
从组织体系看,香慈既是学校和家庭,又是小社会。孤儿来到这里,若不满1岁,可在婴儿园接受一对一的悉心看护;然后入蒙养园,游乐嬉戏;进而上初小,升高小,入初中,进高中,学习知识。如果急于自立,小学毕业后即可接受师范等多种职业训练。
但刚入香慈的洛林,麻木到完全无视香山的风景和学校的良好设施。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从来不跟人说话,也不跟小朋友们玩耍,精神恍惚,时常哭泣。学校教唱的歌里,她只哼《孤儿歌》。她在日记中写道,“别人的微笑都是假的”。
观察了她几个月之后,学校确定,她确实是真正的孤儿。身份确定后,她正式成为学校的“正生”。
在香慈的制度里,“正生专以孤贫为限”,费用全免,占总数的95%。富家子弟需要缴纳学费,而且只能叫“附生”。
齐白石和周作人的孩子都是洛林的同班同学,是班上的“附生”。所有孩子同吃同住,“正生”因为更得老师关注,反而更有优越感。沉默了两个多月的洛林终于开口说话了。
一年后,洛林搬入了“佟宅”。
小家庭是香慈的特殊设置,设在现在的香山饭店旧址,由10个三面合围的小院组成,每院里有一位“娘”,带着12名孩子一起生活。这种用家庭模式抚养孤儿的思路,比SOS国际儿童村还早15年。
洛林所住的第11宅是后建的,在半山腰,如同小别墅,由一位姓佟的“娘”负责,故名“佟宅”。
在洛林的印象中,“娘”皮肤白净,长相秀美。“也许因为我爱她,所以觉得她比别宅的娘俏。”“娘”最大的优点是不爱唠叨,会鼓励人。她认识一些字,会念《三字经》,但不会写信,每每还要请洛林代笔。
洛林是“佟宅”中年纪最大的孩子,所以要帮忙干活。这期间,她学会了养猪、喂鸡、打猪草等农活,还学会了做饭,会烙饼、擀面、做窝窝头。
除了家的温暖,香慈最让洛林怀念的,是精神的启蒙与熏陶。
她是在歌海里长大的,当年学校自编了200多首歌,吃饭、睡觉前都要先唱歌。即便到晚年,洛林仍能用五线谱记谱,写下词曲。如《香山慈幼院院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
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发现洛林常常在琴房外偷听,而且能将拜耳的曲谱烂熟于心,就给了她很多乐理方面的书看。在家校评议会上,洛林的特长被拿出来讨论,根据学校因材施教的原则,她被特批学弹钢琴,师从著名音乐人老志诚。洛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坎坷的一生中,可以说是音乐支撑着她走过来的。
“此君一出天下暖”
洛林进入香山慈幼院的1932年,熊希龄已在这里苦心经营了近12年。
熊希龄,少时有“湖南神童”之誉。据传,湖南沉州知府曾在一次饭局上请举人们画花明志。众人皆画兰花、牡丹,唯独他画了一株棉花,并题“此君一出天下暖”。
前半生,熊希龄是政坛上风云人物。晚清时期,他在东三省主持财务,被誉为“第一流之财政家”。民国以降,他先做财政总长,后任内阁总理。 抗战胜利,熊希龄继妻毛彦文归来,主持香山慈幼院。当年熊希龄与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结婚时,曾引起轰动。熊希龄说,他不仅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晚年的伴侣,也希望为慈幼院找一个稳妥的继承人。
毛彦文决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香慈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为了筹款,这位民国名媛频繁地拜访各方政要,“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广受赞誉,也饱受冷眼。但是,香慈已经难拾往日辉煌了。
苦撑到了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找慈幼院借用香山校舍,时任副院长雷动和院董事会董事雷洁琼只提了一个条件:“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儿童,如要借用,需给与妥善安置。”
1949年3月,解放军派出一个汽车团,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慈幼院迁入新址。
毛泽东在入住熊希龄故居双清别墅时,曾动情地提到:“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北京市领导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招待全体师生,感谢他们为中共中央腾出了3000多间房间。
1954年,香山慈幼院再次搬家,校舍变成苏联式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都解放了,哪能还有孤儿?”受此思想影响,该校变为一个综合性干部子弟学校。与众不同的是,这是北京唯一一所名义上的私立学校。
文革期间,“造反派”一把大火,香慈所有史料文件焚烧殆尽。1973年1月,香山慈幼院改名为北京立新学校,意为“破旧立新”。
香慈自此永远消失。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洛林和一些香慈老人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香慈校史,研究院长熊希龄。
仿佛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聚在一处,1992年,熊希龄骨灰归葬香山。
儿时的伙伴再相聚时,已是白发苍苍。香慈旧迹多半湮灭无闻。
同游香山时,看到昭庙,他们说,那是校医院;见心斋,是慈幼院幼稚师范;香山饭店,是他们的住处。香山风景管理处那座二层小楼,是香慈总部“镇芳楼”。它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只不过上面多了一颗红五星。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洛林随口哼起了她最爱唱的“饭后歌”。歌词前一半是冯玉祥在香慈吃饭时随口念的,后一半是熊希龄写的:
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如今生活比天堂,精神体魄强;堂以外,可心伤,穷孩满四乡;如何救彼出饥荒,时时不可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