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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本文旨在通过对他晚年的小说创作、学术研究以及一些代表性言论的考察，对其晚年文化心态，以及这种文化心态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度剖析，从而对王蒙晚年文化心态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王蒙在其晚年，发生了一种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启蒙立场回归到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这样一种思想蜕变。在与巴金、冰心晚年文化心态进行充分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晚年的王蒙与其说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反倒不如说更是一位传统的文人。
关键词：王蒙;晚年;文化心态;传统文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3-0092-05
1989年9月初，时年55岁的王蒙正式卸任文化部部长职务。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可以把进入1990年代之后的王蒙称之为晚年时期的王蒙呢？笼统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恐怕都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从王蒙“评红谈李译契佛”的具体行为以及此种行为背后所隐隐约约透露出的某种保守文化心态来看，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在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都还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王蒙，依然保持了极具爆发力的创作状态。用王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也就是我所喜欢说的人应该有几个世界了。对于我来说，多几个世界也包含着多几条命的意思，你不可摧毁我，我的大哥！我可以入世三丈三，经世致用，承上启下，统筹兼顾，务求周到。我可以宰相肚里撑船，消化铁钉钢刀苦水假药。我可以偶然露一露牙齿，如我在自嘲打油诗里所写：‘人间最妙爬格子，世上无双耍狗熊。’我可以面壁读书，自思自叹，咬文嚼字，浮想联翩。我可以边疆大漠，胡语胡歌，痛饮三巡，仰天长啸……道可道，常道，非常道，非非常道。名可名，常名，非常名，非非常名。蒙可蒙，常蒙，非常蒙，非非常蒙。”① 这段不无自得状的鲜活文字所呈现出的，正是王蒙一种在文化与文学创造上的超级自信心态。与那些别无所能故而只知一味恋栈的一般官员不同，王蒙在拥有部长身份的同时，也还是一位创作能力特别突出的作家。官可以被罢，可以不做，但他那样一种超人的写作天赋却是任谁都无法剥夺的。除了在诸如“十七年”与“文革”这样极端的政治畸形时代，包括王蒙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曾经一度被迫噤声之外，一旦进入相对开明的时代，正所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具体到打小就才思敏捷才华横溢的王蒙，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卸任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时间与更为开阔的空间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了。其他且不说，单只是王蒙最为得心应手的小说这一文体，很大一部分重要作品均构思完成于他卸任文化部长之后。其中，仅长篇小说这一部分，就先后创作完成了包括《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与《狂欢的季节》在内的“季节四部曲”，《青狐》，《暗杀—3322》，《闷与狂》，以及在失而复得的旧稿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边风景》。《这边风景》后来还获得了国内最高的官方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除此之外，王蒙尚有数量可观的中短篇小说发表。既然卸任后的王蒙在自己最为得心应手的小说创作方面表现出了如此这般的巨大活力，那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进入1990年代之后的王蒙，视作他的晚年阶段，就很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因此，在我看来，一种更合理的切割方式，就是把2004年王蒙年满七十岁，也即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进入古稀之年之后的人生，看作是王蒙的晚年时期较为合适。这一点，从他开始酝酿写作早已计划多年的《王蒙自传》三部曲上，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白。《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具体出版时间是2006年5月。依此上推，他自传的实际动笔时间，就应该是在2004年进入七十岁之后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人只有在进入晚年的时候，才会形成创作带有人生回顾与总结反思性质的回忆录或者自传的强烈动机。就此而言，王蒙在进入古稀之年后一种自觉的自传写作行为，所透露出的，正是他的某种晚年心态的正式生成。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说，笔者更愿意把七十岁前后看作是王蒙正式步入晚年时期的一个分水岭式的重要标志。
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不难发现，晚年时期的王蒙，除了时不时仍然会有一些小说作品发表出版之外，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研究之中。这其中，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的关于《红楼梦》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研究之外，更有他在《王蒙自传》三部曲完成之后所陆续展开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老子的帮助》《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庄子的享受》《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與庄共舞：人生的自救之道》《老子十八讲》《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你不难发现，短短数年的时间里，王蒙关于孔孟老庄的研究著作，竟然达到了八本之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孔孟老庄这四位，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具体来说，孔孟与老庄分别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思想文化学说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和源泉所在。孔孟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庄是道家的创始人。孔孟的儒家之学以“仁”为根本，“成仁”乃其根本理想;老庄的道家之言以“道”为宗尚，“体道”是其归宿。更进一步说，儒家是入世的，集中探讨人生如何才能够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济世。而道家则是出世的，集中探讨人生怎样才能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道释三种思想文化组构而成。这其中，释也即佛教文化并非中华本土的产物，它最早发源于印度，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因他属于释迦族，所以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东汉年间。从南北朝开始，佛教文化在进入其鼎盛发展阶段的同时，也逐渐地开始了它的本土化进程。大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佛教文化在深入影响国人生活的同时，慢慢地开始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王蒙晚年所聚焦的孔孟老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三种源流中两种发源生成于本土的儒与道文化。虽然我们一般都会把儒道释并称，但从一种更加严格的意义上说，恐怕只有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老庄所代表的道家文化，方才能够被视为原生性的本土文化，可以被看作中国文化最早的滥觞。我们注意到，与西方文化更多地强调后来者对前贤的背叛式超越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乃偏重于强调对前贤的衣钵传承。也因此，一部中国文化史，某种程度上乃可以被理解为一部不折不扣的注经史。注什么？后来者所注的对象，往往是如同孔孟老庄这样的文化奠基者的代表性著作。这样一来，所谓的“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承传绵延的一种常态。尽管我们无法否认在历代注经的过程中，那些注经者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于传统文化有所发展，但与更强调对前贤背叛式超越的西方文化相比较，以注经的方式长期延续的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原创性不足，乃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多少带有一点遗憾的是，晚年的王蒙携带着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的关于孔孟老庄的近十本著作所汇入其中的，正是这样一条原创性不足的暮气沉沉的文化长河。大约也正因为如此，王蒙的这些著作虽然已经出版有年，但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影响力。与这些更多地带有注经色彩的传统文化研究相比较，毋宁说，王蒙以作家身份对《红楼梦》和李商隐的研究更令人信服，事实上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王蒙这样一位一直把革命当做自己神圣使命，而且在1980年代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不仅非常热衷于小说创作上的先锋实验探索，并因此被视为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代表性人物的作家，何以会在他的晚年，竟然差不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之中呢？王蒙的这种变化近乎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给我们的阐释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导致这种状况形成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总体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制约。关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日益甚嚣尘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霍晓玲曾在其《正确认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② 一文中作出过详细论述。她立足于当下中国的语境，对文化保守主义做了进一步地划分。在她看来，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在认同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强调儒家思想的一种现代转换;后者所指的，则主要是当代的新儒家。在霍晓玲的视野中，从一种广义的保守主义来说，诸如传统文化复兴热、读经热、国学研究与出版热、祭祀热（祭孔、祭轩辕等）以及大陆新儒家的崛起等，所凸显出的，既是文化界人士的自觉表达，也是文化保守主义对普通民众的广泛影响。根据我们自身对近期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总体感受，论者的以上描述其实是非常真确到位的。这样的一种总体文化氛围，恐怕正是促使王蒙将颇多精力投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重要外因。当然，反过来说，作为当代拥有极广泛影响的一位作家，王蒙对于孔孟老庄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产生着一定的助推作用。
全国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之外，导致王蒙关注孔孟老庄的更主要的原因，其实也与作家自身内心深处所一直潜藏着的向往“明君贤臣”情结紧密相关。在《王蒙自传》第一卷《半生多事》中，我们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他的弟弟张之万也很有名。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里，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我为之叫绝。启沃是对上作宣传启蒙。恪守是讲纪律讲秩序。厉行是志在改革，向前看，一往无前。不悖是减少阻力，保持稳定……中国吗？深了去啦。”③ 《半生多事》之外，在另一篇短文《十六字真言》里，王蒙不仅再一次提到了这十六个字，而且做了更加深入的阐释：“俺的同乡张之洞张南皮，曾经受过前辈高官鹿传霖的教导，十六个字：‘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向上面宣传报告，丰富与开拓上面的信息资源与胸襟眼界，同时严格地讲规矩、守纪律，不搞急躁越位冒险，不瞎忽悠。以一定的紧迫感认真改革，敢于尝试，勇于出新，同时尽最大可能尊重已有的秩序，避免旧势力的反弹。”④ 十六个字的一段话，能够让王蒙念念不忘，以至于先后两次专门提及，能够令智慧的王蒙拍案叫绝，真的非常不容易。出自于前辈高官鹿传霖的这十六个字，之所以能够让王蒙念念不忘且拍案叫绝，主要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触动了曾经担任过共和国文化部长的作家内心世界的某种情结。当王蒙在谈论故乡的先贤张之洞的时候，潜意识里联想到的恐怕应该是曾经“入阁为臣”的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蒙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鹿传霖这“十六字真言”的激赏，其实带有某种不容否认的夫子自道意味。也因此，在王蒙前后两次对于这十六个字所展开的阐释中，有很多都可以被看作是他自己从政过程中的经验之谈。张之洞身为晚清名臣，既是洋务派一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又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起被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晚清时期，在不触动根本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张之洞在教育、铁路以及法律等方面作出的各种不懈努力，用现在的话语来表达，完全可以被称之为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改革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很重要，他一切举措的前提，乃是“恪守臣节”。“文革”结束后1980年代的中国，由于邓小平的复出，进入了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担任文化部长的要职，王蒙在1980年代的中国，也以很多实际的作为对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过重要的建构性贡献。虽然重要程度绝对无法与当年的张之洞相提并论，但就其实质而言，王蒙的政治地位与现实作为，的确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张之洞。这里，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也依然是所谓的“不悖臣节”。如果说当年张之洞的“不悖臣节”是指身为臣子者绝对不应该有篡位的非分之想，那么，后来王蒙的“不悖臣节”就是指王蒙内心深处对于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高度认同。从以上论述可见，王蒙之所以要两度提及张之洞，两度提及鹿传霖的“十六字真言”，其实与他内心深处一直深潜着的“贤臣”情结紧密相关。既然有着强烈的“贤臣”情结，既然特别向往一种“明君贤臣”的存在状态，那么，晚年王蒙的倾心于孔孟老庄，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晚年王蒙的精神世界才会呈现出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犬儒化倾向。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那部形式上带有鲜明实验探索色彩的长篇小说《闷与狂》中。
“在这样一种典型的王蒙式的语词重复与堆砌中，作家彻底丧失了更加深入地追问反思历史的可能……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整个国家民族而言，还是对于那些曾经不幸地被卷入其中的个体而言，发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那场规模巨大的反右派运动，都堪称万劫不复的精神劫难。在时隔多年之后，尤其是在反思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当下时代，我本以为能够在那一代作家群體中最具艺术智慧者的笔下读到较之于从前更有思想力度的对于那场空前劫难的批判与反思，但谁知，在《闷与狂》中，我最后读到的竟然是如此一种充满着谄媚气息的轻飘飘的文字。”⑤ 虽然批评的言辞貌似有点激烈，但实实在在地说，从1948年时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到后来的共青团干部，年少成名的著名作家，错误地被打成“右派”打入政治另册，远走边疆“自我流放”，重新复出后曾经一度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情有独钟的“老”作家，中共中央委员与文化部长，晚年钻入故纸堆，对孔孟老庄的倾心研究与诠释，尤其是其思想文化立场从曾经的对于历史劫难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到晚年精神犬儒现象的生成，回顾王蒙一生所走过的这样一条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与心路历程，真的令人不能不感慨系之。王蒙不仅创作过一部中篇小说《杂色》，而且他还不无自得地以所有的批评与研究者大约都只能够捕捉到其“杂色”思想艺术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为骄傲。然而，尽管王蒙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杂色”般的复杂存在，但细细考量，却也还是可以从其中寻绎出某种精神发展脉络来。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于“明君贤臣”政治理想的潜心向往，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坚守，对于孔孟老庄思想的服膺，其实使得王蒙多多少少显示出了一点遗老遗少的味道。依我愚见，晚年王蒙的基本文化立场，集中体现在他晚近一篇专门为《贵州日报》撰写的题名为《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的文章里。 既然强调文化自信，那王蒙当然会更多地从正面的角度论证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唯其因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所以才谈得上文化自信：“因为博大，它有恒久的精神、思路、风度与发展空间。中华文化忠奸分野的观念，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念，沧桑盛衰聚散有常的观念，得民心得天下的观念，以及善有善报、和为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信念等至今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近百年来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风雨，终能做出正确抉择，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可贵进展，往往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起着深层作用。”⑥ 在这里，王蒙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出了相应的概括。具体来说，中华文化忠奸分野等五种观念，被王蒙认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五种观念从根本上支撑着中华文明自先秦一直延续到了当下时代。
紧接着，对于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王蒙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中华文化为政以德、修齐治平思想，性善论、天良论、良知良能论思想，形成了一种循环认同，具有从一而定、定之于一、一以贯之的特色。”⑦ 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假若说王蒙终其一生的精神世界可以用“杂色”名之，那么，他在这里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丰富文化内涵的剖析也带有明显不过的“杂色”或者说“杂糅”的意味。人都说，西方文化是分析的，而中国文化是综合的，王蒙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论述本身，即非常鲜明地突出了综合与混沌的这一特点。质言之，也就是把儒道释的基本观念杂糅到一起，弄成了一锅中国文化的“大杂烩”。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一部中国历史似乎的确证明着王蒙所谓中国文化“颠扑不破”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却在于，谁又能够保证如此一种“大杂烩”的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颠扑不破”？归根到底，一厢情愿的文化认同与褒扬并不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王蒙在文章中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谈论所谓的“旧邦维新”问题。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性的同时，他也还同时强调了新文化运动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以井冈山、长征、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在完善成熟起来的传统这样三种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新的文化传统的充分融入，所以，处在时时自我更新状态之中的中华文化，方才从根本上获得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一方面，王蒙的描述的确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实际演进进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因为有了这样几种文化传统的充分介入，中华文化本身混沌杂糅的“大杂烩”性质事实上已经更加突出。
总括来说，王蒙在《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这篇文章中，给出的乃是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无条件的肯定与认同。一方面，正所谓人各有志，晚年王蒙所持有的基本文化立场，恐怕自有其内在的精神逻辑支撑，我们实在不能够作简单的价值评判与是非臧否。但在另一方面，同样是一种晚年的文化心态，王蒙这种对于孔孟老庄以及中华传统文化无条件认同的状况，却很自然地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巴金与冰心那一代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严苛批判现实的基本精神立场。这里且以巴金和冰心晚年一些通信的状况略加说明。
我们都知道，在冰心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巴金逝世七周年的时候，《收获》杂志曾经在2012年第5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了以《冰心巴金书简》为题的一部分通信。其中最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从他们的书信中，表现出来的“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风骨。
年事已高的巴金，虽然记忆力已经大大衰退，却仍然牵挂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惟其如此，他才总是会念念不忘地思索这样的问题：“什么样一种人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不仅如此，巴金还从自己的“讲真话”思想立场出发，对冰心大姐强调真话重要性的看法做出了强有力的呼应：“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说在通信的时候，冰心和巴金都已经是耄耋之年，尽可以颐享天年了，但在这些通信中，我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那种深切关怀。晚年的巴金写出了《随想录》这样“一部讲真话的大书”，冰心也曾经写下过如《万般皆下品》这样一种战斗性文字。在当下这样一个日渐世俗化的时代，重温两位“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我想，对于当下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傅铿在《回首二十世纪》这篇文章中就曾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知识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极左思潮’的追忆文献中，最为缺乏的便是对于自身灵魂的拷问。”⑧ 他甚至认为，如果缺少了一种虔诚的灵魂拷问，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又会重复曾经的民族性灾难。根据我们的观察，很可能与物质世界的过于喧嚣紧密相关，如同冰心、巴金这样的一种文化品格与精神风骨，在当下的时代是越来越少见了。不管怎么说，如何想方设法去努力践行冰心、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令人敬畏的精神风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命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所集中关注的王蒙，就与巴金、冰心他们的思想精神境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区别。面对如此惊人的一种精神差异，我们禁不住要问，导致此种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何在？虽然说原因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具体言之，就是他们之间精神底色的差异问题。巴金与冰心，不管怎么说都是曾经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巴金所一度信奉的安那其主义也即无政府主义，抑或还是冰心所长期信奉坚持的“爱的哲学”，其精神实质都可以说是现代的启蒙思想。相比较来说，虽然王蒙肯定也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恐怕却是少年时期开始大量接触的革命思想。正是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少年王蒙在参加实际的地下工作并加入共产党的同时，也开始形成了某种牢不可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请注意，此种“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最早提出者，乃是批评家李子云：“我用‘永远年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来概括你的作品，似乎不够准确——我过分强调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特别是过分强调了‘少年’二字……至今我仍偏执地认为，在你的创作道路上，随着你年龄的递增，尽管你的创作风格和作品色彩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单纯而复杂，由明朗而深沉，但是其中却存在着某些贯彻始终的东西，那就是对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渝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⑨ 尽管已经时过境迁了很多年，尽管对于所谓“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理解，我们与当年的李子云其实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李子云这一论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切中肯綮，切中了王蒙精神命脉的关键处。无论是作家长期以来对于革命立场的坚守，抑或还是其晚年对于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不能说王蒙不明白究竟何为现代启蒙，但从根本的思想价值立场来看，王蒙，尤其是晚年的王蒙实际上早已远离了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精神立场。从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晚年的王蒙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莫如说他是一位传统的文人要更确切一些。
注释：
① 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6页。
② 霍晓玲：《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探索》2012年第5期。
③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 王蒙：《十六字真言》，《读书》2015年第8期。
⑤ 王春林：《形式探索的失据与精神犬儒》，《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⑥⑦ 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贵州日报》2017年12月15日、12月22日。
⑧ 傅铿：《回首二十世纪》，《读书》2012年第10期。
⑨ 王蒙、李子云：《关于创作的通信》，《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作者简介：王春林，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陕西西安，710128。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王蒙;晚年;文化心态;传统文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3-0092-05
1989年9月初，时年55岁的王蒙正式卸任文化部部长职务。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可以把进入1990年代之后的王蒙称之为晚年时期的王蒙呢？笼统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恐怕都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从王蒙“评红谈李译契佛”的具体行为以及此种行为背后所隐隐约约透露出的某种保守文化心态来看，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在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都还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王蒙，依然保持了极具爆发力的创作状态。用王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也就是我所喜欢说的人应该有几个世界了。对于我来说，多几个世界也包含着多几条命的意思，你不可摧毁我，我的大哥！我可以入世三丈三，经世致用，承上启下，统筹兼顾，务求周到。我可以宰相肚里撑船，消化铁钉钢刀苦水假药。我可以偶然露一露牙齿，如我在自嘲打油诗里所写：‘人间最妙爬格子，世上无双耍狗熊。’我可以面壁读书，自思自叹，咬文嚼字，浮想联翩。我可以边疆大漠，胡语胡歌，痛饮三巡，仰天长啸……道可道，常道，非常道，非非常道。名可名，常名，非常名，非非常名。蒙可蒙，常蒙，非常蒙，非非常蒙。”① 这段不无自得状的鲜活文字所呈现出的，正是王蒙一种在文化与文学创造上的超级自信心态。与那些别无所能故而只知一味恋栈的一般官员不同，王蒙在拥有部长身份的同时，也还是一位创作能力特别突出的作家。官可以被罢，可以不做，但他那样一种超人的写作天赋却是任谁都无法剥夺的。除了在诸如“十七年”与“文革”这样极端的政治畸形时代，包括王蒙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曾经一度被迫噤声之外，一旦进入相对开明的时代，正所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具体到打小就才思敏捷才华横溢的王蒙，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卸任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时间与更为开阔的空间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了。其他且不说，单只是王蒙最为得心应手的小说这一文体，很大一部分重要作品均构思完成于他卸任文化部长之后。其中，仅长篇小说这一部分，就先后创作完成了包括《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与《狂欢的季节》在内的“季节四部曲”，《青狐》，《暗杀—3322》，《闷与狂》，以及在失而复得的旧稿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边风景》。《这边风景》后来还获得了国内最高的官方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除此之外，王蒙尚有数量可观的中短篇小说发表。既然卸任后的王蒙在自己最为得心应手的小说创作方面表现出了如此这般的巨大活力，那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进入1990年代之后的王蒙，视作他的晚年阶段，就很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因此，在我看来，一种更合理的切割方式，就是把2004年王蒙年满七十岁，也即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进入古稀之年之后的人生，看作是王蒙的晚年时期较为合适。这一点，从他开始酝酿写作早已计划多年的《王蒙自传》三部曲上，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白。《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具体出版时间是2006年5月。依此上推，他自传的实际动笔时间，就应该是在2004年进入七十岁之后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人只有在进入晚年的时候，才会形成创作带有人生回顾与总结反思性质的回忆录或者自传的强烈动机。就此而言，王蒙在进入古稀之年后一种自觉的自传写作行为，所透露出的，正是他的某种晚年心态的正式生成。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说，笔者更愿意把七十岁前后看作是王蒙正式步入晚年时期的一个分水岭式的重要标志。
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不难发现，晚年时期的王蒙，除了时不时仍然会有一些小说作品发表出版之外，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研究之中。这其中，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的关于《红楼梦》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研究之外，更有他在《王蒙自传》三部曲完成之后所陆续展开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老子的帮助》《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庄子的享受》《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與庄共舞：人生的自救之道》《老子十八讲》《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你不难发现，短短数年的时间里，王蒙关于孔孟老庄的研究著作，竟然达到了八本之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孔孟老庄这四位，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具体来说，孔孟与老庄分别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思想文化学说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和源泉所在。孔孟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庄是道家的创始人。孔孟的儒家之学以“仁”为根本，“成仁”乃其根本理想;老庄的道家之言以“道”为宗尚，“体道”是其归宿。更进一步说，儒家是入世的，集中探讨人生如何才能够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济世。而道家则是出世的，集中探讨人生怎样才能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道释三种思想文化组构而成。这其中，释也即佛教文化并非中华本土的产物，它最早发源于印度，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因他属于释迦族，所以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东汉年间。从南北朝开始，佛教文化在进入其鼎盛发展阶段的同时，也逐渐地开始了它的本土化进程。大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佛教文化在深入影响国人生活的同时，慢慢地开始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王蒙晚年所聚焦的孔孟老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三种源流中两种发源生成于本土的儒与道文化。虽然我们一般都会把儒道释并称，但从一种更加严格的意义上说，恐怕只有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老庄所代表的道家文化，方才能够被视为原生性的本土文化，可以被看作中国文化最早的滥觞。我们注意到，与西方文化更多地强调后来者对前贤的背叛式超越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乃偏重于强调对前贤的衣钵传承。也因此，一部中国文化史，某种程度上乃可以被理解为一部不折不扣的注经史。注什么？后来者所注的对象，往往是如同孔孟老庄这样的文化奠基者的代表性著作。这样一来，所谓的“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承传绵延的一种常态。尽管我们无法否认在历代注经的过程中，那些注经者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于传统文化有所发展，但与更强调对前贤背叛式超越的西方文化相比较，以注经的方式长期延续的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原创性不足，乃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多少带有一点遗憾的是，晚年的王蒙携带着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的关于孔孟老庄的近十本著作所汇入其中的，正是这样一条原创性不足的暮气沉沉的文化长河。大约也正因为如此，王蒙的这些著作虽然已经出版有年，但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影响力。与这些更多地带有注经色彩的传统文化研究相比较，毋宁说，王蒙以作家身份对《红楼梦》和李商隐的研究更令人信服，事实上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王蒙这样一位一直把革命当做自己神圣使命，而且在1980年代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不仅非常热衷于小说创作上的先锋实验探索，并因此被视为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代表性人物的作家，何以会在他的晚年，竟然差不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之中呢？王蒙的这种变化近乎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给我们的阐释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导致这种状况形成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总体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制约。关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日益甚嚣尘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霍晓玲曾在其《正确认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② 一文中作出过详细论述。她立足于当下中国的语境，对文化保守主义做了进一步地划分。在她看来，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在认同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强调儒家思想的一种现代转换;后者所指的，则主要是当代的新儒家。在霍晓玲的视野中，从一种广义的保守主义来说，诸如传统文化复兴热、读经热、国学研究与出版热、祭祀热（祭孔、祭轩辕等）以及大陆新儒家的崛起等，所凸显出的，既是文化界人士的自觉表达，也是文化保守主义对普通民众的广泛影响。根据我们自身对近期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总体感受，论者的以上描述其实是非常真确到位的。这样的一种总体文化氛围，恐怕正是促使王蒙将颇多精力投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重要外因。当然，反过来说，作为当代拥有极广泛影响的一位作家，王蒙对于孔孟老庄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产生着一定的助推作用。
全国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之外，导致王蒙关注孔孟老庄的更主要的原因，其实也与作家自身内心深处所一直潜藏着的向往“明君贤臣”情结紧密相关。在《王蒙自传》第一卷《半生多事》中，我们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他的弟弟张之万也很有名。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里，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我为之叫绝。启沃是对上作宣传启蒙。恪守是讲纪律讲秩序。厉行是志在改革，向前看，一往无前。不悖是减少阻力，保持稳定……中国吗？深了去啦。”③ 《半生多事》之外，在另一篇短文《十六字真言》里，王蒙不仅再一次提到了这十六个字，而且做了更加深入的阐释：“俺的同乡张之洞张南皮，曾经受过前辈高官鹿传霖的教导，十六个字：‘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向上面宣传报告，丰富与开拓上面的信息资源与胸襟眼界，同时严格地讲规矩、守纪律，不搞急躁越位冒险，不瞎忽悠。以一定的紧迫感认真改革，敢于尝试，勇于出新，同时尽最大可能尊重已有的秩序，避免旧势力的反弹。”④ 十六个字的一段话，能够让王蒙念念不忘，以至于先后两次专门提及，能够令智慧的王蒙拍案叫绝，真的非常不容易。出自于前辈高官鹿传霖的这十六个字，之所以能够让王蒙念念不忘且拍案叫绝，主要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触动了曾经担任过共和国文化部长的作家内心世界的某种情结。当王蒙在谈论故乡的先贤张之洞的时候，潜意识里联想到的恐怕应该是曾经“入阁为臣”的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蒙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鹿传霖这“十六字真言”的激赏，其实带有某种不容否认的夫子自道意味。也因此，在王蒙前后两次对于这十六个字所展开的阐释中，有很多都可以被看作是他自己从政过程中的经验之谈。张之洞身为晚清名臣，既是洋务派一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又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起被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晚清时期，在不触动根本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张之洞在教育、铁路以及法律等方面作出的各种不懈努力，用现在的话语来表达，完全可以被称之为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改革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很重要，他一切举措的前提，乃是“恪守臣节”。“文革”结束后1980年代的中国，由于邓小平的复出，进入了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担任文化部长的要职，王蒙在1980年代的中国，也以很多实际的作为对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过重要的建构性贡献。虽然重要程度绝对无法与当年的张之洞相提并论，但就其实质而言，王蒙的政治地位与现实作为，的确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张之洞。这里，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也依然是所谓的“不悖臣节”。如果说当年张之洞的“不悖臣节”是指身为臣子者绝对不应该有篡位的非分之想，那么，后来王蒙的“不悖臣节”就是指王蒙内心深处对于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高度认同。从以上论述可见，王蒙之所以要两度提及张之洞，两度提及鹿传霖的“十六字真言”，其实与他内心深处一直深潜着的“贤臣”情结紧密相关。既然有着强烈的“贤臣”情结，既然特别向往一种“明君贤臣”的存在状态，那么，晚年王蒙的倾心于孔孟老庄，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晚年王蒙的精神世界才会呈现出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犬儒化倾向。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那部形式上带有鲜明实验探索色彩的长篇小说《闷与狂》中。
“在这样一种典型的王蒙式的语词重复与堆砌中，作家彻底丧失了更加深入地追问反思历史的可能……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整个国家民族而言，还是对于那些曾经不幸地被卷入其中的个体而言，发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那场规模巨大的反右派运动，都堪称万劫不复的精神劫难。在时隔多年之后，尤其是在反思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当下时代，我本以为能够在那一代作家群體中最具艺术智慧者的笔下读到较之于从前更有思想力度的对于那场空前劫难的批判与反思，但谁知，在《闷与狂》中，我最后读到的竟然是如此一种充满着谄媚气息的轻飘飘的文字。”⑤ 虽然批评的言辞貌似有点激烈，但实实在在地说，从1948年时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到后来的共青团干部，年少成名的著名作家，错误地被打成“右派”打入政治另册，远走边疆“自我流放”，重新复出后曾经一度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情有独钟的“老”作家，中共中央委员与文化部长，晚年钻入故纸堆，对孔孟老庄的倾心研究与诠释，尤其是其思想文化立场从曾经的对于历史劫难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到晚年精神犬儒现象的生成，回顾王蒙一生所走过的这样一条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与心路历程，真的令人不能不感慨系之。王蒙不仅创作过一部中篇小说《杂色》，而且他还不无自得地以所有的批评与研究者大约都只能够捕捉到其“杂色”思想艺术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为骄傲。然而，尽管王蒙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杂色”般的复杂存在，但细细考量，却也还是可以从其中寻绎出某种精神发展脉络来。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于“明君贤臣”政治理想的潜心向往，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坚守，对于孔孟老庄思想的服膺，其实使得王蒙多多少少显示出了一点遗老遗少的味道。依我愚见，晚年王蒙的基本文化立场，集中体现在他晚近一篇专门为《贵州日报》撰写的题名为《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的文章里。 既然强调文化自信，那王蒙当然会更多地从正面的角度论证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唯其因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所以才谈得上文化自信：“因为博大，它有恒久的精神、思路、风度与发展空间。中华文化忠奸分野的观念，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念，沧桑盛衰聚散有常的观念，得民心得天下的观念，以及善有善报、和为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信念等至今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近百年来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风雨，终能做出正确抉择，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可贵进展，往往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起着深层作用。”⑥ 在这里，王蒙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出了相应的概括。具体来说，中华文化忠奸分野等五种观念，被王蒙认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五种观念从根本上支撑着中华文明自先秦一直延续到了当下时代。
紧接着，对于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王蒙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中华文化为政以德、修齐治平思想，性善论、天良论、良知良能论思想，形成了一种循环认同，具有从一而定、定之于一、一以贯之的特色。”⑦ 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假若说王蒙终其一生的精神世界可以用“杂色”名之，那么，他在这里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丰富文化内涵的剖析也带有明显不过的“杂色”或者说“杂糅”的意味。人都说，西方文化是分析的，而中国文化是综合的，王蒙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论述本身，即非常鲜明地突出了综合与混沌的这一特点。质言之，也就是把儒道释的基本观念杂糅到一起，弄成了一锅中国文化的“大杂烩”。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一部中国历史似乎的确证明着王蒙所谓中国文化“颠扑不破”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却在于，谁又能够保证如此一种“大杂烩”的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颠扑不破”？归根到底，一厢情愿的文化认同与褒扬并不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王蒙在文章中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谈论所谓的“旧邦维新”问题。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性的同时，他也还同时强调了新文化运动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以井冈山、长征、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在完善成熟起来的传统这样三种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新的文化传统的充分融入，所以，处在时时自我更新状态之中的中华文化，方才从根本上获得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一方面，王蒙的描述的确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实际演进进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因为有了这样几种文化传统的充分介入，中华文化本身混沌杂糅的“大杂烩”性质事实上已经更加突出。
总括来说，王蒙在《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这篇文章中，给出的乃是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无条件的肯定与认同。一方面，正所谓人各有志，晚年王蒙所持有的基本文化立场，恐怕自有其内在的精神逻辑支撑，我们实在不能够作简单的价值评判与是非臧否。但在另一方面，同样是一种晚年的文化心态，王蒙这种对于孔孟老庄以及中华传统文化无条件认同的状况，却很自然地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巴金与冰心那一代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严苛批判现实的基本精神立场。这里且以巴金和冰心晚年一些通信的状况略加说明。
我们都知道，在冰心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巴金逝世七周年的时候，《收获》杂志曾经在2012年第5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了以《冰心巴金书简》为题的一部分通信。其中最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从他们的书信中，表现出来的“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风骨。
年事已高的巴金，虽然记忆力已经大大衰退，却仍然牵挂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惟其如此，他才总是会念念不忘地思索这样的问题：“什么样一种人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不仅如此，巴金还从自己的“讲真话”思想立场出发，对冰心大姐强调真话重要性的看法做出了强有力的呼应：“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说在通信的时候，冰心和巴金都已经是耄耋之年，尽可以颐享天年了，但在这些通信中，我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那种深切关怀。晚年的巴金写出了《随想录》这样“一部讲真话的大书”，冰心也曾经写下过如《万般皆下品》这样一种战斗性文字。在当下这样一个日渐世俗化的时代，重温两位“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我想，对于当下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傅铿在《回首二十世纪》这篇文章中就曾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知识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极左思潮’的追忆文献中，最为缺乏的便是对于自身灵魂的拷问。”⑧ 他甚至认为，如果缺少了一种虔诚的灵魂拷问，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又会重复曾经的民族性灾难。根据我们的观察，很可能与物质世界的过于喧嚣紧密相关，如同冰心、巴金这样的一种文化品格与精神风骨，在当下的时代是越来越少见了。不管怎么说，如何想方设法去努力践行冰心、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令人敬畏的精神风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命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所集中关注的王蒙，就与巴金、冰心他们的思想精神境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区别。面对如此惊人的一种精神差异，我们禁不住要问，导致此种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何在？虽然说原因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具体言之，就是他们之间精神底色的差异问题。巴金与冰心，不管怎么说都是曾经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巴金所一度信奉的安那其主义也即无政府主义，抑或还是冰心所长期信奉坚持的“爱的哲学”，其精神实质都可以说是现代的启蒙思想。相比较来说，虽然王蒙肯定也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恐怕却是少年时期开始大量接触的革命思想。正是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少年王蒙在参加实际的地下工作并加入共产党的同时，也开始形成了某种牢不可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请注意，此种“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最早提出者，乃是批评家李子云：“我用‘永远年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来概括你的作品，似乎不够准确——我过分强调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特别是过分强调了‘少年’二字……至今我仍偏执地认为，在你的创作道路上，随着你年龄的递增，尽管你的创作风格和作品色彩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单纯而复杂，由明朗而深沉，但是其中却存在着某些贯彻始终的东西，那就是对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渝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⑨ 尽管已经时过境迁了很多年，尽管对于所谓“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理解，我们与当年的李子云其实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李子云这一论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切中肯綮，切中了王蒙精神命脉的关键处。无论是作家长期以来对于革命立场的坚守，抑或还是其晚年对于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不能说王蒙不明白究竟何为现代启蒙，但从根本的思想价值立场来看，王蒙，尤其是晚年的王蒙实际上早已远离了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精神立场。从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晚年的王蒙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莫如说他是一位传统的文人要更确切一些。
注释：
① 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6页。
② 霍晓玲：《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探索》2012年第5期。
③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 王蒙：《十六字真言》，《读书》2015年第8期。
⑤ 王春林：《形式探索的失据与精神犬儒》，《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⑥⑦ 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贵州日报》2017年12月15日、12月22日。
⑧ 傅铿：《回首二十世纪》，《读书》2012年第10期。
⑨ 王蒙、李子云：《关于创作的通信》，《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作者简介：王春林，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陕西西安，710128。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