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蚕食华北，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彼时，许多外国记者、外交官和知识分子聚集在中国，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害。其中便包括了摄影师瓦尔特·博萨德与罗伯特·卡帕。而他们都试图通过摄影成为战争中的“第三只眼睛”。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二层展厅，自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5月3日一直展出博萨德和卡帕两位杰出摄影师的170余件展品（包括博萨德作品109件，卡帕作品33件，文献及影像30余件）。这是两位摄影师的作品首次同时出现在观众面前，而影像之间的互文也让每位凝视照片的人能有机会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中国这一时期的战争景象。
　　博萨德是《柏林日报》《图片邮报》和《生活》等重要杂志的瑞士记者，曾经在中国生活和旅行8年左右，并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无偏见的专家扬名在外。他的声音被西方世界所倾听，他的摄影为世界所关注。
　　卡帕则是当时声名远扬的战地记者，来中国一行是为荷兰制片人尤里斯·伊文思的影片《四万万人民》担当摄像师。卡帕把中国人民对日军的抵抗看作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平行运动，他期望能在前线捕捉到振奋人心的报道。
　　博萨德和卡帕曾是好友，也是《生活》杂志的竞争对手。他们不约而同地报道类似的事迹、洞察相同的战争画面。然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博萨德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人脉，其中不乏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他多次亲身远行考察了解中国，曾长期居住在北京，浸染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同的是，卡帕是怀着理想主义愿景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仅仅停留了几个月。作为一位流动摄影工作者，他的拍摄任务充满困难，因为他是影片团队中的一员，而这个团队被国民党持续地监控。他总是感到自己的才华被束缚，但他依靠勇气和机智接近冲突的前沿，即便如此却还是记录了大量令人震撼的故事。
　　展览分六個单元，以时间线索，重新观看历史，分别是：第一次国民大会和日本占领满洲（1931年）、西北探险（1933～1936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1937～1945年）、农村动员（1938年）、延安之行（1938年）、罗伯特·卡帕和瓦尔特·博萨德——来自汉口的平行报道（1938年），全面展现了1931～1938年之间南京、北京、上海、重庆、青海、山东、内蒙、武汉、延安、徐州以及东北三省等地的风貌。

　　作为在1930年代来到中国的两位西方摄影师，他们留下来的影像各自有什么特点？
　　苏丹：美国摄影师卡帕久负盛名，但他来中国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是带着任务来的，被监控着，行动比较受限。而瑞士摄影师博萨德从1931年来到中国至1938年离开，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因此他的照片中既有和平时期中国的社会风貌，也有战争期间真实的“至暗时刻”。而且博萨德是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人，他的交际能力让他能拍到很多政治人物，比如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当时的一些将领，等等。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被允许到延安采访的欧洲记者。当时去延安这个机会让卡帕很羡慕。卡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非常狂热的青年，一直想去延安，但最后都没有得到许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他俩作为摄影记者的竞争也是很激烈，因为欧洲所有的媒体刊物都对这些中国的照片趋之若鹜。
　　这次展览为什么将他们的作品进行并置展示？
　　苏丹：因为他们的镜头感不一样，摄影意识不一样，放在一起是一种相互补充，记录下艰难的抗战时期。就像刚才讲的，博萨德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他是真热爱中国，所以他镜头下的所有人物很从容。而卡帕参加过许多重要的战役，他是那种会全力冲到最前线，用身体挑战极限的摄影师，将影像推到高潮。因此从画面来看，前者从容、淡定、客观，后者紧张、刺激、充满悬念。

　　展览将他们并置，就是将社会性与血性并置，从这个角度来比较就很有意思。从文献上来看，两者之间也有相互联系，一是竞争、二是帮助。在展览中，同时展出了很多文献，其中从博萨德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的立场是非常同情当时的中国的，对侵略者心中充满厌恶。虽然他也拍了当时很多是本军队的情况，但可以看出他有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在您看来，这批照片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什么？
　　苏丹：对于这批照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认为不少照片可以弥补目前一些文献的不足。比如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博萨德和卡帕都留在了武汉，当时的南京已经失守了，国民政府聚集了一百多万军队守卫武汉，这是一次得到全世界关注的会战，全世界的正义力量都希望中国能在战争中获胜。而博萨德和卡帕记录了当时战役前后很多状况，包括战争动员、如何输送军队到前线，战争期间的平民，等等。
　　虽然最后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但他们的照片将中国社会、民众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通过照片传播给世界。不同于早一批来中国猎奇的西方摄影师，他们没有刻意记录中国人怪异消极的状态，反而真实地呈现了中国人坚强不屈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伟大的。

　　而且博萨德在延安拍摄的照片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给毛泽东拍摄的肖像，延安的窑洞等艰苦环境的照片，在某一张照片中你还能看到，战士在冬天还在穿草鞋。
　　关于这批照片，您希望观者能从中留意到什么？
　　苏丹：摄影是最有质感的研究历史的一种文献。它能超越大量的文字描述，一下子就能还原历史的状况。文字描述可以煽情，而摄影可以提供很多真相，什么都不用说你就能从照片中看到岁月的残酷和人的坚毅。
　　对这个展览的理解和观看应该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从国家历史来看，这一段中华民族经历了这么大的挑战，最后我们获得了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抗战，中国的情况是得道者多助，我们作为被欺辱的一方，同时也是奋力抗争的一方，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据说当时有成千上万来自欧洲的志愿军，帮助我们抗战。虽然二战期间德国、意大利、日本结成邪恶的轴心，推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但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有些给平民提供救助的车身上有德国标志，所以可能当时的战争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也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种复杂性的视角去回溯战争。我想历史不应该是由只言片语定义的，而是有很多信息组成的。哪怕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也永远有人性的温度、正义的力量。
　　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也是瑞士摄影基金会馆长彼得·普夫伦德研究博萨德有二十多年，他手里掌握着非常多的文献，这次合作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说，这是一个低调、安静、非常有深度的展览。
　　这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第二次影像专题展览，请问在摄影方面，咱们一直以来的策展思路是怎样的？
　　苏丹：一定要关注摄影，今天的艺术博物馆不关注摄影就看不到前途。因为图像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
　　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摄影的历史不到200年，但我觉得它改变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佐证，要为历史找证据的话，摄影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在今天的艺术领域，绝对不能忽视摄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策展方面，第一阶段会侧重于历史的影像，让人知道摄影这个艺术门类对于博物馆来说是重要的。之后循序渐进会涉及一些当代话题，因为摄影作为艺术，有它自己的本体语言。所以，以后的展览思路可能会从纪实历史文献逐渐走向对图像艺术性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