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都是因为我是这里的点火人我点过无数篝火于是你就愿意跟着我
都是因为晚上的月亮太冷了我们打了一个赌而我又胜了
都是因为那天我的一首诗不知怎么又写到了你
精彩的梦中本不该牵涉许许多多事的
那天晚上又一阵风刮过藤蔓
在唱不完的夜歌中
轻轻淡去
——《夜谷山歌，1985.12》
八八年夏天，北大很热。四处的核桃树结了拳头大的果子，男孩女孩们扬着竹竿，打得头上手上一片鲜亮的绿浆。晕红晕红的合欢花开够了，就轻轻掉下来，艳艳的一地。我去图书馆还书，丢了几本，以为要赔，馆员却一反常态，让我马上办完手续走人。我知道，俄语系肯定跟他们打了招呼。我在他们眼中已经是一尊瘟神，需要尽快赶走，永远也不要回来。他们甚至跟我父母联系，替我找了个川北山沟里异常偏僻的矿山，要我去那里呆一辈子。
我当然不会去，打死也不去。我决不会离开北京，我不能没有它，我觉得它也不能没有我。
几个哥们，姚昕，邢涛，纪江红跟我一起到了成都，玩了一通，我跟姚昕说，帮我骗骗父母，就说在中关村替我找到了工作。父母相信了，我赶紧逃也似地坐上火车，回到北京，回到北大。
那时候正是暑假。校园里很空旷，时不时遇上几个熟人，问我怎么样了，我说挺好的，在准备考研究生。我住在姚昕替我找的宿舍，一天到晚写诗，还写小说。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让我生存下来。我的前途一片茫然，但并不慌乱，因为我有诗，所以就有梦想，还因为我年轻，有的是时间来挥霍。
暑假很快就要过去了。其间我跟姚昕闹了次别扭，是因为喝高了，跟两个来北大找我们的成都女孩玩牌，其中有一个打了我一耳光，我马上一耳光抽回过去，把她从桌子边上抽到床角。姚昕看不过去了，就要跟我决斗，后来被人劝开了，我们醉醺醺地抱头哭了一阵。我本来不喜欢打女人，那天不知怎么的就出手了，我感到非常奇怪。
那两个漂亮女孩的名字我后来忘了，只记得我给她们起的绰号，打我的那个白嫩，高挑，我叫她CIGARETTS，另一个有点矮，很丰满，我叫她MONEY。
姚昕宿舍的人回来了，我住不下去了。我很紧张。看来又要滚蛋了。回去怎么向家乡父老交待呢。我到处找人喝酒，喝得晕头转向，被不同的人救回去，第二天又幽灵似的在燕园里游荡。很多人都同情我，包括我一手教出来的燕浪诗社成员。但是他们帮不上我，他们自己也只是穷学生。
我脑子很晕。很多事好像非常可笑，但一旦降临到我身上，又非常可怕。我恍惚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游戏，声嘶力竭地冲撞着，撕斗着，跟它血肉粘连，牢不可分。我很想逃，但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
有一天，我跟一帮西语系的孩子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其间有个瘦瘦的家伙突然站出来，说，你要不嫌弃，就到我们宿舍住吧。
什么？我醉眼惺忪，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在42楼403，那边很偏僻，校卫队过不来，我们班的班主任也不来视察，床也空着几张，那孩子诚恳地说，你过来吧，先住下，慢慢想办法。
这个梦真美，我喃喃感慨着，千万别让我醒来，弟兄们。
我听见周围在笑，不过不是系里那种轻蔑的，如释重负的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哥们的笑。我费力地抬起头，看见一个很白，很瘦，眼睛很大，有点像希特勒的家伙。
我认识他，他叫做韩剑。
十几年后，他叫做雪村。
我的全部家当，除了几床被褥，和几本花了四年功夫写成的诗集，就没什么别的了。我很快就搬到了42楼403。新学期又要开始了。他们是八七级。我住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韩剑，另一个是张学锋，也是个很不错的哥们。他没有阻止韩剑让我搬进去住，我很感谢他，我们也很快成了朋友。
开头几天比较安静。我请他们喝酒，吃饭，我不耍酒疯的时候很豪爽，很梗直，很叛逆，感觉是他们的偶像，因为做了许多他们想做而未能真做的事。
那个年代，诗歌还在大行其道。我被俄语系抛弃，但却是有名的校园诗人，周围有一大帮跟随者。八六年，我是五四文学社的常务副社长，但是很多别的系都不太满意中文系对诗歌，对文学的垄断，所以，我们七个外语系和国政系的家伙成立了燕浪诗社，举办了北京第一届大学生文学艺术节，请来了北岛顾城舒婷马原残雪李陀史铁生刘晓波和许多艺术家办讲座，搞画展，搞演讲，放映前卫电影，玩行为艺术，闹得非常红火。燕浪因而蜚声校园诗坛，许多五四文学社的都纷纷加入，喧嚣一时。两年后，其他六个毕业走了，我退学了，但赖在学校，还有些势力。某个哥们后来说我具有某种“领袖气质”，西渡在《北大往事》里说我“手把手教社员写诗，”而我常常兴之所至，招手一呼，就有一大帮外语系中文系的呼啸而来，把酒尽欢。我到了韩剑宿舍后，他们便经常来看我。我有一种掌门的错觉，很是威风，这让韩剑和张学锋也对我充满了尊敬。这种虚幻的东西，成为我在那个年代最大的精神支柱。
而那时候，只要有点精神，就能活得挺自在。
校园里突然掀起了一阵生意风。每个学生手上一夜之间突然有了许多汽车，BB机，粮油食品，以及某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超级商品。还听说有人一夜之间成了万元户。八八年，万元户的概念就是现在的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韩剑也热情地投身进去。我在宿舍仓促地写诗，写歌，他每天上自习回来，嘴里全是蓝鸟尼桑夏利，说得我一愣一愣的。
你玩不玩？做成一笔，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我做不来，我说。
我们班上有俩，马上就要成了，韩剑说。
你不是说他们做来做去，花了不少钱请客，看货的时候却发现是同一家吗？我很怀疑地说。
哦，那我记错了！韩剑说，我说的是另一对。
我宽厚地笑笑，不再劝他。我知道这种东西很不可靠，但是，那时候我们内心虽然强硬，却很脆弱。他能做这些事，能从中感到快乐，我为什么要败他的兴呢？反正大家都在玩空手道，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有一点他说得很对，真要做成一笔，就会大功告成，彻底翻身。那个年代我们精神生活非常丰富，但物质生活实在不怎么样。我从一年级开始，基本上每天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总是吃不饱。相对于已经很低的菜价，家里寄来的生活费已经不少了，但我还是饿。白天不管吃多少，到了晚上，肯定要饿，而且饿得不行。我那时候想，要是每天想吃鸡蛋就吃鸡蛋，想吃扒肉条就吃扒肉条，想吃小炒就吃小炒，每天吃得满嘴油光，肚子溜圆，对于正在猖狂发育的身体，该是多么大的帮助。
……
不过很容易出来听雨的。有山风把你当作玫瑰了，它栖息的草丛便沉淀下叹息一般的褐土。风从地下传到湖里，湖中就不再有细碎的涟漪。有人从你的背影里拾起一个微笑，看了一看，又丢掉了。
我亲爱的夏风该开靥了。春天过去，俄文楼前高贵的银杏已绿荫如海，碧波荡漾在方砖上，远一点的湖中，游动的草荇间，正下雨，沾着花伞下的头发，少女的倒影落在地上，然后慢慢地走远了。溅起的两颗水花在平宁的鸽哨里跳舞。一切都很寂静，假如彩缎一样的红玫瑰还没有开放；一切都很寂寞，假如少女告诉你俄文楼的玫瑰将艳艳地开放，又将艳艳地谢去。
——《红玫瑰，1986.4》
西语系很神，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众多门派，燕浪七子中，他们占有三个，都是我喜欢的家伙。我跟中文系和英语系的哥们很好，但是，中文系的好像在文学上总有点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英语系的又有点装腔作势的假洋鬼子劲儿。西语系的呢，本分，踏实，又活泛，能喝酒能写诗能侃大山能踢球能打羽毛球，很多地方跟我臭味相投。
还有更怪的。我搬到42楼后，同一层的德语专业出了个神经病，姓李，见我喜欢音乐，还经常自己写歌，就想卖给我一把电吉他，说是一百五就卖，还带个音箱。那是我们很少看见的东西。我很喜欢，但是没钱。他就一天到晚提着那把琴，在韩剑宿舍弹，他弹得不太好，我听起来很费劲，但又不好意思赶走他。
我们有时候也把他的吉他拿过来，自己弹。电吉他的声音共鸣很长，有荡荡的回音，掩饰在我们的歌声里，效果就很不一样。我想，如果有条件，成立一个乐队，该多好。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听甲壳虫，听滚石，我知道要玩乐队很不现实，但如果玩起来，肯定是一种无比美好的事业。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韩剑的音乐才能的。
我在退学之前，就喜欢抱一把吉他去草坪上跟人查琴。那时候，图书馆草坪上，是校园民谣最早的发源地。很多校内校外的高手云集，谁的支持者多，谁就最牛逼。我吉他技术很一般，是自学的，但我能写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旋律，配上诗意浓郁的歌词，别人很难学，只能佩服，所以，我是公认的高手。
有一天，我查琴归来，发现韩剑抱着一把琵琶，正在403悠然自得地弹《十面埋伏》。我非常吃惊，因为他弹得非常流畅，泼辣，乐感非常好。
你也玩音乐？我说。
家传。韩剑矜持地说。
会弹吉他吗？
会一点。
我马上冲到隔壁，抱了另一把吉他过来。韩剑眼睛一亮，顺手就开弹肯尼罗杰斯的《Lady》。他梗着脖子，两手萁张，霸道地捏着琴颈，但手上嘴里出来的动静实在太好听了。我惊呆了，我没想到，他的音色如此磁性，灵动，我在周围一帮人里从未见过。
你是怎么扒下这些和弦的？我羡慕地说。
这还不简单？韩剑牛逼烘烘地，夸张地说。
我真佩服你，我直爽地说。
你也不错！韩剑大咧咧地说，你能自己写歌。
我们后来就经常一起唱歌。相比于除了写诗写歌就无所事事的我，韩剑算是个乖孩子，每天按时上课，按时自习，所以我们只能在他下了晚自习后，抱着两把吉他，来一些尽情的合奏。比韩剑高一级的戴永沪，是个笑口常开的家伙，非常迷恋古典吉他，经常评价我跟韩剑，说，你丫很牛逼，激情四溢，非常感染人，而韩剑则是音乐上非常舒服，乐感很强，你们俩在一起，简直要把女生们全都抢光了！
韩剑很快就写出了两首歌，一首是《出租车》，写女孩被大款抢走的痛苦，一首是《故乡》，写童年的往事。我很喜欢《出租车》，韩剑用了李宗盛的某些说唱手法，娓娓道来，幽默之中浸润着伤感，伤感后又显得很大老爷们。
一个爱的故事 已经讲完
一个离别的故事 正在发生
我们站在你家门口 抽着两支烟
来了一辆出租车 一切就全部改变……
现在我还记得这几句歌词，以及韩剑歪着头，梗着脖子的样子。如果他不开口唱歌，我会认为他在准备跟人打架。但是歌声轻轻地飘起来了，韩剑音色低抑而磁性，尾音很短，干净利落地忧伤着。那个时候，他刚刚二十岁。这首歌如此强颜欢笑，让我怀疑那个薄情的女人在他生活中真有其人，正如总有很多薄情的女人在我们的青春中来去自如，无法无天一样。
我拿手的作品是《梦的星球》和《小飞蛾》。是一种毫无顾忌的抒情，基本上是在唱我的诗。我不在乎流传，只是要让别人觉得我会写歌，我很牛逼。我们在暗地里叫劲，但更多是互相的鼓励，赞美。限于当时的环境，我们的创作不能更加深入，彻底，专业，但是，已经有很多美丽的作品，在远方朦胧地呆着，等着我们去发现。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在那些寒风怒号，酒意上冲的夜晚，十二点以后熄灯了，我们坐在金黄的烛光下，一屋子都是燕浪的男孩女孩，以及楼道里闻声而来的哥们，一双双比烛火更亮的眼睛，一张张年轻得能掐出水的脸，都很投入，很安静，很沉醉。那是我残破的黄金年代，真心诚意，纯净见底。
慢慢地，跟韩剑熟了，成了很知心的哥们。唯一缺陷的，是他不会写诗，而我自以为是北大的桂冠诗人。我不会收敛，在跟燕浪们高谈阔论的时候时常流露出对他的轻视，韩剑肯定别扭。于是有一次，他盛情邀请我去他家。
我们坐了半天车，到了海军大院。转过一些树荫浓密的院子，进了他家门，看到一位潇洒气派，豪情大发的中年人正挥毫作画，兴致勃勃。一方山水，几处农家小院，在他笔下，也是一派大气象。
我爸正高兴呢，这时候你可以向他求画！韩剑扯了扯我衣角，神秘地说。
那一刻，我深深感到，他是多么崇拜父亲。
我还知道眼前这位中年人，就是刚发表了《凯旋在子夜》的韩静霆，是个蜚声文坛的大作家。
我一向不善于奉承别人，但他画得实在太畅快，太潇洒，笔走龙蛇，荡气回肠，我还从没亲眼见过国画高手如此作画，因而只顾睁大双眼，忘了韩剑要我求画的事。当然，也可能是我突然之间傲骨发作，逆反了一把。
韩静霆画完一幅泼墨山水，停下笔。韩剑急忙跟他介绍了我。我向他问好，他微笑地望着我：韩剑说你是北大才子。
哪里，我有点慌乱，我只不过喜欢写诗。
写诗挺好，你们正是写诗的年龄，他若有所思，韩剑不懂事，太调皮，你比他大，要多提醒他。
我一时间非常惭愧。我本来想向他请教一些文学上的问题，虽然我很狂，但也知道不是主流，很想寻找到一些突破口。而我如此放浪不羁，叛逆反动，他居然要我提醒几乎是乖孩子的韩剑，实在令我汗颜。
我愈发拘束，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吃的是阿姨精心调制的打卤面，简单而筋到，充满了黄瓜的鲜香。韩静霆是那种得了道的真人，一点一滴，丝丝缕缕，他都能说得妙趣横生，活灵活现。我想，这就是作家的素质吧，这跟写诗，跟写我那种现代诗，是多么不同啊，我只需要灵感，只需要对事物高度的概括，幻想，总结，构造，而他呢，则不急不徐，向读者讲述了这件事物的来龙去脉，附带一点演绎，缥缈而神秘，又充满悬念，令人回味。
我突然想，我的诗虽然好评如潮，但节奏却有些焦虑，仓促，内容也只有唯美，而缺少一种沉淀，凝重。美丽就是一切吗，梦幻就是我追求的文学终极吗，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过后，韩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时候的北大，还没有奔驰宝马每天晚上停在35楼36楼下，等着把漂亮姑娘接走。那时候争夺女孩最重要的，除了前途，就是才华。
韩剑班上过元旦，也叫我去参加。其间有个漂亮的女孩，穿着雪白的长裙，在晚会上跳芭蕾舞。她一看就没经过什么专业训练，但份儿很正，跳得非常投入。她跳完舞，就一直坐在我身边。我问她是不是听说过我，她点点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心头暖洋洋的，就吆喝韩剑，一起唱出租车，唱梦的星球，唱得满座彩声不绝。她还是不看我，只是看着自己颀长的手指，或者灰色的地面。我告诉她，我很忙，还要到英语系去赶场子唱约翰丹佛，她点点头，说，你去吧，你肯定能唱得很好。
你丫别跟人家来劲啊，回403以后，韩剑说。
不会的，我一无所有，配不上她，我说。
离开北大后，我主动给她写信，要求成为笔友。她马上就回信，看得出来很关心我的近况，并且对自己毕业后的出路感到迷茫，要我给她出主意。我当时在汽车厂当工人，每个月150块钱工资，但还是气吞山河，说我非常好，一切顺利，然后要她跟着感觉走自己喜欢的路。我感觉自己爱上了她，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爱，或许只是为了找到寄托，找到连接北大的一条纽带。我们通过很多信，她是北大的教工子弟，父母是教授。通了七八封的时候，我在信中说，我喜欢你，我愿意为了你重回北京，你如果同意，就回我这一封信，如果不同意，就别回了。
她就消失了。
她姓刘，我现在还保存着她的照片，是她那天晚上的舞姿。很奇怪的是，我明明记得她穿的是雪白的长裙，照片上的她却是淡紫色，笼罩在一片白亮的闪光灯里。她双手高高扬起，在头上汇聚成一个类似天使的造型。我还能记得起来的是，当时我跟韩剑都喜欢她挑选的伴奏音乐，那是胡利奥的一首歌，很巧，中文名叫做《聚光灯》。
三月是新叶一样的月份。三月的南桥布满集市，红藤缓缓溢上老墙，溢到白天去。而草地不是我们居住过的。只认为三月，我们的确在一个城市，一个都市；
粉红和粉黄的衬衫挂在手上。阳光清香而耀目。一切都清香而耀目。一切都走过集市，是在三月，树林和森林的藤蔓，茂密的三月，的同一个树林；
我是愿意在集市上化装成一只猛兽，比如花豹，悠扬地穿过灰楼，菜地，以及你的三月。三月你把新叶放在额上。飘动的三月衣衫飞落。我从后面看见你隐向踪迹。我是愿意我们在同一个城市，找得到你，找不到也能等到的一个城市；
直到三月。粉红或粉黄的光闪上面颊。当你又一次生长后，我就像一只猛兽冲进树林。南桥的人充满记忆。他们从山上下来，使我认为什么都是欢乐。
——《三月，1986.1》
很多哥们都在帮我，但我什么也不想干，除了写诗。朱军帮我找工作，被我拒绝了。许雷的父亲，一位和蔼的长者，愿意资助我考研究生，被我拒绝了。有些朋友介绍我去杂志发表作品，我牛逼烘烘说不爱去。我要成为一个囚徒，要把自己逼到绝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我那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写了很多诗，没日没夜地写，写得奇诡绚丽，彻底超现实。工人出版社的高晓岩后来评价我当时的作品是：在提高汉语的美丽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我知道他在挤兑我，他更喜欢有力量，有哲学的作品。但我不能，我想脱离开现实和梦境，却始终被现实桎梏，束手束脚。我想自己造个游戏，或者自己制定一套游戏规则，却被游戏玩得五迷三道，找不着北。
我喝酒渐渐成了习惯，一般是每天下午睡醒以后，开始找人喝，喝得有点意思了，就找人写诗，或者找女孩子玩。那时候的玩，除了去跳舞，一般连手都不碰。我却很满足，我还能得到许多女孩的喜爱，这也是件好事。跳完舞了，我就继续喝，喝二锅头，喝高粱酒，总之是一切便宜的东西。喝醉了，吐一阵，发一阵疯，然后就睡着了。醒来以后，接着喝。我有次两个礼拜都这么下来，没有钱吃饭，同乡姜蓓上来看我，发现我很惨，就去给我买了两只烧鸡，我大喜，三下五除二吃下去，却因为饿的时间太长，胃受不了，立刻猛烈地呕吐了。姜蓓眼睁睁看着我吃了多少吐了多少，难过得哭了起来，我却安慰他，无非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一类的话。
喝酒归喝酒，荒唐归荒唐，诗还是要写的，日子也还要过。我不断召集燕浪诗社的家伙们来403，一起探讨诗歌，并且尝试组织会议，把持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我在游戏里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但在某种跟现实相左的状态下，暂时还是正常的，还是受人尊敬的，还是能发现我自己的能量和用途的。我正朝着壮烈的方向奋勇直前，我对此深信不疑，并充满烈士般的豪情和使命感。
我们照过一张照片。我把蜡烛滴在扫帚上，然后站在凳子上，背靠着一片早已画好的血红墙壁，怒目圆睁，满脸惊惶，非常夸张地把扫帚顶在下身，变成一根超级大阳具。我要用这么大的家伙去强奸这个现实，强奸玩弄我的一切。这张照片让西语系的哥们拿去，不知道去哪里洗出来了，给很多人都发了。我在照片上很干瘦，很亢奋，彷佛正在达到高潮。很多年后，我看见它，惊诧得眼珠子差点掉下来。我从没想过，我还有过那么嫩，那么帅的时刻。
有力气的时候，我还是喜欢踢球，打羽毛球，也经常跟别人打架。有段时间，韩剑晚自习回来，看见我气喘吁吁，正在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地方涂药，就问我，我也不爱多说，有时候他问多了，我还冲他发脾气：你丫管这么多干什么？累不累啊，操！
今儿这是怎么了？韩剑低着头，四下里瞅着，火药味儿怎么这么大？
我有些内疚，但什么也不说。他绝对够哥们，绝对仁至义尽了，我为什么还要折磨他？许多时候，我喝高了，砸酒瓶子，狂叫怒骂，我给墙壁刷得狼藉一片，他也从来不跟我斗嘴，从来不叫我滚蛋，而是在一旁安静地坐着，冷静地抽着烟，一言不发。我目空一切，经常吹牛逼，他也不点破，实在不耐烦了，他就抱起吉他，轻轻地弹唱我们的歌。我干不过社会，就拿他出气，我从来没有这么懦弱。我以为我很强大，具有无与伦比的内心，但却异常神经过敏，鬼迷心窍。我的修炼还差得远。我需要一大把钉子，生生钉进我的心，密密麻麻地钉进去，把它变成一块钢板。但那个时候，我实在做不到这些。我非常任性，恣意伤害无数对我好的人，包括韩剑。他那么回护我，帮助我，我却当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是天才，而别人天生就是该为我服务的。这种心理，要到很久以后，我才会发现是多么可笑，多么荒唐。
韩剑班上还有个女生喜欢过我。但我并不是很喜欢她，因为她戴眼镜。她常常为了听我侃诗逃课。我一边自豪，一边对她说，你不要像我，你一定要毕业啊，这年头，没有工作，多难受啊。她听进去了，但是又经常不晚自习了，常常在韩剑和张学锋去晚自习的时候，偷偷溜进403，坐在我床前，看着我入睡。我本来没有发觉，但是有一次我昏昏沉沉醒过来，见她眼巴巴坐在我面前，目不转睛瞪着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说。
我爱你，她说。
我要滚蛋的前一天，准备把她弄过来办了，作为对我离开北大的纪念。我把一切都想得很好，但等她过来的时候，我又犹豫起来。我知道她也很喜欢北京，肯定要留在这里，如果我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你今天怎么神神秘秘的，她问。
我想上你。
你爱我吗？
我想了半天，我爱，我要对你好，我去去就回来。
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卑劣。
如果你只想跟我来一下，她说，我可以给你，我还是处女；但是，如果你这么说，我不能给你。
我有点如释重负，好吧，那你走吧。
你不要我了？她说。
不，我只不过不想骗你了。我说。
她微微叹了一口气，在昏暗的烛光下，慢慢解开了她的外衣，又慢慢解开了她自己。
韩剑们后来回宿舍，脸上都挂着一种诡异的笑容。我告诉他们，没什么事，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他们还是坏笑。
我赌咒发誓，绝对没上。
他们的坏笑变成了冷笑。
我没办法，只好坐下来，抱起吉他。我们很有一阵没有合作了，都是各玩各的，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合一下。
那天，我们唱了整整一夜。先是那些老歌，李宗盛，罗大佑，李寿全，齐秦，甲壳虫，罗杰斯，然后是几首不成熟的新作，然后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梦的星球》和《出租车》。韩剑帮我发现了几个很不错的和弦，不和谐的进行中，有种凄切的味道。我急忙用上，果然不错。我想，流行音乐玩的就是味道，和弦好了，味道就更好。很久以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的正确性。越通乐理，在音乐上走得越深，就越有发展余地，也越容易带来灵感。许健强说，某个和声，某个音色，都会给他带来一首歌。我也是这样。我想，韩剑也是。
韩剑的另一首《童年》，我不太喜欢那个词。说什么回去了，站在爱人坟头，我觉得那太沧桑，而且不真实，我们虽然混得不怎么样，毕竟很年轻，还经历不到那些事情。
亏你还是个诗人，韩剑说，你就不能想象一下吗？
想象也要美的东西，不能想得太凄惨。我说。
悲剧的美，才是最美的，韩剑很不服气。
那也要看是什么地方，我说，你这旋律这么欢乐，悲得起来吗？
我想，从那个时候起，我发现了他音乐中的某种平民的快乐。那是天生的，可以解释成他热爱生活，热爱世俗，也可以说明他天生具有某种强大的商业性。比如，我更喜欢罗大佑，而觉得李宗盛有点世俗，他却觉得李宗盛的更能深入人心，不像罗大佑的，还要绕个弯子。我说艺术就是要绕着弯子玩，他却说那只是我崇尚的，而不是广大老百姓喜欢的。我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但也没辙，因为我驳不过他。
不过，他虽然俗，却不是恶俗，而是有一种朴素的美，俗得雅致，不动声色。
还有一点，他的乐感比我好。我是利用音乐来宣泄内心的灵意，音乐于我来说，只是实现自我的手段之一。而他，天生就是属于音乐的。我的音乐，用来抒解痛苦，而他的音乐，用来展现欢乐。
风声渐渐紧起来。快到年底了，校外流氓跟学生打架，出了两个重伤。据说某些学生藏匿了流氓，于是校卫队忙乎起来，每个宿舍都查，当然也查到了荒僻的403。幸好韩剑让戴永沪赶回来通风报信，我急忙闪开，躲过了一劫。
几天之后，他们的班主任听说这个楼里收留了一个校外人员，马上过来查看，这一次抓了个正着。我正跟韩剑，还有英语系的高峰枫唱歌，见他来了，也不搭理。班主任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很义气，听说过我的一些往事，他的同学也曾在那块白布上签过名，所以也不怎么逼我，而是静静地坐着，听我们唱出租车，唱星球，唱爱情小飞蛾，唱罗大佑李宗盛和外语歌。他听了一晚上，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走了。
我必须离开北大了。我必须回四川，重新修整一下自己，再想办法杀回来。我不会放弃北京，但此刻不能在这种危险中生存下去，我已经不是修炼，而是堕落，这种堕落是身体的，意志的，更是内心的。我决不能让世俗扼杀自己的才华。
这一点，在我最不懂事，最任性，最艰难的各种时刻里，始终是我生活的第一要义。
R在我手里犹如一只红色的火貂
又像一只帆船
从水上回来 运了一舱的火貂。
在那些有禁区的夜里
我急急忙忙地走过旧事
把R放养在浓密的丁香花荫下
或者朴旧的古水池边
R像一只旧船上的火貂。
并且，那时我们沉默着来来去去
途中遇上很多的商船
走我们这条水路
我抬头像一片帆落下
惊起火红色的旧事
使它们四处逃散。
——《火貂，1987.9》
五六年之后，我进入流行音乐圈，见过两次韩剑。一次是在长椿街那边，当时我寄居在别人家里，正在卧薪尝胆，怀才不遇。我跟许雷去逛书店，骑着车，在一个路口遇见了他。他很着急的样子，说要去给一个哥们帮忙。我问他的境况，他说他也退学了，我很吃惊，马上想到是不是受了我的坏影响。他说不是，只是不想读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就匆匆分手了。
另一次，是后来给美少女写歌的仲衡开一个雅马哈合成器演示会，圈里许多人都去了。我已经有《柔情》和《水乡》出台，风头正劲。中场休息，我在大门口遇见了韩剑。他已经写出了《梅》这样的作品，但还半温不火。他告诉我，起了个艺名，叫雪村，这让我感到有些陌生。
你丫也会附庸风雅啊，我打趣说。
我喜欢这个名字，雪村坚定地说。
我现在写来，感觉自己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不知道在后来春风得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帮助他。我有很多机会，在王晓京那里，在大地，在恒星的时候。我可能成天生活在酒精，赞美，女人和其他毒药里，脑子坏了，虽然有很多灵感，却狂妄，自私，当然，也可能是太过自我，毫不顾及人情世故，错过了很多广结善缘的机会。当我停下来，重新审视自我，整顿过去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切如此荒诞，像一个玩不到尽头的游戏，稍稍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
雪村现在已经大红大紫了，也很嚣张，也很狂妄，还说要拿诺贝尔，根本就不需要我帮什么，甚至不想听见这些，但我还是要说，我在欣赏他才华的同时，又对他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歉疚。
我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我们赖以生存的游戏，虽然霸道，独裁，但却有朴实，本能的游戏规则，谁玩对了，那就走运。雷立刚有一次夸我，说一个人的成功始于性格的成功，我却没有告诉他，从前我是个什么样的浑人。
后来，金兆钧说要搞ZHONGO网，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时迷上了小说，忙着写很多东西，犹豫了半天，还是没能去。金兆钧说，雪村已经过去了，办事很地道，帮了很多忙。我很羡慕，他又说，雪村已经是超级电脑高手，认识一大帮了不起的黑客。我更是向往。但约了好几次去拜访，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耽误了下来。
这之后不久，跟我合作《了了》的网友Echoshadow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说有首歌非常火，叫做《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第一遍，我听得哈哈大笑，第二遍，我听出了雪村的声音。第三遍，我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口水歌，根本不能火起来。
雪村正在一些影视剧中展现自己的才华。跟我当年的认识有点偏差，就是风格更加夸张，诙谐，更加贴近老百姓。我想，《活雷锋》要能找个影视剧一贴，说不定还能传唱一番。
一个星期后，等第十个网友给我隆重介绍《活雷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雪村这次是真的要火了。
我静下心来，又听了好几遍，感觉这是一种崭新的风格，一种具有杀伤力的东西，就像当年，他在唱出租车的时候。它如此适合我们这个需要快餐和宣泄的时代，又如此把握分寸，妙到颠毫。
金兆钧说，五年前，雪村就录了这歌，拿出去的时候，到处碰壁。
我说，那是因为没到时候。
我们后来吃过一次饭，是王晓峰组的局，还有李方参加。雪村要请客，我说，我来吧。雪村挎了个破旧的绿书包，踌躇满志地来了。坐下来以后，我们寒暄着，礼貌着，突然感觉，有点说不上话了。我们之间已经相当陌生，不仅没有亲切，还有他面向一切的怀疑的眼光。
我感觉他有点像苦大仇深的穷孩子，突然家财万贯，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不好说他，毕竟这么多年，我们相隔越来越远，而人各有志，除了一些淡薄的记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把我们联系到一起。
我们都很捧他，但他还是埋怨李方没有给他做宣传。李方当年在大学里是个很朴实很踏实写诗的家伙，而现在，也是个很朴实，很踏实的新闻人，时评家。日子就是这么奇妙，有的人变化巨大，而有的人却怎么也是那副样子。
吃了半天，雪村突然冒出一句：哥们我，终于他妈的，火啦！
他那种恶狠狠的姿态，令我很不舒服。不是说他小人得志，而是他令我感到这个世界如此善变，这个社会如此荒诞，荒诞得如此不真实。
再后来，就是有个深夜，我写累了，打开电视散散心，突然看见了雪村在湖南卫视做节目。我异常吃惊，因为他穿着旗袍，烫着刨花头，装扮成一个看上去很恶心的女人。我想，这不是我们当年非常厌恶的恶俗吗？
过了几天，我又在北京台看见他这样的打扮，我看见他在台上非常努力，非常到位，感觉也非常好。
我开始关注他的专访，他流产的电视剧，他的豪言壮语，包括他不小心说错话得罪人。我发现，他是如此善于入世，一旦有了机会，马上就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我尊重他的选择，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人活着，不为了折腾，为了什么呢？
我突然想通了。他是那种极端的聪明人，当年我用血气，用心灵与现实缠斗，而他不是，他或许真陷进去了，但也能自在地出来。他用游戏，用嘲讽跟现实战斗，并且时时取得上风。因为他只是个虚影，他本人永远躲在假象之后，把观众，把现实，把我当年不能战胜的世俗玩到了家。
如果真是这样，我算对他佩服到家了。
就算不是这样，他要成为一个自己口中的戏子，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也做到了许多许多。他如此舍得，如此放得开，是强硬而脆弱，狂放而敏感的我决不可能做到的。我对自己做不到而别人能做到的事一直抱有敬意，我尊重那些了不起的家伙们。所以我也佩服雪村，真心实意地。
我想起当年，八九年一月，我必须从北大滚蛋了。我要走，校卫队要抓我，我已经不是北大学生，我在北京没有根，他们想把我关起来，甚至遣送回去，我会失去自由，失去流浪的权利。燕浪的兄弟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来送我，掩护我离开。我走下42楼黑黢黢的楼道，走出小南门。只要一出这扇门，我就安全了，北大就不能再欺负我了。
几个哥们给我买了些吃的，还有个女孩过来，塞给我一本她写的诗集。我想起半年前被开除的时候，送我的人要多得多，他们扯了一大块白布，一幢幢宿舍挨门挨户找人签名，要校方留下我。我太愚昧，居然把那块白布交了上去。
我突然看见了韩剑。我记得刚才在403已经跟他告别过了。看来他还是很够哥们。韩剑朝我走来。照样很瘦，拧着脖子，低着头，很希特勒地东看西看。我刚要开口感谢他收留我半年，他却把一卷纸塞到我手上，我还以为他也开始写诗了，很高兴。
你把这个拿着，韩剑低声地说。
好好，我回去好好给你看看，我以一种导师的口吻说。
不，你搞错了，韩剑望着别处，急促地说，这个是《出租车》的歌谱，你回成都以后，想办法去发表，就说是你写的。
什么？我一惊。
韩剑换了个方向，继续望着别处：你拿去唱，拿去出版，怎么用都可以，只要能帮上你，就行。
我愣了片刻，突然用力搂住他，在他背上使劲拍了好几下。
我哈哈笑起来。
好兄弟，我咬牙切齿地说。
我眼睛很烫，急忙转过身，盯着北大低矮的校门，和远远近近的积雪。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大概是因为泪水，也是因为不可预知的未来。夜光在四周升起，朋友和路人围绕着我，背负着各自光怪陆离的命运。我跟如此亲近的哥们分手，心如刀绞，却要强自镇静，恪守一种虚弱的尊严。我是被自己击败的肄业生，是被北大误解的才子，是他们心目中的邪恶偶像，是生死都要轰轰烈烈的英雄。
332马上就要来了，我要在这个阴沉而冷冽的夜晚，坐上三十六个小时的硬座，回到家乡。而我再来的时候，还有力气玩下去吗？人间是用来游戏的，只不过我经常把自己玩了进去，还看不清楚，还因为看不清楚而痛苦，而迷失，而等到我看清楚后，却更加痛苦，更加迷失。我满心伤感，充满离情，也充满了磅礴的斗志，决意从这一刻开始，对自己狠辣下去。我一定要从中找到快乐，变得强大，不然，决不罢休。
我应该在什么快乐的地方独自静默
目光忧伤使和我
一起的人都忧郁
我应该在什么寂寞的地方独自狂放
姿容丰雅使觐见我者
一并怀古
我应该在什么都不是的地方独自诞生
气势奔涌使凡者
黯然哀愁生命
我应该在什么都是的地方独自坐化
怀揽云天使伟人
感到我是一个伟人
——《自嘲，1986.2》
2003-10-16
都是因为晚上的月亮太冷了我们打了一个赌而我又胜了
都是因为那天我的一首诗不知怎么又写到了你
精彩的梦中本不该牵涉许许多多事的
那天晚上又一阵风刮过藤蔓
在唱不完的夜歌中
轻轻淡去
——《夜谷山歌，1985.12》
八八年夏天，北大很热。四处的核桃树结了拳头大的果子，男孩女孩们扬着竹竿，打得头上手上一片鲜亮的绿浆。晕红晕红的合欢花开够了，就轻轻掉下来，艳艳的一地。我去图书馆还书，丢了几本，以为要赔，馆员却一反常态，让我马上办完手续走人。我知道，俄语系肯定跟他们打了招呼。我在他们眼中已经是一尊瘟神，需要尽快赶走，永远也不要回来。他们甚至跟我父母联系，替我找了个川北山沟里异常偏僻的矿山，要我去那里呆一辈子。
我当然不会去，打死也不去。我决不会离开北京，我不能没有它，我觉得它也不能没有我。
几个哥们，姚昕，邢涛，纪江红跟我一起到了成都，玩了一通，我跟姚昕说，帮我骗骗父母，就说在中关村替我找到了工作。父母相信了，我赶紧逃也似地坐上火车，回到北京，回到北大。
那时候正是暑假。校园里很空旷，时不时遇上几个熟人，问我怎么样了，我说挺好的，在准备考研究生。我住在姚昕替我找的宿舍，一天到晚写诗，还写小说。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让我生存下来。我的前途一片茫然，但并不慌乱，因为我有诗，所以就有梦想，还因为我年轻，有的是时间来挥霍。
暑假很快就要过去了。其间我跟姚昕闹了次别扭，是因为喝高了，跟两个来北大找我们的成都女孩玩牌，其中有一个打了我一耳光，我马上一耳光抽回过去，把她从桌子边上抽到床角。姚昕看不过去了，就要跟我决斗，后来被人劝开了，我们醉醺醺地抱头哭了一阵。我本来不喜欢打女人，那天不知怎么的就出手了，我感到非常奇怪。
那两个漂亮女孩的名字我后来忘了，只记得我给她们起的绰号，打我的那个白嫩，高挑，我叫她CIGARETTS，另一个有点矮，很丰满，我叫她MONEY。
姚昕宿舍的人回来了，我住不下去了。我很紧张。看来又要滚蛋了。回去怎么向家乡父老交待呢。我到处找人喝酒，喝得晕头转向，被不同的人救回去，第二天又幽灵似的在燕园里游荡。很多人都同情我，包括我一手教出来的燕浪诗社成员。但是他们帮不上我，他们自己也只是穷学生。
我脑子很晕。很多事好像非常可笑，但一旦降临到我身上，又非常可怕。我恍惚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游戏，声嘶力竭地冲撞着，撕斗着，跟它血肉粘连，牢不可分。我很想逃，但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
有一天，我跟一帮西语系的孩子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其间有个瘦瘦的家伙突然站出来，说，你要不嫌弃，就到我们宿舍住吧。
什么？我醉眼惺忪，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在42楼403，那边很偏僻，校卫队过不来，我们班的班主任也不来视察，床也空着几张，那孩子诚恳地说，你过来吧，先住下，慢慢想办法。
这个梦真美，我喃喃感慨着，千万别让我醒来，弟兄们。
我听见周围在笑，不过不是系里那种轻蔑的，如释重负的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哥们的笑。我费力地抬起头，看见一个很白，很瘦，眼睛很大，有点像希特勒的家伙。
我认识他，他叫做韩剑。
十几年后，他叫做雪村。
我的全部家当，除了几床被褥，和几本花了四年功夫写成的诗集，就没什么别的了。我很快就搬到了42楼403。新学期又要开始了。他们是八七级。我住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韩剑，另一个是张学锋，也是个很不错的哥们。他没有阻止韩剑让我搬进去住，我很感谢他，我们也很快成了朋友。
开头几天比较安静。我请他们喝酒，吃饭，我不耍酒疯的时候很豪爽，很梗直，很叛逆，感觉是他们的偶像，因为做了许多他们想做而未能真做的事。
那个年代，诗歌还在大行其道。我被俄语系抛弃，但却是有名的校园诗人，周围有一大帮跟随者。八六年，我是五四文学社的常务副社长，但是很多别的系都不太满意中文系对诗歌，对文学的垄断，所以，我们七个外语系和国政系的家伙成立了燕浪诗社，举办了北京第一届大学生文学艺术节，请来了北岛顾城舒婷马原残雪李陀史铁生刘晓波和许多艺术家办讲座，搞画展，搞演讲，放映前卫电影，玩行为艺术，闹得非常红火。燕浪因而蜚声校园诗坛，许多五四文学社的都纷纷加入，喧嚣一时。两年后，其他六个毕业走了，我退学了，但赖在学校，还有些势力。某个哥们后来说我具有某种“领袖气质”，西渡在《北大往事》里说我“手把手教社员写诗，”而我常常兴之所至，招手一呼，就有一大帮外语系中文系的呼啸而来，把酒尽欢。我到了韩剑宿舍后，他们便经常来看我。我有一种掌门的错觉，很是威风，这让韩剑和张学锋也对我充满了尊敬。这种虚幻的东西，成为我在那个年代最大的精神支柱。
而那时候，只要有点精神，就能活得挺自在。
校园里突然掀起了一阵生意风。每个学生手上一夜之间突然有了许多汽车，BB机，粮油食品，以及某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超级商品。还听说有人一夜之间成了万元户。八八年，万元户的概念就是现在的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韩剑也热情地投身进去。我在宿舍仓促地写诗，写歌，他每天上自习回来，嘴里全是蓝鸟尼桑夏利，说得我一愣一愣的。
你玩不玩？做成一笔，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我做不来，我说。
我们班上有俩，马上就要成了，韩剑说。
你不是说他们做来做去，花了不少钱请客，看货的时候却发现是同一家吗？我很怀疑地说。
哦，那我记错了！韩剑说，我说的是另一对。
我宽厚地笑笑，不再劝他。我知道这种东西很不可靠，但是，那时候我们内心虽然强硬，却很脆弱。他能做这些事，能从中感到快乐，我为什么要败他的兴呢？反正大家都在玩空手道，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有一点他说得很对，真要做成一笔，就会大功告成，彻底翻身。那个年代我们精神生活非常丰富，但物质生活实在不怎么样。我从一年级开始，基本上每天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总是吃不饱。相对于已经很低的菜价，家里寄来的生活费已经不少了，但我还是饿。白天不管吃多少，到了晚上，肯定要饿，而且饿得不行。我那时候想，要是每天想吃鸡蛋就吃鸡蛋，想吃扒肉条就吃扒肉条，想吃小炒就吃小炒，每天吃得满嘴油光，肚子溜圆，对于正在猖狂发育的身体，该是多么大的帮助。
……
不过很容易出来听雨的。有山风把你当作玫瑰了，它栖息的草丛便沉淀下叹息一般的褐土。风从地下传到湖里，湖中就不再有细碎的涟漪。有人从你的背影里拾起一个微笑，看了一看，又丢掉了。
我亲爱的夏风该开靥了。春天过去，俄文楼前高贵的银杏已绿荫如海，碧波荡漾在方砖上，远一点的湖中，游动的草荇间，正下雨，沾着花伞下的头发，少女的倒影落在地上，然后慢慢地走远了。溅起的两颗水花在平宁的鸽哨里跳舞。一切都很寂静，假如彩缎一样的红玫瑰还没有开放；一切都很寂寞，假如少女告诉你俄文楼的玫瑰将艳艳地开放，又将艳艳地谢去。
——《红玫瑰，1986.4》
西语系很神，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众多门派，燕浪七子中，他们占有三个，都是我喜欢的家伙。我跟中文系和英语系的哥们很好，但是，中文系的好像在文学上总有点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英语系的又有点装腔作势的假洋鬼子劲儿。西语系的呢，本分，踏实，又活泛，能喝酒能写诗能侃大山能踢球能打羽毛球，很多地方跟我臭味相投。
还有更怪的。我搬到42楼后，同一层的德语专业出了个神经病，姓李，见我喜欢音乐，还经常自己写歌，就想卖给我一把电吉他，说是一百五就卖，还带个音箱。那是我们很少看见的东西。我很喜欢，但是没钱。他就一天到晚提着那把琴，在韩剑宿舍弹，他弹得不太好，我听起来很费劲，但又不好意思赶走他。
我们有时候也把他的吉他拿过来，自己弹。电吉他的声音共鸣很长，有荡荡的回音，掩饰在我们的歌声里，效果就很不一样。我想，如果有条件，成立一个乐队，该多好。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听甲壳虫，听滚石，我知道要玩乐队很不现实，但如果玩起来，肯定是一种无比美好的事业。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韩剑的音乐才能的。
我在退学之前，就喜欢抱一把吉他去草坪上跟人查琴。那时候，图书馆草坪上，是校园民谣最早的发源地。很多校内校外的高手云集，谁的支持者多，谁就最牛逼。我吉他技术很一般，是自学的，但我能写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旋律，配上诗意浓郁的歌词，别人很难学，只能佩服，所以，我是公认的高手。
有一天，我查琴归来，发现韩剑抱着一把琵琶，正在403悠然自得地弹《十面埋伏》。我非常吃惊，因为他弹得非常流畅，泼辣，乐感非常好。
你也玩音乐？我说。
家传。韩剑矜持地说。
会弹吉他吗？
会一点。
我马上冲到隔壁，抱了另一把吉他过来。韩剑眼睛一亮，顺手就开弹肯尼罗杰斯的《Lady》。他梗着脖子，两手萁张，霸道地捏着琴颈，但手上嘴里出来的动静实在太好听了。我惊呆了，我没想到，他的音色如此磁性，灵动，我在周围一帮人里从未见过。
你是怎么扒下这些和弦的？我羡慕地说。
这还不简单？韩剑牛逼烘烘地，夸张地说。
我真佩服你，我直爽地说。
你也不错！韩剑大咧咧地说，你能自己写歌。
我们后来就经常一起唱歌。相比于除了写诗写歌就无所事事的我，韩剑算是个乖孩子，每天按时上课，按时自习，所以我们只能在他下了晚自习后，抱着两把吉他，来一些尽情的合奏。比韩剑高一级的戴永沪，是个笑口常开的家伙，非常迷恋古典吉他，经常评价我跟韩剑，说，你丫很牛逼，激情四溢，非常感染人，而韩剑则是音乐上非常舒服，乐感很强，你们俩在一起，简直要把女生们全都抢光了！
韩剑很快就写出了两首歌，一首是《出租车》，写女孩被大款抢走的痛苦，一首是《故乡》，写童年的往事。我很喜欢《出租车》，韩剑用了李宗盛的某些说唱手法，娓娓道来，幽默之中浸润着伤感，伤感后又显得很大老爷们。
一个爱的故事 已经讲完
一个离别的故事 正在发生
我们站在你家门口 抽着两支烟
来了一辆出租车 一切就全部改变……
现在我还记得这几句歌词，以及韩剑歪着头，梗着脖子的样子。如果他不开口唱歌，我会认为他在准备跟人打架。但是歌声轻轻地飘起来了，韩剑音色低抑而磁性，尾音很短，干净利落地忧伤着。那个时候，他刚刚二十岁。这首歌如此强颜欢笑，让我怀疑那个薄情的女人在他生活中真有其人，正如总有很多薄情的女人在我们的青春中来去自如，无法无天一样。
我拿手的作品是《梦的星球》和《小飞蛾》。是一种毫无顾忌的抒情，基本上是在唱我的诗。我不在乎流传，只是要让别人觉得我会写歌，我很牛逼。我们在暗地里叫劲，但更多是互相的鼓励，赞美。限于当时的环境，我们的创作不能更加深入，彻底，专业，但是，已经有很多美丽的作品，在远方朦胧地呆着，等着我们去发现。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在那些寒风怒号，酒意上冲的夜晚，十二点以后熄灯了，我们坐在金黄的烛光下，一屋子都是燕浪的男孩女孩，以及楼道里闻声而来的哥们，一双双比烛火更亮的眼睛，一张张年轻得能掐出水的脸，都很投入，很安静，很沉醉。那是我残破的黄金年代，真心诚意，纯净见底。
慢慢地，跟韩剑熟了，成了很知心的哥们。唯一缺陷的，是他不会写诗，而我自以为是北大的桂冠诗人。我不会收敛，在跟燕浪们高谈阔论的时候时常流露出对他的轻视，韩剑肯定别扭。于是有一次，他盛情邀请我去他家。
我们坐了半天车，到了海军大院。转过一些树荫浓密的院子，进了他家门，看到一位潇洒气派，豪情大发的中年人正挥毫作画，兴致勃勃。一方山水，几处农家小院，在他笔下，也是一派大气象。
我爸正高兴呢，这时候你可以向他求画！韩剑扯了扯我衣角，神秘地说。
那一刻，我深深感到，他是多么崇拜父亲。
我还知道眼前这位中年人，就是刚发表了《凯旋在子夜》的韩静霆，是个蜚声文坛的大作家。
我一向不善于奉承别人，但他画得实在太畅快，太潇洒，笔走龙蛇，荡气回肠，我还从没亲眼见过国画高手如此作画，因而只顾睁大双眼，忘了韩剑要我求画的事。当然，也可能是我突然之间傲骨发作，逆反了一把。
韩静霆画完一幅泼墨山水，停下笔。韩剑急忙跟他介绍了我。我向他问好，他微笑地望着我：韩剑说你是北大才子。
哪里，我有点慌乱，我只不过喜欢写诗。
写诗挺好，你们正是写诗的年龄，他若有所思，韩剑不懂事，太调皮，你比他大，要多提醒他。
我一时间非常惭愧。我本来想向他请教一些文学上的问题，虽然我很狂，但也知道不是主流，很想寻找到一些突破口。而我如此放浪不羁，叛逆反动，他居然要我提醒几乎是乖孩子的韩剑，实在令我汗颜。
我愈发拘束，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吃的是阿姨精心调制的打卤面，简单而筋到，充满了黄瓜的鲜香。韩静霆是那种得了道的真人，一点一滴，丝丝缕缕，他都能说得妙趣横生，活灵活现。我想，这就是作家的素质吧，这跟写诗，跟写我那种现代诗，是多么不同啊，我只需要灵感，只需要对事物高度的概括，幻想，总结，构造，而他呢，则不急不徐，向读者讲述了这件事物的来龙去脉，附带一点演绎，缥缈而神秘，又充满悬念，令人回味。
我突然想，我的诗虽然好评如潮，但节奏却有些焦虑，仓促，内容也只有唯美，而缺少一种沉淀，凝重。美丽就是一切吗，梦幻就是我追求的文学终极吗，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过后，韩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时候的北大，还没有奔驰宝马每天晚上停在35楼36楼下，等着把漂亮姑娘接走。那时候争夺女孩最重要的，除了前途，就是才华。
韩剑班上过元旦，也叫我去参加。其间有个漂亮的女孩，穿着雪白的长裙，在晚会上跳芭蕾舞。她一看就没经过什么专业训练，但份儿很正，跳得非常投入。她跳完舞，就一直坐在我身边。我问她是不是听说过我，她点点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心头暖洋洋的，就吆喝韩剑，一起唱出租车，唱梦的星球，唱得满座彩声不绝。她还是不看我，只是看着自己颀长的手指，或者灰色的地面。我告诉她，我很忙，还要到英语系去赶场子唱约翰丹佛，她点点头，说，你去吧，你肯定能唱得很好。
你丫别跟人家来劲啊，回403以后，韩剑说。
不会的，我一无所有，配不上她，我说。
离开北大后，我主动给她写信，要求成为笔友。她马上就回信，看得出来很关心我的近况，并且对自己毕业后的出路感到迷茫，要我给她出主意。我当时在汽车厂当工人，每个月150块钱工资，但还是气吞山河，说我非常好，一切顺利，然后要她跟着感觉走自己喜欢的路。我感觉自己爱上了她，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爱，或许只是为了找到寄托，找到连接北大的一条纽带。我们通过很多信，她是北大的教工子弟，父母是教授。通了七八封的时候，我在信中说，我喜欢你，我愿意为了你重回北京，你如果同意，就回我这一封信，如果不同意，就别回了。
她就消失了。
她姓刘，我现在还保存着她的照片，是她那天晚上的舞姿。很奇怪的是，我明明记得她穿的是雪白的长裙，照片上的她却是淡紫色，笼罩在一片白亮的闪光灯里。她双手高高扬起，在头上汇聚成一个类似天使的造型。我还能记得起来的是，当时我跟韩剑都喜欢她挑选的伴奏音乐，那是胡利奥的一首歌，很巧，中文名叫做《聚光灯》。
三月是新叶一样的月份。三月的南桥布满集市，红藤缓缓溢上老墙，溢到白天去。而草地不是我们居住过的。只认为三月，我们的确在一个城市，一个都市；
粉红和粉黄的衬衫挂在手上。阳光清香而耀目。一切都清香而耀目。一切都走过集市，是在三月，树林和森林的藤蔓，茂密的三月，的同一个树林；
我是愿意在集市上化装成一只猛兽，比如花豹，悠扬地穿过灰楼，菜地，以及你的三月。三月你把新叶放在额上。飘动的三月衣衫飞落。我从后面看见你隐向踪迹。我是愿意我们在同一个城市，找得到你，找不到也能等到的一个城市；
直到三月。粉红或粉黄的光闪上面颊。当你又一次生长后，我就像一只猛兽冲进树林。南桥的人充满记忆。他们从山上下来，使我认为什么都是欢乐。
——《三月，1986.1》
很多哥们都在帮我，但我什么也不想干，除了写诗。朱军帮我找工作，被我拒绝了。许雷的父亲，一位和蔼的长者，愿意资助我考研究生，被我拒绝了。有些朋友介绍我去杂志发表作品，我牛逼烘烘说不爱去。我要成为一个囚徒，要把自己逼到绝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我那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写了很多诗，没日没夜地写，写得奇诡绚丽，彻底超现实。工人出版社的高晓岩后来评价我当时的作品是：在提高汉语的美丽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我知道他在挤兑我，他更喜欢有力量，有哲学的作品。但我不能，我想脱离开现实和梦境，却始终被现实桎梏，束手束脚。我想自己造个游戏，或者自己制定一套游戏规则，却被游戏玩得五迷三道，找不着北。
我喝酒渐渐成了习惯，一般是每天下午睡醒以后，开始找人喝，喝得有点意思了，就找人写诗，或者找女孩子玩。那时候的玩，除了去跳舞，一般连手都不碰。我却很满足，我还能得到许多女孩的喜爱，这也是件好事。跳完舞了，我就继续喝，喝二锅头，喝高粱酒，总之是一切便宜的东西。喝醉了，吐一阵，发一阵疯，然后就睡着了。醒来以后，接着喝。我有次两个礼拜都这么下来，没有钱吃饭，同乡姜蓓上来看我，发现我很惨，就去给我买了两只烧鸡，我大喜，三下五除二吃下去，却因为饿的时间太长，胃受不了，立刻猛烈地呕吐了。姜蓓眼睁睁看着我吃了多少吐了多少，难过得哭了起来，我却安慰他，无非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一类的话。
喝酒归喝酒，荒唐归荒唐，诗还是要写的，日子也还要过。我不断召集燕浪诗社的家伙们来403，一起探讨诗歌，并且尝试组织会议，把持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我在游戏里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但在某种跟现实相左的状态下，暂时还是正常的，还是受人尊敬的，还是能发现我自己的能量和用途的。我正朝着壮烈的方向奋勇直前，我对此深信不疑，并充满烈士般的豪情和使命感。
我们照过一张照片。我把蜡烛滴在扫帚上，然后站在凳子上，背靠着一片早已画好的血红墙壁，怒目圆睁，满脸惊惶，非常夸张地把扫帚顶在下身，变成一根超级大阳具。我要用这么大的家伙去强奸这个现实，强奸玩弄我的一切。这张照片让西语系的哥们拿去，不知道去哪里洗出来了，给很多人都发了。我在照片上很干瘦，很亢奋，彷佛正在达到高潮。很多年后，我看见它，惊诧得眼珠子差点掉下来。我从没想过，我还有过那么嫩，那么帅的时刻。
有力气的时候，我还是喜欢踢球，打羽毛球，也经常跟别人打架。有段时间，韩剑晚自习回来，看见我气喘吁吁，正在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地方涂药，就问我，我也不爱多说，有时候他问多了，我还冲他发脾气：你丫管这么多干什么？累不累啊，操！
今儿这是怎么了？韩剑低着头，四下里瞅着，火药味儿怎么这么大？
我有些内疚，但什么也不说。他绝对够哥们，绝对仁至义尽了，我为什么还要折磨他？许多时候，我喝高了，砸酒瓶子，狂叫怒骂，我给墙壁刷得狼藉一片，他也从来不跟我斗嘴，从来不叫我滚蛋，而是在一旁安静地坐着，冷静地抽着烟，一言不发。我目空一切，经常吹牛逼，他也不点破，实在不耐烦了，他就抱起吉他，轻轻地弹唱我们的歌。我干不过社会，就拿他出气，我从来没有这么懦弱。我以为我很强大，具有无与伦比的内心，但却异常神经过敏，鬼迷心窍。我的修炼还差得远。我需要一大把钉子，生生钉进我的心，密密麻麻地钉进去，把它变成一块钢板。但那个时候，我实在做不到这些。我非常任性，恣意伤害无数对我好的人，包括韩剑。他那么回护我，帮助我，我却当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是天才，而别人天生就是该为我服务的。这种心理，要到很久以后，我才会发现是多么可笑，多么荒唐。
韩剑班上还有个女生喜欢过我。但我并不是很喜欢她，因为她戴眼镜。她常常为了听我侃诗逃课。我一边自豪，一边对她说，你不要像我，你一定要毕业啊，这年头，没有工作，多难受啊。她听进去了，但是又经常不晚自习了，常常在韩剑和张学锋去晚自习的时候，偷偷溜进403，坐在我床前，看着我入睡。我本来没有发觉，但是有一次我昏昏沉沉醒过来，见她眼巴巴坐在我面前，目不转睛瞪着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说。
我爱你，她说。
我要滚蛋的前一天，准备把她弄过来办了，作为对我离开北大的纪念。我把一切都想得很好，但等她过来的时候，我又犹豫起来。我知道她也很喜欢北京，肯定要留在这里，如果我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你今天怎么神神秘秘的，她问。
我想上你。
你爱我吗？
我想了半天，我爱，我要对你好，我去去就回来。
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卑劣。
如果你只想跟我来一下，她说，我可以给你，我还是处女；但是，如果你这么说，我不能给你。
我有点如释重负，好吧，那你走吧。
你不要我了？她说。
不，我只不过不想骗你了。我说。
她微微叹了一口气，在昏暗的烛光下，慢慢解开了她的外衣，又慢慢解开了她自己。
韩剑们后来回宿舍，脸上都挂着一种诡异的笑容。我告诉他们，没什么事，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他们还是坏笑。
我赌咒发誓，绝对没上。
他们的坏笑变成了冷笑。
我没办法，只好坐下来，抱起吉他。我们很有一阵没有合作了，都是各玩各的，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合一下。
那天，我们唱了整整一夜。先是那些老歌，李宗盛，罗大佑，李寿全，齐秦，甲壳虫，罗杰斯，然后是几首不成熟的新作，然后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梦的星球》和《出租车》。韩剑帮我发现了几个很不错的和弦，不和谐的进行中，有种凄切的味道。我急忙用上，果然不错。我想，流行音乐玩的就是味道，和弦好了，味道就更好。很久以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的正确性。越通乐理，在音乐上走得越深，就越有发展余地，也越容易带来灵感。许健强说，某个和声，某个音色，都会给他带来一首歌。我也是这样。我想，韩剑也是。
韩剑的另一首《童年》，我不太喜欢那个词。说什么回去了，站在爱人坟头，我觉得那太沧桑，而且不真实，我们虽然混得不怎么样，毕竟很年轻，还经历不到那些事情。
亏你还是个诗人，韩剑说，你就不能想象一下吗？
想象也要美的东西，不能想得太凄惨。我说。
悲剧的美，才是最美的，韩剑很不服气。
那也要看是什么地方，我说，你这旋律这么欢乐，悲得起来吗？
我想，从那个时候起，我发现了他音乐中的某种平民的快乐。那是天生的，可以解释成他热爱生活，热爱世俗，也可以说明他天生具有某种强大的商业性。比如，我更喜欢罗大佑，而觉得李宗盛有点世俗，他却觉得李宗盛的更能深入人心，不像罗大佑的，还要绕个弯子。我说艺术就是要绕着弯子玩，他却说那只是我崇尚的，而不是广大老百姓喜欢的。我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但也没辙，因为我驳不过他。
不过，他虽然俗，却不是恶俗，而是有一种朴素的美，俗得雅致，不动声色。
还有一点，他的乐感比我好。我是利用音乐来宣泄内心的灵意，音乐于我来说，只是实现自我的手段之一。而他，天生就是属于音乐的。我的音乐，用来抒解痛苦，而他的音乐，用来展现欢乐。
风声渐渐紧起来。快到年底了，校外流氓跟学生打架，出了两个重伤。据说某些学生藏匿了流氓，于是校卫队忙乎起来，每个宿舍都查，当然也查到了荒僻的403。幸好韩剑让戴永沪赶回来通风报信，我急忙闪开，躲过了一劫。
几天之后，他们的班主任听说这个楼里收留了一个校外人员，马上过来查看，这一次抓了个正着。我正跟韩剑，还有英语系的高峰枫唱歌，见他来了，也不搭理。班主任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很义气，听说过我的一些往事，他的同学也曾在那块白布上签过名，所以也不怎么逼我，而是静静地坐着，听我们唱出租车，唱星球，唱爱情小飞蛾，唱罗大佑李宗盛和外语歌。他听了一晚上，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走了。
我必须离开北大了。我必须回四川，重新修整一下自己，再想办法杀回来。我不会放弃北京，但此刻不能在这种危险中生存下去，我已经不是修炼，而是堕落，这种堕落是身体的，意志的，更是内心的。我决不能让世俗扼杀自己的才华。
这一点，在我最不懂事，最任性，最艰难的各种时刻里，始终是我生活的第一要义。
R在我手里犹如一只红色的火貂
又像一只帆船
从水上回来 运了一舱的火貂。
在那些有禁区的夜里
我急急忙忙地走过旧事
把R放养在浓密的丁香花荫下
或者朴旧的古水池边
R像一只旧船上的火貂。
并且，那时我们沉默着来来去去
途中遇上很多的商船
走我们这条水路
我抬头像一片帆落下
惊起火红色的旧事
使它们四处逃散。
——《火貂，1987.9》
五六年之后，我进入流行音乐圈，见过两次韩剑。一次是在长椿街那边，当时我寄居在别人家里，正在卧薪尝胆，怀才不遇。我跟许雷去逛书店，骑着车，在一个路口遇见了他。他很着急的样子，说要去给一个哥们帮忙。我问他的境况，他说他也退学了，我很吃惊，马上想到是不是受了我的坏影响。他说不是，只是不想读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就匆匆分手了。
另一次，是后来给美少女写歌的仲衡开一个雅马哈合成器演示会，圈里许多人都去了。我已经有《柔情》和《水乡》出台，风头正劲。中场休息，我在大门口遇见了韩剑。他已经写出了《梅》这样的作品，但还半温不火。他告诉我，起了个艺名，叫雪村，这让我感到有些陌生。
你丫也会附庸风雅啊，我打趣说。
我喜欢这个名字，雪村坚定地说。
我现在写来，感觉自己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不知道在后来春风得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帮助他。我有很多机会，在王晓京那里，在大地，在恒星的时候。我可能成天生活在酒精，赞美，女人和其他毒药里，脑子坏了，虽然有很多灵感，却狂妄，自私，当然，也可能是太过自我，毫不顾及人情世故，错过了很多广结善缘的机会。当我停下来，重新审视自我，整顿过去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切如此荒诞，像一个玩不到尽头的游戏，稍稍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
雪村现在已经大红大紫了，也很嚣张，也很狂妄，还说要拿诺贝尔，根本就不需要我帮什么，甚至不想听见这些，但我还是要说，我在欣赏他才华的同时，又对他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歉疚。
我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我们赖以生存的游戏，虽然霸道，独裁，但却有朴实，本能的游戏规则，谁玩对了，那就走运。雷立刚有一次夸我，说一个人的成功始于性格的成功，我却没有告诉他，从前我是个什么样的浑人。
后来，金兆钧说要搞ZHONGO网，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时迷上了小说，忙着写很多东西，犹豫了半天，还是没能去。金兆钧说，雪村已经过去了，办事很地道，帮了很多忙。我很羡慕，他又说，雪村已经是超级电脑高手，认识一大帮了不起的黑客。我更是向往。但约了好几次去拜访，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耽误了下来。
这之后不久，跟我合作《了了》的网友Echoshadow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说有首歌非常火，叫做《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第一遍，我听得哈哈大笑，第二遍，我听出了雪村的声音。第三遍，我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口水歌，根本不能火起来。
雪村正在一些影视剧中展现自己的才华。跟我当年的认识有点偏差，就是风格更加夸张，诙谐，更加贴近老百姓。我想，《活雷锋》要能找个影视剧一贴，说不定还能传唱一番。
一个星期后，等第十个网友给我隆重介绍《活雷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雪村这次是真的要火了。
我静下心来，又听了好几遍，感觉这是一种崭新的风格，一种具有杀伤力的东西，就像当年，他在唱出租车的时候。它如此适合我们这个需要快餐和宣泄的时代，又如此把握分寸，妙到颠毫。
金兆钧说，五年前，雪村就录了这歌，拿出去的时候，到处碰壁。
我说，那是因为没到时候。
我们后来吃过一次饭，是王晓峰组的局，还有李方参加。雪村要请客，我说，我来吧。雪村挎了个破旧的绿书包，踌躇满志地来了。坐下来以后，我们寒暄着，礼貌着，突然感觉，有点说不上话了。我们之间已经相当陌生，不仅没有亲切，还有他面向一切的怀疑的眼光。
我感觉他有点像苦大仇深的穷孩子，突然家财万贯，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不好说他，毕竟这么多年，我们相隔越来越远，而人各有志，除了一些淡薄的记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把我们联系到一起。
我们都很捧他，但他还是埋怨李方没有给他做宣传。李方当年在大学里是个很朴实很踏实写诗的家伙，而现在，也是个很朴实，很踏实的新闻人，时评家。日子就是这么奇妙，有的人变化巨大，而有的人却怎么也是那副样子。
吃了半天，雪村突然冒出一句：哥们我，终于他妈的，火啦！
他那种恶狠狠的姿态，令我很不舒服。不是说他小人得志，而是他令我感到这个世界如此善变，这个社会如此荒诞，荒诞得如此不真实。
再后来，就是有个深夜，我写累了，打开电视散散心，突然看见了雪村在湖南卫视做节目。我异常吃惊，因为他穿着旗袍，烫着刨花头，装扮成一个看上去很恶心的女人。我想，这不是我们当年非常厌恶的恶俗吗？
过了几天，我又在北京台看见他这样的打扮，我看见他在台上非常努力，非常到位，感觉也非常好。
我开始关注他的专访，他流产的电视剧，他的豪言壮语，包括他不小心说错话得罪人。我发现，他是如此善于入世，一旦有了机会，马上就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我尊重他的选择，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人活着，不为了折腾，为了什么呢？
我突然想通了。他是那种极端的聪明人，当年我用血气，用心灵与现实缠斗，而他不是，他或许真陷进去了，但也能自在地出来。他用游戏，用嘲讽跟现实战斗，并且时时取得上风。因为他只是个虚影，他本人永远躲在假象之后，把观众，把现实，把我当年不能战胜的世俗玩到了家。
如果真是这样，我算对他佩服到家了。
就算不是这样，他要成为一个自己口中的戏子，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也做到了许多许多。他如此舍得，如此放得开，是强硬而脆弱，狂放而敏感的我决不可能做到的。我对自己做不到而别人能做到的事一直抱有敬意，我尊重那些了不起的家伙们。所以我也佩服雪村，真心实意地。
我想起当年，八九年一月，我必须从北大滚蛋了。我要走，校卫队要抓我，我已经不是北大学生，我在北京没有根，他们想把我关起来，甚至遣送回去，我会失去自由，失去流浪的权利。燕浪的兄弟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来送我，掩护我离开。我走下42楼黑黢黢的楼道，走出小南门。只要一出这扇门，我就安全了，北大就不能再欺负我了。
几个哥们给我买了些吃的，还有个女孩过来，塞给我一本她写的诗集。我想起半年前被开除的时候，送我的人要多得多，他们扯了一大块白布，一幢幢宿舍挨门挨户找人签名，要校方留下我。我太愚昧，居然把那块白布交了上去。
我突然看见了韩剑。我记得刚才在403已经跟他告别过了。看来他还是很够哥们。韩剑朝我走来。照样很瘦，拧着脖子，低着头，很希特勒地东看西看。我刚要开口感谢他收留我半年，他却把一卷纸塞到我手上，我还以为他也开始写诗了，很高兴。
你把这个拿着，韩剑低声地说。
好好，我回去好好给你看看，我以一种导师的口吻说。
不，你搞错了，韩剑望着别处，急促地说，这个是《出租车》的歌谱，你回成都以后，想办法去发表，就说是你写的。
什么？我一惊。
韩剑换了个方向，继续望着别处：你拿去唱，拿去出版，怎么用都可以，只要能帮上你，就行。
我愣了片刻，突然用力搂住他，在他背上使劲拍了好几下。
我哈哈笑起来。
好兄弟，我咬牙切齿地说。
我眼睛很烫，急忙转过身，盯着北大低矮的校门，和远远近近的积雪。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大概是因为泪水，也是因为不可预知的未来。夜光在四周升起，朋友和路人围绕着我，背负着各自光怪陆离的命运。我跟如此亲近的哥们分手，心如刀绞，却要强自镇静，恪守一种虚弱的尊严。我是被自己击败的肄业生，是被北大误解的才子，是他们心目中的邪恶偶像，是生死都要轰轰烈烈的英雄。
332马上就要来了，我要在这个阴沉而冷冽的夜晚，坐上三十六个小时的硬座，回到家乡。而我再来的时候，还有力气玩下去吗？人间是用来游戏的，只不过我经常把自己玩了进去，还看不清楚，还因为看不清楚而痛苦，而迷失，而等到我看清楚后，却更加痛苦，更加迷失。我满心伤感，充满离情，也充满了磅礴的斗志，决意从这一刻开始，对自己狠辣下去。我一定要从中找到快乐，变得强大，不然，决不罢休。
我应该在什么快乐的地方独自静默
目光忧伤使和我
一起的人都忧郁
我应该在什么寂寞的地方独自狂放
姿容丰雅使觐见我者
一并怀古
我应该在什么都不是的地方独自诞生
气势奔涌使凡者
黯然哀愁生命
我应该在什么都是的地方独自坐化
怀揽云天使伟人
感到我是一个伟人
——《自嘲，1986.2》
2003-10-16