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始。对此能否作正确判断，对我们未来政策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在此问题上，我赞同蔡昉教授的两点判断。
　　第一，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国内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其依据是近两年的“民工荒”现象；另一种看法认为，说中国出现这一转折点还为时过早，因为劳动力总量数据显示，农村中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统计数据，对这两种看法暂时很难明确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确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
　　在过去两年中，先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后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农民工短缺现象。根据本人近一段时间在河北保定地区的调查和观察，农民工短缺已成为当地乡镇工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农民工工资出现了明显增加，例如，一些纺织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在过去半年上升了大约30％。“民工荒”和工资上升可以说是论证“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最好证据。
　　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毕竟具有很强的分割性，特别是劳动力区域之间的流動仍存在很多障碍，我们从东部地区看到一些劳动力短缺的迹象，很难从中推断出全国的情况。在地区分割的情况下，一个地区劳动力短缺与另一个地区劳动力过剩可以同时并存。因此，只有对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剩余和农民工供求状况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后，才能得到全国性的结论。
　　第二，“刘易斯转折点”可能在中国表现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都将“刘易斯转折点”理解为一个时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它看做一个时间段，即蔡昉教授提出的“转折区间”，会更为合适。
　　众所周知，中国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因而，城市部门中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受到了城乡相对收入变动和社会相对发展速度的影响，也受到城市部门对外来劳动力接纳能力和态度的影响。应该说，近两年东部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的征兆与中国政府实施的包括减免农业税、粮食补贴、农村低保等一系列利农政策不无相关，同时也是对一些企业长期实行的低工资经营模式的一种反弹。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城乡之间工资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相对收益变动的影响，大量农村劳动力会在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来回流动。这种城乡就业的不稳定性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可以称之为“刘易斯转折区间”。
　　对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加以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政策不当或一些突发因素的影响，会带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突发性。农村劳动力的集中流出，会对农业带来不利影响，对城市经济社会带来各种压力；而农民工大幅度地回流到农村，又会对工业部门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