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1984年，70岁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下了这个著名的开头。《情人》，这本小说成为了小说史上的奇迹：首先是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然后被译成了文学可能被译成的所有语言，在各个国家不断地售空，几年后被拍成了电影，再度走红，并且反过来又一次刺激了小说销量。出版《情人》的午夜出版社一个不准确的数据统计是，截至90年代，《情人》全球卖出了3000万册—— 法语文学从未有过畅销至此的作品。玛格丽特·杜拉斯走在巴黎的大街上，几乎人人都要向她喊出这个开头—— 不，不只是巴黎，是全球，全球的入门级文学爱好者转眼间都学会了背诵这个段落。
　　“现在好了，所有人都跑来‘提醒’你：你已经老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登上贝尔纳·毕沃主持的电视文学节目《猛浪谭》说。这些突然涌现的粉丝令她想起她家餐厅墙上挂的一幅小画：一块浮冰，上面挤了一大群企鹅。名气是浮冰，对于一个已持续写作了接近40年的女人来说，这点她当然能有清醒的认识。相比之下她更喜欢那些实际的好处：比如令她成为百万富翁的巨额版税。她笑眯眯地说，“我投资了房地产，还新买了一辆标致405。”
　　贝尔纳·毕沃和他的《猛浪谭》在当时万人空巷（也只有八十年代的法国会有这等气候），这档文学脱口秀节目只邀请最震撼人心的人物单独登场：杜拉斯之前，是尤瑟纳尔和索尔仁尼琴。1984年9月28日晚上，电视画面里70岁的杜拉斯甚至看得出有点紧张。白色卷领套头衫和无袖坎肩过于肥大地罩着她，使她显得非常、非常的小。一副沉甸甸的方框眼镜架在脸上，看起来像个十年没走出过书斋的老气知识分子，后来一直聊到酒精和政治运动她才放松开来。
　　是的，她已经老了。“首先要勾勒玛格丽特·杜拉斯变形的面容”，法国杜拉斯研究的资深专家贝尔纳·阿拉泽写道，他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与世界对抗的方式影响了这张脸，让她从轻盈变得沉重，从一个女人走向一个有意模糊自己性别的老妇。但杜拉斯自己宣称，是命运和酒精让她的面容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传奇式的、某种程度上用情史印证着创作而决非躲在文字背后的作家，杜拉斯对于自己的面孔和身体、以及自身的女性吸引力始终抱着矛盾的判断。“她认为自己长相普通，她痛恨自己的矮小（杜拉斯的身高大约1米52），和雅尔洛分手后，她越发怀疑男人们和她在一起只是因为她的名气。”而说到名气，她又自大得不行——“68岁的时候她仍相信自己能引起法国最出色男人的欲望，比如萨缪尔·贝克特（戏剧作家，《等待戈多》作者）。”米歇勒·芒梭，杜拉斯的闺中密友通过她那本《女友杜拉斯》告诉人们。在芒梭看来，杜拉斯这个几乎对一切都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人，唯独在自己身上犯了错。“她绝非普通，她很美，很漂亮，像一道光，一段音乐。”但当酒精充满她的脸、她的身体时，“她会变得很可怕，像癞蛤蟆一样”。
　　和热拉尔·雅尔洛的恋情持续了9年，从杜拉斯的41岁到50岁。这不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恋情，却包含了最深的欲望和痛苦。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不否认她对于激情的渴望，她本人和她的创作都需要沉迷，一如她在电影《广岛之恋》的剧本中写下的那行台词：“你害了我，这样对我真好。”雅尔洛比杜拉斯小9岁，巴黎城中巧舌如簧的记者，花花公子，酒鬼和情人，鲍里斯·维昂和阿拉贡的朋友。其时杜拉斯已与她唯一孩子让·马斯科罗的父亲迪奥尼斯·马斯科罗分手—— 那段恋情也并不轻松（纠缠其中的远不止他们两个人），但是郑重其事地，而雅尔洛却把杜拉斯的生活带上了一辆欲望号街车。她对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肉体迷恋（据说其中包含了施虐和受虐的成分，甚至不乏暴力与危险），除此之外她从这段感情中继承的唯一遗物就是对酒精的依赖。
　　他们分手后不久，雅尔洛在一个旅馆房间中做爱时死亡。杜拉斯写下了两本小说纪念她中年时期这段狂暴的爱情，《琴声如诉》和《坐在走廊的男人》。后者是她唯一一本情色小说，备受争议。“吞噬我吧，按照你的形象使我变样。以便在你之后，没有人理解强烈的欲望是什么样。”她珍重这段感情或许是因为它才符合她本质上的爱情观：对痛苦的激情；因为如果没有痛苦，激情本身也不过是堕入空无。而在激情产生的地方，人们是既聋且瞎的。”所以，“只能在爱情的遗体上写作，在世界的遗体上写作，为记录激情经历过后留下的荒漠”（《80年夏》）。
　　雅尔洛的死法如此符合他的命运。被留下来的杜拉斯，写作成了她收拾残局的完美艺术。

圣伯努瓦街女主人

　　让我们把镜头倒推十五年，看看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圣伯努瓦街5号女主人的模样。1942年，新婚的杜拉斯和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搬到了圣日尔曼德普雷区圣伯努瓦街5号，这里离萨特和波伏娃爱去的花神咖啡馆只有一步之遥。杜拉斯将毕生租住在这间公寓里，分别和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情人、最后的情人一起生活。但这都不是关键。这里是启蒙之屋，是后世粉丝的朝圣地，是巴黎文人相聚最热气腾腾的场所，是镀金的传说。皮埃尔·维拉尔——当年聚会的一分子说：“它是理想国，也是精神家园，人们在那里吃喝过，争辩过，爱过，睡过。”
　　圣伯努瓦街依然纠缠着错综的情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拉斯仍然和罗贝尔住在这间公寓，他们的爱情已经死亡，但这看起来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做一对彼此欣赏、平和而互相尊重的夫妻。他们分房睡，陆续有了各自情人，杜拉斯爱上的迪奥尼斯·马斯科罗其时是伽里玛出版社的编辑，是她介绍两个男人认识，而他们一见如故，发展出了终生亲密的兄弟情谊。 　　核心是他们三人，罗贝尔·昂泰尔姆日后将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人类》，成为讲述20世纪纳粹集中营最重要的作品。马斯科罗写了《共产主义》，而他所在的伽里玛出版社几乎“把持”了整个法国文坛。无数的座上客：乔治·巴塔耶、格诺、梅洛-庞蒂、莫里斯·布朗肖、克罗德·鲁瓦、埃德加·莫兰，以及这些人的妻子或女友。“玛格丽特讨厌萨特和波伏娃，不喜欢罗兰·巴特，但她请加缪来吃过晚餐。”
　　“美妙的集体。她是蜂后。”埃德加·莫兰回忆。下午，男人们还在工作，先到的人有时会在客厅喝一杯，杜拉斯则忙着做饭，在她的小煎锅上焙炒咖啡，用她母亲寄来的丰富的东南亚食材做越南菜。“她掌管一切，做得非常好，有时她还能抽时间写作。”炉子上烧着火，她可没有让它们熄灭过。
　　作为圣伯努瓦街女主人的杜拉斯是迷人的，埃德加·莫兰绝不是被诱惑到的唯一一个。在他看来，她眼神柔情，嘴巴充满魅力，“有在感人和滑稽之间摇摆的天性”，喜欢开玩笑、大笑、唱歌，脑子转得飞快。她喜欢和男人们激烈地争锋，对他们的女人则态度谨慎。要说她和她们多少有点敌对态度也不为过。

菜谱·越南炒蛋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只为自己一个人做饭，因为在我看来，这条路通往彻底沉沦的绝望……”
　　“这很难。需要文火和时间。成功的秘密就是耐心。这道菜要用平底煎锅来做。先把烟肉粒或没有腌过的肥猪肉丁炒一下。把所有食材都切丁。可以加半瓣蒜蓉。当猪肉炒好，加入切得很细的大葱。加胡椒粉。不要放盐。当各种丁和烟肉粒拌匀了，加入放在开水中泡开的黑香菇（用前一定要洗净），粉丝和豆芽。在放鸡蛋之前先放鱼露，倒一满杯，不过要小心，鱼露很咸。不要放盐，或只放一点点盐。然后品尝。
　　这道菜有时我会做不好，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或许是蛋炒得太老了。有时候这道菜做得好到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也同样不知道为什么。”
　　相比她正式的丈夫和情人，莫兰自认为他和杜拉斯在对喜剧的热爱方面更加合拍。但在他们的三位一体面前，他却步了。
　　他加诸给这三人的影响是共产主义。杜拉斯和马斯科罗先后加入法共，罗贝尔作为有过集中营经历的犹太人，《人类》里流动着对资本主义的消沉反思。圣伯努瓦街的共产主义风暴是一场文学共产主义，杜拉斯在她去世前四年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们所有人，当时都赞许着我们尚未认识的东西。”像所有理论型的革命者，杜拉斯把他们小团体行动的内在需求大而化之地解释为“对世界不公正秩序的失望和抗议”。但是，如何能指望用共产主义来联结这群人闲散的团结和浪漫化了的消极性呢？曾经带领他们入党的不屈服精神—— 拒绝承认存在事物的现状—— 很快就宣告了他们和当时斯大林主义的不相容。1950年代，杜拉斯和马斯科罗陆续被开除党籍（但理由竟是因为不够谨慎的男女关系），这对他们而言，倒也是一种解脱。
　　大家不再是同志的很多年后，“有一天，杜拉斯指责我说，我们之间本该有段艳遇的。”埃德加·莫兰回忆。 　　“我说，是的，我们没有在一起睡过，但多年来我们一直都躺在同一张群情激扬的床上。”

印度支那

　　《杜拉斯传》的作者劳拉·阿德莱尔曾问杜拉斯该去越南哪里寻访她生活过的痕迹。“你在那儿什么也不会找到。”杜拉斯说，“让扬（扬·安德烈亚，杜拉斯最后一个伴侣）带你到塞纳河边就可以了，离巴黎三十公里，那儿有个小河湾，树叶落下来，沉淀在河岸上，河岸的地变得像海绵一样。那儿不是像印度支那。那里就是印度支那。”
　　“我知道。这就是玛格丽特：一切无处不在。没有必要去当地找寻，加尔各答、西贡、永隆、沙砾，所有这些名字都在记忆中涡旋。”劳拉·阿德莱尔写下。对杜拉斯而言，或许这并非夸张，人生的电影始终放映着最初的画面。一切都源自童年，她之后看到的世界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无休无止的童年。”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生于西贡北部的嘉定。她的父母是一对再婚的鳏夫和寡妇，在皮埃尔·洛蒂富有异国情调的奇幻爱情小说鼓舞下申请了殖民地中小学的教职，先后踏上了潮热的印度支那。在初婚伴侣皆因“当地病”而死之后，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朗结为连理，并很快生下了皮埃尔、保罗和玛格丽特三个孩子，这最小的女孩便是日后的杜拉斯。亨利在杜拉斯8岁时病逝，玛丽·多纳迪厄开始了一人操持一家四口生计的艰辛生活。出于无名的原因，她极度偏爱游手好闲的长子皮埃尔，多少有点冷淡和严厉地对待保罗和玛格丽特兄妹，令他们终日如一对孤儿般游晃在湄公河畔的雨林和三角洲深处。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真正的主角并非那对阴郁的儿女，母亲才是杜拉斯创作之初的拱顶石。丈夫死去后，47岁的玛丽·多纳迪厄已是殖民地年纪最大的女教师，她希望能被从条件恶劣的金边调回相对繁华的河内或西贡，这两个大城市对她儿女的教育有利，然而当局依然不顾恳求地将她派往了交趾支那穷乡僻壤的永隆——离西贡5个小时车程。1927年，多纳迪厄夫人清苦的生活由于得到了一块三百公顷的水稻租让地而重燃希望，她开始带领孩子们（并且雇佣当地人）修建房屋和拓荒，向放高利贷的印度人借钱筑堤坝，做起了发财的美梦。《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太平洋并不存在，多纳迪厄一家面对的不过是中国海，是母亲执意用她的浪漫幻想称其为太平洋而已。对杜拉斯而言，比起《情人》，这本早年作品要接近自传多得多—— 这里面有她母亲被生活击垮的真相，被希望折磨的真相，有他们在物质世界里的贫困拮据（这后来成为了杜拉斯的终生习惯，即使她最终因为作品的畅销已经相当富裕）和在情感上肆虐专制的证据，有一对母女之间纠缠的爱、妒忌、憎恶、折磨的证据。
　　多纳迪厄夫人并不喜欢这本书，她认为女儿以她一如既往地残忍描写了一个魔鬼般的家庭故事。而杜拉斯本人对这本小说极为偏爱，直到日后《情人》摘下龚古尔奖，女作家依然不平地认为早在30年前《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就该替她拿下。杜拉斯相信这一不公正的落选与她当时的左派倾向有关—— 多纳迪厄一家曾如此相信殖民主义具有的美德，最后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叛与嘲弄。这是1950年，玛格丽特·杜拉斯，一名法共党员。

抵抗者

　　1968年初夏，巴黎，五月风暴。玛格丽特·杜拉斯给21岁的儿子让·马斯科罗写信：

　　“你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美妙的事情。学生占领了索邦大学、奥德翁歌剧院，暴动掀起了，已经蔓延到工厂。我们将迎来一些疯狂的日子。巴黎疯了。我们希望戴高乐政府垮台。他们正在经历黑色的日子。星期一有一场八十万人的游行——你能想象八十万人的游行吗？期间只唱《国际歌》，不唱《马赛曲》。红旗在索邦飘扬，法国所有的学院都变得自由了。我们，我、罗贝尔、布朗肖，我们全都傻了！我不写了，我要寄报纸给你……”
　　这是她和雅尔洛分手后的第三年。革命似乎让她再次活过来了。54岁的杜拉斯依然试图站到斗争的前线，她开始公开指责越战，以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犯下的暴行。虽然早已退党，她对保守右派的憎恶一如既往，不可动摇。她是那种终生的叛逆分子。她穿上橘黄色套头衫，到电视里发表演讲：“搞政治，就是不再对世界忍气吞声”。随即在她自编自导的电影《卡车》里高呼：“但愿世界走向灭亡——这是唯一的政治。”
　　对杜拉斯而言，政治是纯粹建立在“语言”上的。1960年她参与签署了抗议法国发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121宣言”。而这一年，五月风暴里很多流传出的口号据说都是杜拉斯的发明。比如极端自由主义的“该禁止的是禁止本身”，前后矛盾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到哪一步，但这不是不前进的理由”，以及充满莫名诗意的“街石之下，是沙滩”。还有一条确定的召唤是她的：“我们是永恒的，我们谱写的是未来的序曲”。这是杜拉斯式的“参政”：自由发言，但并没有天真到相信它会被实现。因为幻灭接踵而至。6月，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派大获全胜。8月，苏联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以被镇压告终。 　　和法共断绝关系时，杜拉斯曾说：“我仍然是共产党员，从内心，从肌体。”她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二十年的非正统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并没有其他道路，你可以和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共产主义不会实现的共产主义。”不过对一个作家而言，一切都不会浪费。1969年，她修改了早年一部叫《空椅子》的小说手稿，完成了舞台剧作《毁灭，她说》。这部男女主角置身于空洞如末世背景的爱情四重奏有着破碎的政治隐喻，成为了杜拉斯作品中福柯、布朗肖等思想家的最爱。
　　《毁灭，她说》一开始被杜拉斯定名为《毁灭》，以此纪念她经历完1968后的梦碎。是罗伯-格里耶为它加上了著名的“她说”，仿佛恭敬不如从命。

导演

　　1970年夏天，一个叫让-马克·杜林纳的年轻人收到了杜拉斯的一封信。他才24岁，正在比利时一个剧组给人当副导演，两个月前无意中读了杜拉斯的小说《劳儿之劫》而狂喜不已，就直接给杜拉斯写了封信试着问能不能买下版权。他的要求被“意料之中”地拒绝了——杜拉斯说她不想卖掉她任何作品，不管是普通的，还是这本尤为特别的。其时她已经有几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比如《琴声如诉》和《长别离》，都有不错的口碑。和阿伦·雷奈合作的《广岛之恋》更被认为是影史上开辟风格的杰作。但玛格丽特·杜拉斯对这些显然都很不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所有的电影改编都在误会她的作品。
　　过了半年，这位杜林纳先生接到了杜拉斯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她的电影制作团队——她打算自己来了，但没有酬劳。他很兴奋，立即前往巴黎。在圣伯努瓦的杜拉斯公寓，他见到了迪奥尼斯·马斯科罗，杜拉斯孩子的父亲。他们的情人关系已经结束，但仍然是朋友，有很多事要商量。马斯科罗已经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两人有一个小女孩。“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那么喜欢和我谈杜拉斯。包括谈她当年和她母亲和她大哥的冲突，我甚至不明白，作为一个年轻的陌生闯入者，有什么权力知道她家族的秘密？还是他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她日后残暴的一面？”他感觉被放置在了一片芬芳中，让他迷茫的芬芳。
　　这部名为《黄色，太阳》电影的拍摄在一种严肃与嘲弄并行、友谊与暗自争锋心理并存的气氛中进行着。在没有酬劳的前提下，很难相信这些年轻人们不是各自怀着理想或某种“鬼胎”，蠢蠢欲动。但杜林纳和女主人更加亲密，一度他甚至觉得，杜拉斯和马斯科罗像他精神上的父母——虽然他们后来也产生了分歧，甚至有一天他也被这位“母亲”诱惑了。
　　1971年《黄色，太阳》制作完成，年轻的男主角萨米·弗雷光芒四射。马上有人向杜拉斯献媚，夸赞她的导演技法，后者则说，她拍电影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写作是漫长又孤独的劳作，电影的团队作业可以让杜拉斯摆脱孤独。“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让自己无所事事的人。而生命又太长了。”
　　很难想象杜拉斯一共拍摄了十九部电影（包括四部短片），女神让娜·莫罗还积极参演了其中几部。1974年，杜拉斯导演的《印度之歌》迷住了整个戛纳电影节，虽然它并没有参与角逐单元，但却被众口一词地誉为杰作。故事又回到了童年的热带，缠绵的雨季，密闭时间段里剧烈的爱情……杜拉斯的老一套。其时杜拉斯已年满60岁。“我不是一个拍电影的作家……我用拍电影的方式写些东西。”她说。她82岁临终前认为，《印度之歌》是她唯一的电影。

星球作家

　　扬·安德烈亚出现在生命中时，玛格丽特·杜拉斯66岁了。他们相差39岁，扬27岁，七年前开始给杜拉斯写信。他那时候还在一个小城读哲学，和同学一起读康德、斯宾诺莎、司汤达。有一天他看了杜拉斯的一本书，《塔吉尼亚的小马》，他迷上了，从此抛开了所有的书，只读她。
　　他开始给圣伯努瓦街5号写信，一写七年。1980年的一个夏天，他的女王突然发出了恩准：你来吧，带一瓶红酒来。故事开始了，她取消了他原来的姓，给了他新的姓氏：安德烈亚。保留了名字，扬。她还写了一本书纪念他们的开场，《80年夏》。“您真是棒极了，必须保持现在这个样子，这般目光茫然。我把您叫做大西洋人，以后，您就是大西洋人了。”
　　这段恋情疑团重重。扬·安德烈亚从不否认他（一部分时候）的同性恋倾向，但同时坚称这与他和杜拉斯之间的爱情毫不冲突。他照顾杜拉斯的饮食起居，在她一天长达10小时把自己关在房间的写作时间里耐心等待（“我就在客厅里，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窗帘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烤焦了，我什么也不干，就等着”），杜拉斯口述了《情人》，由他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有时她也会质疑他，认为他是个骗子，和她这样一个聪明、有名的老女人在一起，为的是“吃住免费”。更多时候她阻止他的一切社交，她禁止他和人谈到她。他说：“我想，正是她的苛求，保护了我们的关系。”
　　他们共同生活了16年。1996年，杜拉斯去世。扬蜗居在杜拉斯留给他的一间小房间里，除了最低限度的饮食起居，过了三年不见天日的生活。她生前他们有一次一起出门，杜拉斯80岁了，有人调侃：“这是您最后一次爱情吗？”杜拉斯笑道：我不知道。现在，女王死了，他真想说：一切都在，听您的调遣。
　　让·科克托说，一部作品的美要用它散播的问题去衡量。那么可以说杜拉斯是这样的作家，她留给世界的好奇远远超过她提供的解答。扬·安德烈亚在整理杜拉斯的手稿时梳理出一些后者一些论及写作本身的句子：写作是“内心律令”；要对写作彻底地臣服；写作是她终生的危机时刻。罗兰·巴特曾将写手与作家这样区分：前者是及物的（要写出些什么），后者是不及物的（写作只是写作本身）。毫无疑问，杜拉斯是后者。
　　晚年的杜拉斯扬名天下。他们和当选为总统的密特朗吃饭（他们年轻时就是朋友，密特朗参与过对杜拉斯前夫罗贝尔的集中营营救），杜拉斯突然问密特朗：“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玛格丽特，我听着呢！”总统说。“弗朗索瓦，你要知道，我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一阵沉默，密特朗回答：“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
　　扬说，杜拉斯是想说，文学比政治重要。作品、书籍比总统更重要。
　　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如愿成为了星球作家。在中国—— 杜拉斯的“北方情人”所来自的地方，她也成为了偶像。她是王小波提及次数最多的作家，后者用“风华绝代”来加冕她，形容《情人》为“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一代女作家的写作方式被她影响了：赵玫、林白、陈染。“杜拉斯启迪了‘身体写作’，”赵玫说，“中国的女作家在读到她之前，身体的知觉和作为女性的直觉都没有被打开。无法不承认是王道乾最早翻译的《情人》，让我们领略到了这样一种简洁、现代却又是扎根于女性性别经验最深处的写作方式。”
　　杜拉斯的中文译者胡小跃说，杜拉斯的先锋在于她突破了真实和虚构的边界。她的人生和创作皆遵循如此法则。在杜拉斯的世界里，现实与幻想没有界限，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经历混淆在一起。有的人在格子间里就可以创立天地，而杜拉斯则一直在用行动来扩展她的写作（她把灵感称为“内心律令”）。如同她自己所说，“我把生活当作神话来过。”
　　扬·安德烈亚今年夏天会来中国，宣传一部杜拉斯新的传记。他也在写作，关于杜拉斯，关于其他。扬说，他写作，就像给杜拉斯写信。“我又重新开始做我1980年夏天以前做的事情了：还在给她写信，永远给她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