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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中，中国的核电步伐悄然重启。
近日，《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已经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
最令人关注的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目标，虽然还有待国务院通过《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后才能确定；但业内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将在2015年实现核电总装机约4000万千瓦，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达到6000万-7000万千瓦，新建约3000万千瓦。
中国目前已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5台，总装机容量为1256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约占全球在建机组的40%，在建规模世界第一。
“大规模发展核电站，加大了中国在核电技术和核燃料领域的对外依赖。这将使得中国的核电工业在这两个领域暴露出‘软肋’，从而可能使中国目前在石油、铁矿石上面临的困境在核电问题上重演，”安邦咨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贺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贫铀”的中国
世界核能协会与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铀产量仅为885吨，而同年铀的消耗量却达到了4400吨。
由于缺乏铀资源，中国的核电发展已经对铀资源进口产生严重依赖，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石油、铁矿石。
2030年，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1.3亿千瓦左右；以此为标准，我国2010至2030年期间铀矿累计需求量将高达28.4万吨。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我国已查明铀矿资源量为6.8万吨，待查明铀矿资源量为0.6万吨，合计7.4万吨。
2030年前，我国铀矿累计需求量大约相当于我国资源量的3.9倍，缺口高达21万吨。
若以一台核电机组60年的全寿期计算，我国2030年前投入运营的核电机组全寿期对铀矿累计需求量，将高达123万吨，是我国资源量的16.7倍。
业内预计，面对急剧攀升的需求，中国将很快出现铀矿供应严重短缺。
“铀矿山建设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中核集团顾问李玉伦博士提醒《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即使几年内我国国内铀矿勘查有新的重大发现，也难以在短期内大规模供应市场。”
贺军认为，“中国巨大的核电建设规划，意味着中国未来将有极大的铀矿资源需求，实际上向全世界明确发出了一个争夺铀矿资源的长期‘要约’。”
数据显示，我国对铀资源的需求，将由2008年占国际市场比例的3%，快速增长到2020年占国际市场比例的20%以上。如此巨大的增长，足以影响当前全球铀资源市场的格局。
亚太资源有限公司（01104.HK，下称“亚太资源”）首席财务官黄炜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未来5-10年里，中国的实际购买力，将会是全球铀矿市场上的绝对主力。”
巨头垄断下的铀资源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大的“铀胃口”，国内相关企业纷纷加快对核原料的开发和布局，其足迹早已踏遍纳米比亚、尼日尔、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主产铀国和地区。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铀的进口量增加了两倍以上；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中国核燃料供应面临的巨大短缺挑战。
正像我们熟知的铁矿石一样，全球的铀资源，也早已被全球矿业巨头们垄断。世界核能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85%的铀矿产量来自排名前八的铀矿公司；而这些公司，则完全垄断了全球产量排名前十的铀矿。
“当前，海外铀矿资源的基本布局已经完成，跨国公司早已控制了全球较优质的铀矿资源，”贺军分析认为，“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公司，要么通过高溢价来获取一部分资源，要么必须从其它跨国公司那里来购买。”
而在当前国际铀矿市场上，中国企业，基本上只有中核和中广核集团在孤军奋战。
而对于铀资源巨头而言，即使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它们也未放慢对全球铀资源版图的扩张。
法国阿海珐（AREVA），是全球知名的核电技术和设备提供商；但是，它也是一家铀矿开采巨头。在2011年世界核能协会公布的数据中，其铀矿产量排名全球第二，占到全球总产量的16%。其中，超过1/3的产量来自哈萨克斯坦。
据了解，2012年，阿海珐在哈萨克斯坦的铀矿产量有望超过4000吨，同时它还拥有当地最重要的Muyunkum铀矿的开发权——该矿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开发价值的浅层铀矿项目”，预计生产成本仅为每吨28美元，而国际市场售价则可达到每吨60美元。
谋求扩张的，不仅仅是阿海珐。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铀矿领域的两大巨头力拓和卡梅科，已在全球屡屡交手，试图扩大在铀矿领域的地盘。
但在贺军看来，“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像日本企业一样，系统性、协作性地在全球同时控制核电技术和核资源。”
全球核电“掠食者”
近年来，日本财团通过大量的合资企业和交换持股的方式，不断加强与铀矿生产企业之间的联系，很多项目都由多家企业联合开发，不仅扩大了影响面，降低了风险，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最终牢牢控制住铀矿开发的主导权。
比如，日本三井物产、丸红、伊藤忠等著名商社，近年纷纷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国获得铀矿资源。
尤其是伊藤忠集团，在日本搜括全球铀资源的行动中担当“冲锋队”角色——该集团每年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4000吨铀矿石。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核电企业对于核电领域的渗透，不仅仅是在铀资源市场，“它们对于核电技术的垄断更为惊人”。
纵观当前全球主要的几个三代核电技术，无论是美国西屋的AP1000还是法国阿海珐的EPR，它们的背后都有着日本核电企业的身影。
目前，全球核电技术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日系为中心的三足鼎立局面。
其中，日本东芝控股了美国西屋电气87%的股份；日立和美国GE也成立了合资公司,在日本以外的市场以4：6的比例运营核能源业务，在日本本土市场日立的权益比例是80%；而三菱则与法国阿海珐在合作开发中型核反应堆。
“这意味着，全球核电技术最重要的三极，都插上了日本国旗，尽管后两极不是控股而是战略合作或联盟；但日本财团大手笔切入核电技术版图的态势显示，中国发展自主核电技术都已经绕不开日本财团，”贺军很担忧。
绕不开的日本巨头
日本三井物产的发言人曾直言不讳表示，“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为了布局哈萨克斯坦，东芝甚至不惜将自己持有的美国西屋电气10%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铀矿进口国的名单上，哈萨克斯坦排名前三。
目前，对于铀资源短缺的担忧，还并非如此明显；但世界核电巨头对我国核燃料组件的垄断制约，却已显示出“铁矿石”般的威力。
一位接近中广核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2011年，法国阿海珐公司在中国岭澳核电站的一次换料中，要求中广核集团对核燃料组件进行技术变更，同时不再提供原来组件的加工图纸，“尽管中广核认为新组件无法满足原来的标准，但在阿海珐坚持下，中广核只有被迫接受了技术变更，并重新进行安全执照论证”。
阿海珐有这么强硬的底气，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核燃料组件对其的技术依赖。据了解，在未来5年内，全国总共将有34台机组全部采用阿海珐的AFA3G组件，“其中组件关键原材料均需要从法国进口，对外依存度极高，任何突发的异常情况，都有可能导致我国核燃料供应链的崩溃”。
近日，《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已经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
最令人关注的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目标，虽然还有待国务院通过《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后才能确定；但业内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将在2015年实现核电总装机约4000万千瓦，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达到6000万-7000万千瓦，新建约3000万千瓦。
中国目前已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5台，总装机容量为1256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约占全球在建机组的40%，在建规模世界第一。
“大规模发展核电站，加大了中国在核电技术和核燃料领域的对外依赖。这将使得中国的核电工业在这两个领域暴露出‘软肋’，从而可能使中国目前在石油、铁矿石上面临的困境在核电问题上重演，”安邦咨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贺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贫铀”的中国
世界核能协会与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铀产量仅为885吨，而同年铀的消耗量却达到了4400吨。
由于缺乏铀资源，中国的核电发展已经对铀资源进口产生严重依赖，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石油、铁矿石。
2030年，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1.3亿千瓦左右；以此为标准，我国2010至2030年期间铀矿累计需求量将高达28.4万吨。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我国已查明铀矿资源量为6.8万吨，待查明铀矿资源量为0.6万吨，合计7.4万吨。
2030年前，我国铀矿累计需求量大约相当于我国资源量的3.9倍，缺口高达21万吨。
若以一台核电机组60年的全寿期计算，我国2030年前投入运营的核电机组全寿期对铀矿累计需求量，将高达123万吨，是我国资源量的16.7倍。
业内预计，面对急剧攀升的需求，中国将很快出现铀矿供应严重短缺。
“铀矿山建设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中核集团顾问李玉伦博士提醒《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即使几年内我国国内铀矿勘查有新的重大发现，也难以在短期内大规模供应市场。”
贺军认为，“中国巨大的核电建设规划，意味着中国未来将有极大的铀矿资源需求，实际上向全世界明确发出了一个争夺铀矿资源的长期‘要约’。”
数据显示，我国对铀资源的需求，将由2008年占国际市场比例的3%，快速增长到2020年占国际市场比例的20%以上。如此巨大的增长，足以影响当前全球铀资源市场的格局。
亚太资源有限公司（01104.HK，下称“亚太资源”）首席财务官黄炜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未来5-10年里，中国的实际购买力，将会是全球铀矿市场上的绝对主力。”
巨头垄断下的铀资源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大的“铀胃口”，国内相关企业纷纷加快对核原料的开发和布局，其足迹早已踏遍纳米比亚、尼日尔、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主产铀国和地区。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铀的进口量增加了两倍以上；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中国核燃料供应面临的巨大短缺挑战。
正像我们熟知的铁矿石一样，全球的铀资源，也早已被全球矿业巨头们垄断。世界核能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85%的铀矿产量来自排名前八的铀矿公司；而这些公司，则完全垄断了全球产量排名前十的铀矿。
“当前，海外铀矿资源的基本布局已经完成，跨国公司早已控制了全球较优质的铀矿资源，”贺军分析认为，“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公司，要么通过高溢价来获取一部分资源，要么必须从其它跨国公司那里来购买。”
而在当前国际铀矿市场上，中国企业，基本上只有中核和中广核集团在孤军奋战。
而对于铀资源巨头而言，即使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它们也未放慢对全球铀资源版图的扩张。
法国阿海珐（AREVA），是全球知名的核电技术和设备提供商；但是，它也是一家铀矿开采巨头。在2011年世界核能协会公布的数据中，其铀矿产量排名全球第二，占到全球总产量的16%。其中，超过1/3的产量来自哈萨克斯坦。
据了解，2012年，阿海珐在哈萨克斯坦的铀矿产量有望超过4000吨，同时它还拥有当地最重要的Muyunkum铀矿的开发权——该矿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开发价值的浅层铀矿项目”，预计生产成本仅为每吨28美元，而国际市场售价则可达到每吨60美元。
谋求扩张的，不仅仅是阿海珐。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铀矿领域的两大巨头力拓和卡梅科，已在全球屡屡交手，试图扩大在铀矿领域的地盘。
但在贺军看来，“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像日本企业一样，系统性、协作性地在全球同时控制核电技术和核资源。”
全球核电“掠食者”
近年来，日本财团通过大量的合资企业和交换持股的方式，不断加强与铀矿生产企业之间的联系，很多项目都由多家企业联合开发，不仅扩大了影响面，降低了风险，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最终牢牢控制住铀矿开发的主导权。
比如，日本三井物产、丸红、伊藤忠等著名商社，近年纷纷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国获得铀矿资源。
尤其是伊藤忠集团，在日本搜括全球铀资源的行动中担当“冲锋队”角色——该集团每年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4000吨铀矿石。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核电企业对于核电领域的渗透，不仅仅是在铀资源市场，“它们对于核电技术的垄断更为惊人”。
纵观当前全球主要的几个三代核电技术，无论是美国西屋的AP1000还是法国阿海珐的EPR，它们的背后都有着日本核电企业的身影。
目前，全球核电技术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日系为中心的三足鼎立局面。
其中，日本东芝控股了美国西屋电气87%的股份；日立和美国GE也成立了合资公司,在日本以外的市场以4：6的比例运营核能源业务，在日本本土市场日立的权益比例是80%；而三菱则与法国阿海珐在合作开发中型核反应堆。
“这意味着，全球核电技术最重要的三极，都插上了日本国旗，尽管后两极不是控股而是战略合作或联盟；但日本财团大手笔切入核电技术版图的态势显示，中国发展自主核电技术都已经绕不开日本财团，”贺军很担忧。
绕不开的日本巨头
日本三井物产的发言人曾直言不讳表示，“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为了布局哈萨克斯坦，东芝甚至不惜将自己持有的美国西屋电气10%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铀矿进口国的名单上，哈萨克斯坦排名前三。
目前，对于铀资源短缺的担忧，还并非如此明显；但世界核电巨头对我国核燃料组件的垄断制约，却已显示出“铁矿石”般的威力。
一位接近中广核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2011年，法国阿海珐公司在中国岭澳核电站的一次换料中，要求中广核集团对核燃料组件进行技术变更，同时不再提供原来组件的加工图纸，“尽管中广核认为新组件无法满足原来的标准，但在阿海珐坚持下，中广核只有被迫接受了技术变更，并重新进行安全执照论证”。
阿海珐有这么强硬的底气，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核燃料组件对其的技术依赖。据了解，在未来5年内，全国总共将有34台机组全部采用阿海珐的AFA3G组件，“其中组件关键原材料均需要从法国进口，对外依存度极高，任何突发的异常情况，都有可能导致我国核燃料供应链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