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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资产回购（LSAPs），又称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截至2013年末，通过连续三轮的措施，美联储向市场投放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2014年伊始，美联储开始减少QE规模，自2013年中市场预期政策转向的靴子终于落地。
尽管只是一国央行的国内政策调整，但其影响力不容低估，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强势地位使得全球经济都晃了三晃。中国对外经贸是否会受到冲击？又应该如何应对？
进亦忧，退亦忧
量化宽松政策最初为日本在2001年采用，多年来并未进入美欧主要国家政策工具的选项。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随即引发全球各国的强烈反应。本质上，量化宽松政策在信息传导机制健全的美国市场，美联储主席的表态即会对市场形成重要影响，更何况真金白银的大规模购债行为。
事实上，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只需开动印刷机就可以满足高负债企业和家庭的流动性需求。而且，在经济危机引发的去杠杆化进程中，美联储基本无需担心这种纯货币操作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性十分明显，美债收益率下降、美元贬值趋势明显，释放的流动性中有相当部分通过贸易或投资，从美国经济中“漏出”。尽管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量化宽松政策接连出台，但美元以其强势的地位，被更为广泛的群体接受，美元贬值成为QE推出以来的基本走势。
2013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态势逐渐稳定，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逐渐强烈。12月，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美联储明确提出将从2014年1月逐步缩减购债规模。尽管每月的购债规模只是从750亿美元降至650亿美元，逆向操作对市场带来的信心和预期影响却十分巨大。市场反应与指责甚至超过了美联储当初推出QE时受到的批评。
由于QE的退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资本会从其他国家回流美国。新兴经济体既难以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情况下贸然提高利率留住资金，又不可能通过增发本国货币增强国际市场购买力，无论国内经济还是对外贸易都受到较大影响。
毋庸置疑，无论推出QE还是退出QE，美联储的政策考量首先都是围绕其自身形势和发展目标的判断，美元的强势地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冲击却是实实在在的。
投资热度不减，中美贸易不受限
2014年2月1日，美联储历史上首位女掌门人耶伦首次明确表示，在市场通胀未超过2%目标时，即便就业市场并未复苏，美联储也不会突然改变美国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削减刺激举措，并将按计划于2014年晚些时候完全退出刺激。
牵一发而动全身，资金配置平衡的移动对实体经济作用强烈，美联储QE的退出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美国本土市场购买力复苏加快。QE的退出将引起美元的升值或升值预期。而美元升值将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购买能力，增加美国的进口。这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而言，有利于其对美出口的增长。
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消费者实施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进程，遏制数年的消费需求释放后对外部商品需求快速增长，有利于中国等向美国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的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国家贸易出口的增长，以及印度、爱尔兰等服务外包重要接包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其次，资金抽离减弱出口国出口能力。QE的退出，会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政策共同作用，把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避险的资金抽离并流向美国。此类资金既可能位于其他国家出口为主的行业，也可能是通过资本市场间接支撑实体企业，私募等资金也会根据其投资策略重新调整全球布局。
资金的抽离会导致企业出口能力的下降，也会影响资本市场表现并产生融资困难，影响正常经营。一般而言，私募等投资基金都有着自身的投资信条和准则，QE退出的影响因行业领域而有着很大不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对环境影响较低的制造业投资以“内包”方式重新回到美国的行业，所受影响最为直接。
最后，美元资产升值有利于外储保值。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截至2013年12月，外汇储备额已经达到3.8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国国债就达到1.3万亿美元，占到总额的34.2%。QE的逐步退出会推高美国国债的长期收益率，减少中国持有国债价值被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侵蚀的程度。中国对外贸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保持顺差，外汇使用的渠道相对不多，美国国债的风险相对较低，作为投资渠道依旧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QE退出影响全球市场分布和资本流向，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所受负面影响更甚。综合来看，中国受美联储刺激政策负面影响相对不高。
究其原因，中国企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使其在危机中可能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具备更强优势，在各方角力中得以趁势扩大市场份额。而美国本土市场的复苏和美元升值带来的购买力提升也有利于扩大需求，提升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美双边经贸联系很难被简单割裂，QE退出对外资撤离中国的影响也不大。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3年的调查，96%的受访公司把中国列于其公司战略投资规划的五大重点市场之一，是5年来统计数据的最高值。在过去一年削减或暂停计划中在华投资的也只有15%。同时，纽约咨询机构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翻番，在美创造了7万个全职工作机会。
由此可见，多数美国对华投资企业依然并未改变布局计划，稳定的美国在华投资和快速增长的中国对美投资，将促使双向贸易额的持续增长。
提早预热，发现出口新需求
2014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重要一年，国内金融管理体制、涉外金融管理方式都可能发生重要调整。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使用范围的拓宽更反映了其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尽管短期内为支撑经济发展需要还不会取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向实体经济注入的流动性已经大幅减少。
为尽量降低美国QE退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外部性”，应充分把握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探索多项政策的协同配合。
短期内，对外贸易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美国市场需求的扩大和人民币的相对贬值正是中国扩大贸易出口的重要机遇。企业可把握双方资源与需求，积极拓展对美贸易。既要在遵守国际惯例规则和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扩大对美出口，避免各类贸易摩擦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又要寻找从美国进口的新亮点，比如页岩油气进口。
也应看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流、服务内包，对外国投资相对并不排斥，中国企业开展对美投资的数量也呈现了较快增长态势。投资企业多通过投资提高了技术水平，扩大了品牌影响力，拓展了业务范围，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即便一些投资由于所在地从中国迁至美国会导致贸易流失，从长远看也符合企业自身和行业整体的利益。
中美两国建立了多个对话和磋商平台，为双方提出各自关切、寻求解决方案创造了良好条件。对于因QE政策退出而遭受负面影响和损失的行业，中国应在各种对话机制中向美方提出，补偿因其政策干预引起市场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中国企业损失。
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多项国际经贸协定，力争重新掌握全球经贸规则的制订权和经贸活动的主导权，把WTO多哈回合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在内的一系列谈判，作为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TPP的目标谈判已然进入最后阶段，提出的规则和标准对非成员可能形成技术壁垒。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投资提前布局，在TPP谈判成员国建立生产基地和经营网络。
必须注意到，尽管美国是当前为数不多启动扩张性政策退出的国家之一，但量化宽松政策刺激通货膨胀的货币效应十分明显。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渐完成，包括欧洲在内的更多地区和国家的央行可能都会考虑相关政策的调整。金融与贸易虽然位于两个层面，但通过各种机制相互作用和联系，资金面的变化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见微知著，中国进出口企业可以考虑拓展和升级业务领域，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服务嵌入量，将贸易与投资等经贸活动相融合，提早预热，为迎接全球经济复苏，满足低碳、绿色等新需求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世经所研究员）
尽管只是一国央行的国内政策调整，但其影响力不容低估，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强势地位使得全球经济都晃了三晃。中国对外经贸是否会受到冲击？又应该如何应对？
进亦忧，退亦忧
量化宽松政策最初为日本在2001年采用，多年来并未进入美欧主要国家政策工具的选项。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随即引发全球各国的强烈反应。本质上，量化宽松政策在信息传导机制健全的美国市场，美联储主席的表态即会对市场形成重要影响，更何况真金白银的大规模购债行为。
事实上，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只需开动印刷机就可以满足高负债企业和家庭的流动性需求。而且，在经济危机引发的去杠杆化进程中，美联储基本无需担心这种纯货币操作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性十分明显，美债收益率下降、美元贬值趋势明显，释放的流动性中有相当部分通过贸易或投资，从美国经济中“漏出”。尽管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量化宽松政策接连出台，但美元以其强势的地位，被更为广泛的群体接受，美元贬值成为QE推出以来的基本走势。
2013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态势逐渐稳定，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逐渐强烈。12月，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美联储明确提出将从2014年1月逐步缩减购债规模。尽管每月的购债规模只是从750亿美元降至650亿美元，逆向操作对市场带来的信心和预期影响却十分巨大。市场反应与指责甚至超过了美联储当初推出QE时受到的批评。
由于QE的退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资本会从其他国家回流美国。新兴经济体既难以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情况下贸然提高利率留住资金，又不可能通过增发本国货币增强国际市场购买力，无论国内经济还是对外贸易都受到较大影响。
毋庸置疑，无论推出QE还是退出QE，美联储的政策考量首先都是围绕其自身形势和发展目标的判断，美元的强势地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冲击却是实实在在的。
投资热度不减，中美贸易不受限
2014年2月1日，美联储历史上首位女掌门人耶伦首次明确表示，在市场通胀未超过2%目标时，即便就业市场并未复苏，美联储也不会突然改变美国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削减刺激举措，并将按计划于2014年晚些时候完全退出刺激。
牵一发而动全身，资金配置平衡的移动对实体经济作用强烈，美联储QE的退出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美国本土市场购买力复苏加快。QE的退出将引起美元的升值或升值预期。而美元升值将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购买能力，增加美国的进口。这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而言，有利于其对美出口的增长。
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消费者实施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进程，遏制数年的消费需求释放后对外部商品需求快速增长，有利于中国等向美国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的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国家贸易出口的增长，以及印度、爱尔兰等服务外包重要接包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其次，资金抽离减弱出口国出口能力。QE的退出，会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政策共同作用，把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避险的资金抽离并流向美国。此类资金既可能位于其他国家出口为主的行业，也可能是通过资本市场间接支撑实体企业，私募等资金也会根据其投资策略重新调整全球布局。
资金的抽离会导致企业出口能力的下降，也会影响资本市场表现并产生融资困难，影响正常经营。一般而言，私募等投资基金都有着自身的投资信条和准则，QE退出的影响因行业领域而有着很大不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对环境影响较低的制造业投资以“内包”方式重新回到美国的行业，所受影响最为直接。
最后，美元资产升值有利于外储保值。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截至2013年12月，外汇储备额已经达到3.8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国国债就达到1.3万亿美元，占到总额的34.2%。QE的逐步退出会推高美国国债的长期收益率，减少中国持有国债价值被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侵蚀的程度。中国对外贸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保持顺差，外汇使用的渠道相对不多，美国国债的风险相对较低，作为投资渠道依旧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QE退出影响全球市场分布和资本流向，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所受负面影响更甚。综合来看，中国受美联储刺激政策负面影响相对不高。
究其原因，中国企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使其在危机中可能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具备更强优势，在各方角力中得以趁势扩大市场份额。而美国本土市场的复苏和美元升值带来的购买力提升也有利于扩大需求，提升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美双边经贸联系很难被简单割裂，QE退出对外资撤离中国的影响也不大。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3年的调查，96%的受访公司把中国列于其公司战略投资规划的五大重点市场之一，是5年来统计数据的最高值。在过去一年削减或暂停计划中在华投资的也只有15%。同时，纽约咨询机构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翻番，在美创造了7万个全职工作机会。
由此可见，多数美国对华投资企业依然并未改变布局计划，稳定的美国在华投资和快速增长的中国对美投资，将促使双向贸易额的持续增长。
提早预热，发现出口新需求
2014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重要一年，国内金融管理体制、涉外金融管理方式都可能发生重要调整。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使用范围的拓宽更反映了其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尽管短期内为支撑经济发展需要还不会取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向实体经济注入的流动性已经大幅减少。
为尽量降低美国QE退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外部性”，应充分把握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探索多项政策的协同配合。
短期内，对外贸易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美国市场需求的扩大和人民币的相对贬值正是中国扩大贸易出口的重要机遇。企业可把握双方资源与需求，积极拓展对美贸易。既要在遵守国际惯例规则和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扩大对美出口，避免各类贸易摩擦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又要寻找从美国进口的新亮点，比如页岩油气进口。
也应看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流、服务内包，对外国投资相对并不排斥，中国企业开展对美投资的数量也呈现了较快增长态势。投资企业多通过投资提高了技术水平，扩大了品牌影响力，拓展了业务范围，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即便一些投资由于所在地从中国迁至美国会导致贸易流失，从长远看也符合企业自身和行业整体的利益。
中美两国建立了多个对话和磋商平台，为双方提出各自关切、寻求解决方案创造了良好条件。对于因QE政策退出而遭受负面影响和损失的行业，中国应在各种对话机制中向美方提出，补偿因其政策干预引起市场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中国企业损失。
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多项国际经贸协定，力争重新掌握全球经贸规则的制订权和经贸活动的主导权，把WTO多哈回合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在内的一系列谈判，作为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TPP的目标谈判已然进入最后阶段，提出的规则和标准对非成员可能形成技术壁垒。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投资提前布局，在TPP谈判成员国建立生产基地和经营网络。
必须注意到，尽管美国是当前为数不多启动扩张性政策退出的国家之一，但量化宽松政策刺激通货膨胀的货币效应十分明显。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渐完成，包括欧洲在内的更多地区和国家的央行可能都会考虑相关政策的调整。金融与贸易虽然位于两个层面，但通过各种机制相互作用和联系，资金面的变化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见微知著，中国进出口企业可以考虑拓展和升级业务领域，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服务嵌入量，将贸易与投资等经贸活动相融合，提早预热，为迎接全球经济复苏，满足低碳、绿色等新需求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世经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