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盥训（1876—1953），字孚若（后自改为扶弱），山西省临猗县陈家卓人。清末拔贡。自幼随其在曲沃县经营油店的生父刘子俊生活。稍长出嗣于叔父刘子秀(清咸丰辛酉举人，时任宁武府儒学教谕)，遂就学于宁武。秉性方正，聪敏好学。初入太原令德堂，后就学于北京优级师范学校。1904年，适逢清朝最后一期科举考试，因父去世丁忧，未能应试。盥训先生师范学校毕业后，渡洋赴日，在东京和孙中山一起盟誓救国，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1906年10月间，刘盥训先生出任山西大学大斋教务校长，历时二年余，颇多建树。继任河南开封师范学堂学监，后又供职于北京大学。辛亥革命胜利后，刘盥训先生被选为国会参议议员。南北议和中，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刘盥训先生聚合在南京的晋籍人士及其他同情革命者，通过孙中山致电于袁，终于迫袁承认。
　　1913年，山西大学开办法学课，聘刘盥训先生为法科学长。袁世凯阴谋称帝，其御用团体———筹安会的核心人物杨度、严复等多次邀他赞助帝制，均遭拒绝。曹琨贿选，使人送来大批银元，他怒将来人斥退。1917年，刘盥训先生南下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反对帝制的护法运动。1918年，中央政府南迁，他曾任立法院财经委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盥训先生作为山西代表参加了会议。
　　抗战爆发后，刘盥训先生在《国民外交》上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抗日。1938年，他受中央政府委派赴陕西赈济灾民，至西安，有人愿为代劳，刘坚辞不可，遂统由赈委调查发放，使灾民直接受益。在陕北赈济时，他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后来对人说：“孙中山真伟大，毛主席又英明又伟大。”在陕期间，一次汽车出事，使其腰部受伤较重。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蒋政权军政人员纷纷南逃川、广等地，而刘先生却带家小从南方返回北平，以致许多旧友大惑不解。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邀其参加人民政权建设，因其腰疾沉重未就。1952年8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聘字第97号任命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当时第一批馆员仅有11人。1953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三)，刘盥训先生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
　　刘盥训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始终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竭诚拥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蒋介石背叛中山先生尤为愤慨，因此不被重用。
　　他一生严于律己，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吃素食，戒烟酒。每端起饭碗吃饭时，他都教育子女对生活勿过高要求，说自家吃的饭许多老百姓还吃不上哩。遇有客人要招待，也均在家中，不去饭店。客人都知晓其秉性，也不介意。他虽在外从政为官，但对乡里父老十分敬重。有时回乡省亲，他在村外老远处便下了车，逢人施礼相见，对老人尤为敬重；离家时总要走出老远才上车；每遇贫困者，他总要赞助一些。在故里，非有要事不进衙门，即或因事到县，与地方官相见，亦语不及私。其常语亲友曰：“地方官依法执行公务，我何必干扰，自取咎戾。”一次，他的勤务员薛某密以其名谒见县长，为一赌徒说情，刘闻之既予开除，并亲向县长致歉。在南京时，从住处到政府办公地方尚有一段距离，为节省开支，他坚持步行往返，从不乘车。外出时，其所需费用本可核销，他却自掏腰包，因为他认为政府的钱财亦是人民的血汗，不应随便耗费。沿途住宿，他常常登记为生意人，政府证件和本人名片皆不愿出示，怕打扰别人。
　　刘盥训先生思想开明，绝少保守。他曾集股创办“裕民纱布厂”，兴修水利，倡导学校。民初妇女放足，他首自其长女始，风靡全县。人始笑之，继而羡之，后终效之。在他供职政府后，其二弟庭训借其名义对抗学潮，横行乡里，被他斥为“土匪”，并登报声明与其断绝一切关系，声明曰：“庭训之行为鄙人概不负责，凡诸亲友幸加谅解。”云云。
　　在省城，刘盥训先生与山西大学教授李亮工、省高等法院院长邵竹青等过从甚密，李、邵二先生来即围炉而坐，移时各无语，虽有言亦极简单明了，毕即去，刘先生也不强留，不远送，三人平平淡淡，俱无烦言客套，实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盥训先生极喜书籍，无论南京、北京或是老家，都藏书颇丰，然因战乱等因，现在保存下来的却极少。他一生生活极有规律，特别是日记，前后坚持凡60年不辍。一次北上途中，夫人林氏不愿携带，焚毁一部，刘愤曰：“日记焚毁如何可补。”然亦无可奈何。现仅存22卷，保管于临猗县图书馆。日记为红格本，毛笔书写，极工整，错误、涂改潦草等情通篇难觅，足见其治学严谨。他一生书写的诗联颇多，总数逾千首，大部已散佚，现仅存百余首，藏于临猗县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