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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沉浸在红色政治氛围中的中国民众，恍然发现，一夜之间，挂在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墙上的苏联明星像，都换成了22位国内电影演员的大照片。
这22位“国产明星”，来自北影、上影、长影、八一这四大电影制片厂。四大厂代表着当时电影人的四种出身：北影多是根正苗红的延安老革命；上影云集旧社会明星大腕；长影号称新中国电影摇篮，以孕育新人著称；八一制片厂由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演员同时也是军人，专职塑造战斗英雄形象。
神采奕奕的照片背后，是电影人们在政治运动和艺术波澜中的沉浮挣扎。在一个并不推崇“造星”的环境中，22位“文艺工作者”转眼变成妇孺皆知的大明星。仅过了短短两年，他们又很快在政治运动的大潮中湮没尘埃。
新中国“22大明星”划过天际，把短暂而耀眼的光华留给历史。
“22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22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这谜一般的“22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名词吗？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的《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22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1949年以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明星”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尤其是“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对做领导的人提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的讲话是有点情绪的，他说：“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是周恩来1959年会见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十个“既要……又要……”，第一条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第七条是“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第九条是“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竟然用了六次“心情舒畅”。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新侨会议结束后，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其中“好演员”赫然在列。
周扬在新侨会议上有一个很鼓舞人的发言：“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不过，“文革”中的1967年，周扬“文艺黑线”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这个发言。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有直接的关系。
在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波创作高潮。有了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脱颖而出，他们不叫“明星”，却光彩夺目。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明星
当时参加新侨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还记得，1961年6月末的某天，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三十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在总理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建国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1962年金迪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意外发现自己的大照片挂在电影院墙壁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1961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照片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派上这个用场。
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22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田华去中国照相馆拍照。照片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个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后来的“22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百花奖”诞生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刊登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文中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电影，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
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得最佳电影配角奖。反面角色居然获奖，当时是个稀罕事，不少报刊还为此刊登文章进行讨论。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现在仍然健在的“22大明星”田华、金迪、谢芳、庞学勤、秦怡等人，对22人名单的出炉过程都不知情，而《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找寻不到22人名单的蛛丝马迹，可以确定，当年这份名单并没有公开发布。
这22位“国产明星”，来自北影、上影、长影、八一这四大电影制片厂。四大厂代表着当时电影人的四种出身：北影多是根正苗红的延安老革命；上影云集旧社会明星大腕；长影号称新中国电影摇篮，以孕育新人著称；八一制片厂由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演员同时也是军人，专职塑造战斗英雄形象。
神采奕奕的照片背后，是电影人们在政治运动和艺术波澜中的沉浮挣扎。在一个并不推崇“造星”的环境中，22位“文艺工作者”转眼变成妇孺皆知的大明星。仅过了短短两年，他们又很快在政治运动的大潮中湮没尘埃。
新中国“22大明星”划过天际，把短暂而耀眼的光华留给历史。
“22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22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这谜一般的“22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名词吗？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的《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22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1949年以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明星”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尤其是“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对做领导的人提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的讲话是有点情绪的，他说：“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是周恩来1959年会见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十个“既要……又要……”，第一条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第七条是“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第九条是“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竟然用了六次“心情舒畅”。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新侨会议结束后，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其中“好演员”赫然在列。
周扬在新侨会议上有一个很鼓舞人的发言：“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不过，“文革”中的1967年，周扬“文艺黑线”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这个发言。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有直接的关系。
在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波创作高潮。有了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脱颖而出，他们不叫“明星”，却光彩夺目。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明星
当时参加新侨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还记得，1961年6月末的某天，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三十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在总理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建国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1962年金迪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意外发现自己的大照片挂在电影院墙壁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1961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照片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派上这个用场。
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22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田华去中国照相馆拍照。照片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个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后来的“22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百花奖”诞生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刊登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文中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电影，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
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得最佳电影配角奖。反面角色居然获奖，当时是个稀罕事，不少报刊还为此刊登文章进行讨论。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现在仍然健在的“22大明星”田华、金迪、谢芳、庞学勤、秦怡等人，对22人名单的出炉过程都不知情，而《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找寻不到22人名单的蛛丝马迹，可以确定，当年这份名单并没有公开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