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灭绝后生物的幸免实质上是对灾变恶化环境的忍耐和适应生存。幸存分子能提供大灭绝规模和残存机制的部分信息。历次大灭绝后的残存与复苏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生物类群和同一类群中的不同生物对大灭绝事件更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在识别奥陶纪末大灭绝后3种幸存类型(“扩增幸存型”、“减缩幸存型”和“复活型”)的基础上,文中进一步指出,“减缩幸存型”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复活型”的含义。复活效应的识别应建筑在较高质量的化石记录基础上,但实践中寻找真正的复活生物却非易事。复活分类单元并不一定反映大灭绝的强度,其数量是受许多条件限制的;不同的大灭绝事件对不同门类(或类群)的冲击程度不一样,其复活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并非每次大灭绝、每种生物类别都发育复活分子的。因此,复活效应和复活生物在大灭绝过程中的意义比过去想象的小得多。分析复活现象须掌握全球、而非局部地区的资料。在灾变时期,典型、常见分子是识别一个动物群的标志,而稀有分子更有助于复活效应的研究。史前避难所包含古地理、古生态、古环境和宏演化四方面因素,其识别和确定需寻找尽可能多的证据。史前“减缩幸存型”研究可能会给当今生物界研究一个有益的启示,即“濒危种”不一定完全陷入“穷途末路”之境地,而是仍有续生(或复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