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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研究》季刊从1986年创刊，到今年迈入了而立之年；今年第3期又恰逢出版100期，可谓双喜临门，值得祝贺！30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对于《蒲松龄研究》来说却是波澜壮阔，很不平凡。30年时间里，这本最初朝不保夕、笼罩在随时停刊阴影中的纯学术期刊，成长为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成为我国社科学术界一本有知名度的刊物和蒲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阵地之一。从全国来看，一个地市级的名人纪念馆主办这样一份颇有影响的学术期刊，还是不多见的。笔者作为一个曾在编辑部工作13年、亲眼见证了这本刊物发展壮大过程的老编辑，为此感慨万千，并为刊物的今天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是从1993年开始进入《蒲松龄研究》编辑部工作的，虽然是兼职，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了刊物的编辑工作上，可以说，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段青春时光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蒲松龄纪念馆，见到了刚刚创刊不久的《蒲松龄研究》，当时还很惊讶在淄博这么一个小地方竟然还有这么一本茅盾题写刊名的学术期刊。当时的《蒲松龄研究》也算是应时而生，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繁荣复苏局面，淄博市也开始重视对地方先贤名人的研究。蒲松龄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文学家，理所当然受到重视。淄博市先后于八、九十年代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蒲学学术讨论会，全国各高校及科研机构也涌现出一批蒲学研究专家，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经过省委宣传部批准，《蒲松龄研究》于1986年正式创刊。创刊之初，先是半年刊，页码也不固定。最初几期刊登了一批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可惜的是，此后几年，出版经费一直无法保障，刊物也慢慢陷入了困境。虽然后来由半年刊改成季刊，但经常脱期，作者的稿费更是长期拖欠，这本刊物实际上陷入了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停刊的局面。
1999年，我被任命為刊物的副主编，实际主持编务工作（当时的主编由蒲松龄纪念馆馆长兼任）。上任伊始，我总结了刊物面临的“三大困境”，即经费困难、稿源困难、发行困难。在馆长（主编）及编辑部同仁盛伟先生、杨海儒先生及王清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整顿和改善工作。首先是争取资金，清欠长期拖欠的稿费和印刷费。在这方面，时任馆长刘统爱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到专项资金近10万元，然后我们按照一定比例，全部支付了长期拖欠的作者稿费。印象中有的作者几年拿不到稿费，多次发函催讨都没有下文，稿费的全部解决，挽回了刊物的声誉，也改善了和一些重点作者的关系。其次，多方面的联系高校及科研机构，千方百计宣传刊物，扩大影响，征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稿件，提升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在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国内外一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们不计稿酬，有求必应，并帮助解决遇到的一些困难，为《蒲松龄研究》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就没有这本刊物的今天。诸如山东大学的袁世硕、马瑞芳、王平先生；山东师范大学的王志民、王恒展先生；北京大学的周先慎、马振方先生；曲阜师范大学的张稔穰先生；南京师范大学的李灵年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赵伯陶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辜美高先生等等。特别是山东大学的马瑞芳老师，她曾在淄博工作过，当时又在省人大兼职，与淄博市的领导比较熟悉，她利用一切机会为刊物“鼓与呼”，在市领导面前不遗余力的代为宣传、争取，对改善刊物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发行问题，我们又与市邮政部门合作，改原来的自办发行为邮政公开发行，借助邮政网络提升发行数量。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刊物质量的提升和发行数量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刊物在学术界的影响，反过来又改善了稿源情况和发行情况，进一步带来了刊物的知名度。
九十年代，文化和学术领域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在文化上表现为席卷全国的“以文养文”（后称“以文补文”）运动，《蒲松龄研究》也理所当然的受到一定影响，遭遇来自方方面面的非议。作为一本不挣钱、完全靠财政资金养活的纯学术期刊，有人就认为这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当时国家已经严控公开刊号的审批，所以《蒲松龄研究》的刊号在某些人眼里就成了奇货可居的赚钱资源。有的要求放开版面，与社会合作，出售版面或者刊登商业广告等；有的干脆要求全面改刊，取消刊物的纯学术性，改为兼具学术性、文学性和商业性的综合刊物。何去何从，当时的馆领导顶住了压力，坚持办刊宗旨不动摇，只在刊物的研究范围上作了适当调整，在原来的蒲学研究和醒世姻缘传研究基础上，增加了“中国文言小说研究”栏目。后来本市某报又有意收购《蒲松龄研究》，当时的馆领导再次断然拒绝，使得本次事件有惊无险，最终为蒲松龄纪念馆、也为蒲学研究保留住了这个学术阵地。
从1999年我担任副主编到2002年任主编，再到2006年我调离编辑部，大约主编了26期刊物。在我离开编辑部后，编务工作在蒲松龄纪念馆历任馆长的领导下，在编辑部同仁们的努力下，刊物越办越好。特别是现任主编班子，又增加了页码，加大了开本，重新做了装帧设计，更换了封面，使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精美。承蒙编辑部不弃，在我调离编辑部的十年里，每期出版后都能见赠一册，铭感在心。祝愿《蒲松龄研究》季刊越办越好，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我是从1993年开始进入《蒲松龄研究》编辑部工作的，虽然是兼职，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了刊物的编辑工作上，可以说，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段青春时光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蒲松龄纪念馆，见到了刚刚创刊不久的《蒲松龄研究》，当时还很惊讶在淄博这么一个小地方竟然还有这么一本茅盾题写刊名的学术期刊。当时的《蒲松龄研究》也算是应时而生，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繁荣复苏局面，淄博市也开始重视对地方先贤名人的研究。蒲松龄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文学家，理所当然受到重视。淄博市先后于八、九十年代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蒲学学术讨论会，全国各高校及科研机构也涌现出一批蒲学研究专家，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经过省委宣传部批准，《蒲松龄研究》于1986年正式创刊。创刊之初，先是半年刊，页码也不固定。最初几期刊登了一批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可惜的是，此后几年，出版经费一直无法保障，刊物也慢慢陷入了困境。虽然后来由半年刊改成季刊，但经常脱期，作者的稿费更是长期拖欠，这本刊物实际上陷入了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停刊的局面。
1999年，我被任命為刊物的副主编，实际主持编务工作（当时的主编由蒲松龄纪念馆馆长兼任）。上任伊始，我总结了刊物面临的“三大困境”，即经费困难、稿源困难、发行困难。在馆长（主编）及编辑部同仁盛伟先生、杨海儒先生及王清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整顿和改善工作。首先是争取资金，清欠长期拖欠的稿费和印刷费。在这方面，时任馆长刘统爱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到专项资金近10万元，然后我们按照一定比例，全部支付了长期拖欠的作者稿费。印象中有的作者几年拿不到稿费，多次发函催讨都没有下文，稿费的全部解决，挽回了刊物的声誉，也改善了和一些重点作者的关系。其次，多方面的联系高校及科研机构，千方百计宣传刊物，扩大影响，征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稿件，提升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在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国内外一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们不计稿酬，有求必应，并帮助解决遇到的一些困难，为《蒲松龄研究》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就没有这本刊物的今天。诸如山东大学的袁世硕、马瑞芳、王平先生；山东师范大学的王志民、王恒展先生；北京大学的周先慎、马振方先生；曲阜师范大学的张稔穰先生；南京师范大学的李灵年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赵伯陶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辜美高先生等等。特别是山东大学的马瑞芳老师，她曾在淄博工作过，当时又在省人大兼职，与淄博市的领导比较熟悉，她利用一切机会为刊物“鼓与呼”，在市领导面前不遗余力的代为宣传、争取，对改善刊物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发行问题，我们又与市邮政部门合作，改原来的自办发行为邮政公开发行，借助邮政网络提升发行数量。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刊物质量的提升和发行数量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刊物在学术界的影响，反过来又改善了稿源情况和发行情况，进一步带来了刊物的知名度。
九十年代，文化和学术领域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在文化上表现为席卷全国的“以文养文”（后称“以文补文”）运动，《蒲松龄研究》也理所当然的受到一定影响，遭遇来自方方面面的非议。作为一本不挣钱、完全靠财政资金养活的纯学术期刊，有人就认为这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当时国家已经严控公开刊号的审批，所以《蒲松龄研究》的刊号在某些人眼里就成了奇货可居的赚钱资源。有的要求放开版面，与社会合作，出售版面或者刊登商业广告等；有的干脆要求全面改刊，取消刊物的纯学术性，改为兼具学术性、文学性和商业性的综合刊物。何去何从，当时的馆领导顶住了压力，坚持办刊宗旨不动摇，只在刊物的研究范围上作了适当调整，在原来的蒲学研究和醒世姻缘传研究基础上，增加了“中国文言小说研究”栏目。后来本市某报又有意收购《蒲松龄研究》，当时的馆领导再次断然拒绝，使得本次事件有惊无险，最终为蒲松龄纪念馆、也为蒲学研究保留住了这个学术阵地。
从1999年我担任副主编到2002年任主编，再到2006年我调离编辑部，大约主编了26期刊物。在我离开编辑部后，编务工作在蒲松龄纪念馆历任馆长的领导下，在编辑部同仁们的努力下，刊物越办越好。特别是现任主编班子，又增加了页码，加大了开本，重新做了装帧设计，更换了封面，使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精美。承蒙编辑部不弃，在我调离编辑部的十年里，每期出版后都能见赠一册，铭感在心。祝愿《蒲松龄研究》季刊越办越好，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