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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明飞行物领域，史蒂文·格雷尔教授的到来意味着两种对立思想的密切结合。
一方面，格雷尔举起了蔑视和抛弃的大旗。这正如多年前唐纳德·凯所做的一样，是一场结束UFO之谜的战争。像唐纳德·凯一样，格雷尔对此投入了超过十年的精力，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具体细节”的案例、向高级政府官员介绍情况、要求议会进行听证，以及收集来自军方的一些人冒着风险（有人说会更糟）介绍的情况上。这是他揭露的开始，并于2001年5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达到高潮。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UFO史上的重大事件。
另一方面，格雷尔使过去的“被接触者”运动开始复活（即使通过特殊的方法）。乔治·亚当斯，该运动最初的偶像，声称遇到了来自火星的太空兄弟并且与它们谈到人类的需求，以此来纠正它们战争的企图。格雷尔并不拙劣，然而他的确声称拥有关于这些生命的知识，这是基于他与它们交流的方式。这是他的“第五种精神的近距离接触”，意味着与宇宙生命或智慧的主动接触的精神。公平地说，格雷尔并不是对“被接触者”的简单重复，他声称自己拥有与外星人建立联系的特殊方法，并多次出席由许多遭遇者举办的会议。这些遭遇者多次声称接触到大型飞船，但格雷尔未能证实这些接触。格雷尔宣称，摄像机和其他一些电子记录设备在关键时刻失灵是未能证实这些接触的关键原因。
扼要地说，格雷尔与亚当斯都认为外星人是友好的，因此，对格雷尔来说，花费巨大的精力结束UFO之谜并不是其真正目的。更恰当地说，它意味着拯救人类的目标。正如他经常所说的，人类的命运安危未定。
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唐纳德·凯致力于召开关于UFO的听证会，他不仅仅与“被接触者”保持距离，而且他的观点激怒了“被接触者”的成员。他反复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调查UFO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并且这一观点被一厢情愿地误解为苏联导弹的威胁。这样做是很聪明的，因为当时国防部对此很是关心。这种措词也在政府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举例来说，我们不能把美国的权力机构描述成什么恶毒的东西）。唐纳德·凯很怕为他的事业承担额外的负担，他知道，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事实上，他仍然失败了。
格雷尔的记者招待会当然也为他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幸运的是，“被接触者”的议题并不是问题。更确切地说，格雷尔会见了二十多个来自国防部的人，与他们谈论UFO之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很重要的人物。虽然他们所用的语言不一，但内容一致，这是最有力的证明。另外，《解密计划》的简装本和梗概中也配有大量的照片。许多目击者讲述了他们与UFO的遭遇：一些人谈到了是为何保持沉默的，一些人却仍然因为威胁而保持缄默。
他索要了我的航空日志，并要求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们从未向任何人说过此事，事实就是这样。
——皇家空军一等兵，发射控制员
一位年龄较大的官员告诉我泄露此事的后果。他谈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名词“抹去”，我问：“老兄，‘抹去’是什么意思？”他说道：“你将会消失。”
——陆军准将
“如果我们把你带到丛林之中，他们再也不会找到你……如果你告诉任何人，你将会失踪……对你和你的家人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海军上士
……
当格雷尔准备出版收集到的这些文件以支持他的观点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却仅展示了少许珍贵的资料：他要履行对议会的承诺。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但不会减弱对他的攻击。多年前，古巴杰出的国际象棋大师何塞·拉乌·卡帕布兰卡就是这样做的。“当攻击对方国王时，要全力以赴……对手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地抵抗。因此不能停止进攻，停止就意味着失败。”
格雷尔可能认为他的进攻是全力以赴的。但是，格雷尔进攻的目标并不是“国王”，他在细枝末节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因此削弱了他的优势。
请原谅他犯这样的错误，但他的记者招待会却有两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首先，格雷尔得出了太多的结论；其次，他的目标太深远。尽管他的重点在展示事实上（这总是值得赞美的），但他的结论远远超越了这些事实。这就降低了他的可信度。
格雷尔宣称：第一，宇宙生命确实存在；第二，在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信息属于高度机密；第三，涉及外星人真实性的计划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就脱离了法律监督；第四，坠落的宇宙飞船已经找到；第五，秘密部门根据对外星人技术的研究在能源和推进技术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他的一种推测是，“如果这些秘密被解密并应用于和平目的”，就能够展现没有匮乏、贫穷或者破坏环境的文明的一丝曙光。
对于一天的工作来说，这显然太多了。像这样的战斗，你只能一次证明一件重要的事：向公众证明UFO现象的真实性，或获得政府的承认（这是问题的关键）就足够了。格雷尔的使命是使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UFO现象是真实的，而不是强迫他们改变立场。仅此而已!
然而，对格雷尔来说，这些论述的细微差别并没有得到体现。格雷尔多次谈到外星人对我们并无敌意。他写道，我们至今仍能自由地呼吸地球的空气，就足以证明外星文明是没有敌意的。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得到这个结论的充分证据。即使外星人没有消灭我们，难道它们对人类就没有威胁吗?当格雷尔谈及“外星人与人类和平共处”时，他的论述显得模棱两可，让人感觉他缺乏信心。可是，格雷尔的结论过多地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
但也有许多人同意格雷尔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生态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我们能够使用“自由能”，许多的环境问题可能会得以改善（认为这些问题会消失简直是做白日梦）。
我们是否完全同意格雷尔的观点或许是无关紧要(有学识的人是不会同意的)的，但是，格雷尔的记者招待会起了一个特别的作用：媒体和议会公开听取了这些陈述。但这并不说明持怀疑态度的媒体和议会已经是信服者或他的同盟。有人说，格雷尔觉得仅UFO这个议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从武器和能源的角度出发进行充分展示。如果真是如此，他们就错了。三个月过去了，记者招待会未能获得媒体的支持，议会对此也保持沉默。有消息说，记者招待会引发了幕后讨论，有人认为记者招待会应为一些事物的终结负责。这件事最清楚的结果是：作为左翼政治的议程，UFO被玷污了，另外，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把UFO议题拖入政治是不明智的，从中能获得什么好处呢?也许有人会说：“直接的方法已经尝试过并且失败了，还需要更进一步去做。”然而，有关UFO的数据显示，多年来确已进行了尝试，但这些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在公共领域，最近的一次出现在1968年7月的议会听证会上。格雷尔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的证人的说服力值得怀疑。
结束UFO之谜意味着对抗强权和秘密组织，但进行这种斗争的人不必暴露自己。问题是这不是格雷尔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甚至于他达到这个目的的策略也值得怀疑。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唯一方法是采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无可挑剔的方式，不能含有编者的意见、武断的语言、威胁性的评论、政治企图或拯救世界的字眼。
采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实际上能够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无论是对史蒂文·格雷尔还是对其他想要卷入此事的人来说，游戏还没有结束。明天还来得及。
一方面，格雷尔举起了蔑视和抛弃的大旗。这正如多年前唐纳德·凯所做的一样，是一场结束UFO之谜的战争。像唐纳德·凯一样，格雷尔对此投入了超过十年的精力，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具体细节”的案例、向高级政府官员介绍情况、要求议会进行听证，以及收集来自军方的一些人冒着风险（有人说会更糟）介绍的情况上。这是他揭露的开始，并于2001年5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达到高潮。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UFO史上的重大事件。
另一方面，格雷尔使过去的“被接触者”运动开始复活（即使通过特殊的方法）。乔治·亚当斯，该运动最初的偶像，声称遇到了来自火星的太空兄弟并且与它们谈到人类的需求，以此来纠正它们战争的企图。格雷尔并不拙劣，然而他的确声称拥有关于这些生命的知识，这是基于他与它们交流的方式。这是他的“第五种精神的近距离接触”，意味着与宇宙生命或智慧的主动接触的精神。公平地说，格雷尔并不是对“被接触者”的简单重复，他声称自己拥有与外星人建立联系的特殊方法，并多次出席由许多遭遇者举办的会议。这些遭遇者多次声称接触到大型飞船，但格雷尔未能证实这些接触。格雷尔宣称，摄像机和其他一些电子记录设备在关键时刻失灵是未能证实这些接触的关键原因。
扼要地说，格雷尔与亚当斯都认为外星人是友好的，因此，对格雷尔来说，花费巨大的精力结束UFO之谜并不是其真正目的。更恰当地说，它意味着拯救人类的目标。正如他经常所说的，人类的命运安危未定。
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唐纳德·凯致力于召开关于UFO的听证会，他不仅仅与“被接触者”保持距离，而且他的观点激怒了“被接触者”的成员。他反复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调查UFO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并且这一观点被一厢情愿地误解为苏联导弹的威胁。这样做是很聪明的，因为当时国防部对此很是关心。这种措词也在政府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举例来说，我们不能把美国的权力机构描述成什么恶毒的东西）。唐纳德·凯很怕为他的事业承担额外的负担，他知道，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事实上，他仍然失败了。
格雷尔的记者招待会当然也为他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幸运的是，“被接触者”的议题并不是问题。更确切地说，格雷尔会见了二十多个来自国防部的人，与他们谈论UFO之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很重要的人物。虽然他们所用的语言不一，但内容一致，这是最有力的证明。另外，《解密计划》的简装本和梗概中也配有大量的照片。许多目击者讲述了他们与UFO的遭遇：一些人谈到了是为何保持沉默的，一些人却仍然因为威胁而保持缄默。
他索要了我的航空日志，并要求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们从未向任何人说过此事，事实就是这样。
——皇家空军一等兵，发射控制员
一位年龄较大的官员告诉我泄露此事的后果。他谈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名词“抹去”，我问：“老兄，‘抹去’是什么意思？”他说道：“你将会消失。”
——陆军准将
“如果我们把你带到丛林之中，他们再也不会找到你……如果你告诉任何人，你将会失踪……对你和你的家人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海军上士
……
当格雷尔准备出版收集到的这些文件以支持他的观点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却仅展示了少许珍贵的资料：他要履行对议会的承诺。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但不会减弱对他的攻击。多年前，古巴杰出的国际象棋大师何塞·拉乌·卡帕布兰卡就是这样做的。“当攻击对方国王时，要全力以赴……对手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地抵抗。因此不能停止进攻，停止就意味着失败。”
格雷尔可能认为他的进攻是全力以赴的。但是，格雷尔进攻的目标并不是“国王”，他在细枝末节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因此削弱了他的优势。
请原谅他犯这样的错误，但他的记者招待会却有两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首先，格雷尔得出了太多的结论；其次，他的目标太深远。尽管他的重点在展示事实上（这总是值得赞美的），但他的结论远远超越了这些事实。这就降低了他的可信度。
格雷尔宣称：第一，宇宙生命确实存在；第二，在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信息属于高度机密；第三，涉及外星人真实性的计划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就脱离了法律监督；第四，坠落的宇宙飞船已经找到；第五，秘密部门根据对外星人技术的研究在能源和推进技术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他的一种推测是，“如果这些秘密被解密并应用于和平目的”，就能够展现没有匮乏、贫穷或者破坏环境的文明的一丝曙光。
对于一天的工作来说，这显然太多了。像这样的战斗，你只能一次证明一件重要的事：向公众证明UFO现象的真实性，或获得政府的承认（这是问题的关键）就足够了。格雷尔的使命是使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UFO现象是真实的，而不是强迫他们改变立场。仅此而已!
然而，对格雷尔来说，这些论述的细微差别并没有得到体现。格雷尔多次谈到外星人对我们并无敌意。他写道，我们至今仍能自由地呼吸地球的空气，就足以证明外星文明是没有敌意的。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得到这个结论的充分证据。即使外星人没有消灭我们，难道它们对人类就没有威胁吗?当格雷尔谈及“外星人与人类和平共处”时，他的论述显得模棱两可，让人感觉他缺乏信心。可是，格雷尔的结论过多地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
但也有许多人同意格雷尔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生态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我们能够使用“自由能”，许多的环境问题可能会得以改善（认为这些问题会消失简直是做白日梦）。
我们是否完全同意格雷尔的观点或许是无关紧要(有学识的人是不会同意的)的，但是，格雷尔的记者招待会起了一个特别的作用：媒体和议会公开听取了这些陈述。但这并不说明持怀疑态度的媒体和议会已经是信服者或他的同盟。有人说，格雷尔觉得仅UFO这个议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从武器和能源的角度出发进行充分展示。如果真是如此，他们就错了。三个月过去了，记者招待会未能获得媒体的支持，议会对此也保持沉默。有消息说，记者招待会引发了幕后讨论，有人认为记者招待会应为一些事物的终结负责。这件事最清楚的结果是：作为左翼政治的议程，UFO被玷污了，另外，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把UFO议题拖入政治是不明智的，从中能获得什么好处呢?也许有人会说：“直接的方法已经尝试过并且失败了，还需要更进一步去做。”然而，有关UFO的数据显示，多年来确已进行了尝试，但这些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在公共领域，最近的一次出现在1968年7月的议会听证会上。格雷尔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的证人的说服力值得怀疑。
结束UFO之谜意味着对抗强权和秘密组织，但进行这种斗争的人不必暴露自己。问题是这不是格雷尔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甚至于他达到这个目的的策略也值得怀疑。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唯一方法是采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无可挑剔的方式，不能含有编者的意见、武断的语言、威胁性的评论、政治企图或拯救世界的字眼。
采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实际上能够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无论是对史蒂文·格雷尔还是对其他想要卷入此事的人来说，游戏还没有结束。明天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